国内外《淮南子》英译出版及学界接受对比研究——以国内全译本Huai Nan Zi和国外全译本The Huainanzi为例

《淮南子》国内传承和国外译介落后于先秦诸子典籍。通过对比国内第一个英语全译本翟译本“Huai Nan Zi”与国外第一个英语全译本马译本“The Huainanzi”发现:二者都走了品牌出版路线,对首版发行量都进行了较为理性的控制;但首次出版后的实际销售量以及再次印刷数量,前者要次于后者。从同行评价角度分析,翟译本在国内外均未能引起应有关注,马译本则赢得了一定数量、评价较高的正式评论。从典籍译介初衷而言,翟译本在国外几近无人问津的窘况理应引起译者、赞助人、出版社乃至有关方的认真反省,而不应仅限于译者和学界努力。

术语英译中学者型译者身份与译者行为关系研究——以《淮南子》两译本中古代天文术语英译为例

2010年《淮南子》两部英译本问世,分别来自美国学者约翰·马绛团队和中国学者翟江月、牟爱鹏。基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本研究对马译本和翟译本中230个天文术语英译的译者行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翻译内两译本均呈现“求真为本,求真兼顾务实”的译者行为倾向,仅马译本有“译外超务实”倾向;学者型译者身份下“学者”和“译者”角色对两译本译者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同,马译本充分保留“学者”特色,翟译本恪守“译者”本分。本研究考察了相同译者身份下译者行为的异同,进一步揭示了译者角色在翻译内外对译者行为的不同影响。

论《淮南子》翻译中的变通问题

《淮南子》作为一部经典的哲学著作,其以独特的语言表达和深刻的思想文化而著名。可在译入语中往往没有与之对应的表达方式可供借鉴,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有必要变通,才能对之进行有效译介。客观上,变通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根源,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化、民族思维、民族身份等四个方面。深入考察《淮南子》全英译文,马绛领衔的译者团队在词、短语、句子、句群等四个层面都灵活运用了变通的方法策略。进而论之,原文的独特性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灵活变通,进行正确地“选择”和“适应”,从而产出在译入语语言文化中具有较强生命力的译文。

《淮南子》对外传播情势与译介传播策略研究

刘安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内容广博且深刻,遂成为“融汇百家”“博极古今”的鸿篇。《淮南子》对外传播符合我国提升文化自信的期许,而其传播过程与拉斯韦尔模式相耦合,涉及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应等五大环节。基于拉斯韦尔模式并借助FineBI等可视化工具分析《淮南子》对外传播情势,发现策略上宜从译介传播媒介多元化、译介传播内容丰富化、译介传播效应正向化等三个方面展开,集结多元力量进一步落实,方能促进《淮南子》有效“走出去”。

《淮南子》命名的演变及其定型

《淮南子》由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综合其他思想编撰而成。刘安最初将《淮南子》定名“鸿烈”,借此名彰显自身学术功绩与政治理想,又称《刘氏之书》。后因刘安谋反,刘向在校书时将其重新定名为“淮南”。经后世流传,“淮南子”逐渐成为通名。《淮南子》由于成书年代较早又久经流传,于是逐渐产生了诸多异名,如《淮南内》《淮南外》《淮南书》《淮南记》《淮南鸿烈》《刘安子》《淮南鸿烈解》等。其异名的致因可归纳为编撰者与书籍地位改变、误传、完善信息以及学者自创形成等原因。

秦汉时期“一”的图像与天下秩序: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中心

道家文本中的“一”往往被视为与“道”相同或者谓述“道”的概念,但在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代表的秦汉黄老学中,“一”有其独立的意涵与作用,而这又与对“天下秩序”的理解密切相关。《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将道家的宇宙论和阴阳术数思想结合,构建起一个以“一”为起点,以“数”为间架的宇宙体系。在这一宇宙体系中,万物相互关联、贯通、互为一体。在政治语境中,通过修身使自我转化为“一”被视为最高级的政治智慧。因为成为“一”的统治者能与事物一体相连、志意相通,并提供事物以自发实现完满与和谐的内在动力。

利用楚文字校读《淮南子》之“饥虎可尾”

《淮南子》中有句作“饥虎可尾”,在《淮南子》的各个注本中,注家对其多未讨论。现代的译注本中,学者们或把这句话解释为“饥饿的老虎尾随”,或解释为“牵着老虎尾巴”,均不甚妥帖。这里的“尾”应该读为“徙”,通“縰”或“躧”,训为踩踏、践踏义。楚文字中“徙”一般作“■”“■”等形,但有时会省去声符“少”,而直接写成“尾”。“饥虎可縰(躧)”应解释为饥饿待食的老虎也可以踩踏。

《淮南子》中的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纲”。汉代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形成与中华文化塑造奠基的重要阶段,《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景帝时期,以道家思想为主,融汇各家,其中的论述包含战国秦汉诸子对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构思,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部分特点在三种叙事模式下呈现:第一,在圣王叙事方面,圣王人化、“天命”与“德”紧密结合,共同塑造了古代早期的家国一体意识和引导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自立自强意识;第二,在“万物同源”的宇宙生成模式下,人与自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形成了绵延不绝的联系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推动了从古至今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和强化;第三,神话、想象、现实杂糅的记载,使文化渊源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物候风俗认可,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共同建设,最终在当代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

《淮南子》成语的源流演变

文章从历史维度剖析《淮南子》成语的源流演变过程,有助于汉语成语史的深入研究。以习用性、定型性、完整性和表意的双层性为成语的判定依据,统计得《淮南子》成语331条,其中源自先秦或同时期更早文献的成语211条,源于《淮南子》的成语120条。引申沿用类《淮南子》成语经直接引用、换字法、减字法、凝缩法、节录合并法、捏合法、调序法或综合法等八种方法构成,原创类则通过截取语句、改换语素或语序、添加语素、简括故事或浓缩语句等五种方式在后世被改造为成语。《淮南子》成语的演变以形式演变和语义演变为主,前者包括成语内部语素和语序上的变化,后者包括理性意义的演变和色彩意义的演变。

《淮南子》文旅品牌构建的创新实践研究

《淮南子》作为一本“绝代奇书”,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与人文价值,而其在消费文化领域的品牌号召力表现一般。文章运用大卫·艾克(David A.Aaker)的品牌识别理论,从产品层、组织层、人格层和符号层对《淮南子》的品牌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其存在着“模糊、分散,甚至不协调的品牌要素”,并因此主张构建《淮南子》品牌特色定位,创新核心产品和符号,关联延伸识别,在此基础上借助新媒介传播将《淮南子》打造成一张靓丽的文旅名片。

道事之间——《淮南子》为学思想研究

《淮南子》的作者群体的价值立场具有多元性,书中的为学思想因而具有矛盾的对立面。道家和儒家的两组作者,皆重视对生存世界的认知,但因持有不同的价值立场,以不同的视域观察生存世界,形成了不同的认知,在应世之策上产生了两种相异的“无为”观。

《淮南子》自然观念探赜——以《原道训》《主术训》《修务训》《泰族训》为中心

自然观念作为《淮南子》一书的重要思想观念,具有深刻性和系统性。在生成维度上,《淮南子》弱化了“道”直接派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意义,转而强调其存在论价值,从侧面肯定了万物之自生、自存;在化育维度上,《淮南子》通过对“神明”及“阴阳二气”的重新诠解,肯定了万物运动的自主、自决;在价值维度上,《淮南子》将天地万物按照其本性的存在状态归约为“道理之数”,强调人应因循自然,同时为了调和“无为”与“有为”之间的矛盾,《淮南子》又充分借鉴了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客观上推进了道家自然观念的发展。

新发现俄藏海源阁旧藏宋本《淮南子》考论

海源阁本旧藏宋版《淮南子》现存于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其上钤印累累,今根据印章推断出此宋本《淮南子》的递藏源流。现今流传的《四部丛刊》本《淮南子》实际上源于海源阁宋本,自《四部丛刊》本《淮南子》出版后,刘履芬影钞本即成为研究《淮南子》的主要参考宋本。但毕竟不是原本,其中多有谬误。现将海源阁本与《四部丛刊》本《淮南子》比勘,发现《四部丛刊》本存在误字和补写现象,海源阁本为校勘今本《淮南子》提供了不少异文,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

变译理论视域下《淮南子》文化专有项变译策略研究

译界对集道家之大成的《淮南子》关注不够,而其文化专有项作为汉语言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文化的“异质元素”,既是翻译难点,也是翻译初衷之所在。《淮南子》英译本尤其是新世纪之前的诸多节译本经梳理后,发现相关文化专有项翻译主要存在语义空缺、信息传达不明确、错译误译漏译等三类问题,理论上可运用变译理论的“增益”“减修”和“变异”策略应对。实践中,马绛在“增益”“减修”和“变异”三种翻译策略指导下灵活采用诸多手段翻译《淮南子》中的文化专有项,产生了翻译质量较高的译文。因此,基于变译之“策”灵活运用诸多手段翻译文化专有项,可有力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进而促进世界文化走向繁荣。

《淮南子》《黄帝内经》对地理环境的医学认识与应对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与《黄帝内经》就认识到了地理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密切关系,详细地论述了地理气候对人的体质、发病、治疗、情志、寿命多方面的影响。《黄帝内经》在《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易法方宜论》及五运六气七篇大论中,都论述了地理环境的医学意义,揭示了人类的生命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内在联系,提出明确的区位划分与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施治原则,强调“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原则要求。深入研究《淮南子》与《黄帝内经》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与应对,对于优化生态环境,促进人类自身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英语世界中的《淮南子》选译研究:从“《老子》注脚”到“主题研译”

《淮南子》成书于西汉初期,是汉初承续先秦,力求集各家之大成的鸿篇巨制,也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前,最后一部具有思想大综合特征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历史具有重要价值。英语世界对《淮南子》的译介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140余年的历史。在这期间,选译是《淮南子》译介的主流形式,有效地推动了《淮南子》在英语世界的研究与传播。英语世界中的《淮南子》选译活动经历了“《老子》注脚”与“主题研译”两个阶段,显示出清晰的发展脉络以及“研译一体”的基本特征,反映了不同历史条件下英语世界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态度与认知水平。对选译本的研究不仅可以挖掘《淮南子》典籍的多维价值及当代意义,也有利于揭示汉学翻译与汉学研究间的互动关系,为国内的古代典籍外译活动提供参考借鉴。

论汉学家译入中国典籍过程中的规范意识及其启示——以马绛英译《淮南子》为例

在翻译规范理论视域内翻译就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活动,译者往往会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接受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制约。具体到相对受欢迎的《淮南子》英译,马绛领衔的汉学家团队首先根据翻译政策和翻译直接性相关的预备规范选择出具有可译性的文本,然后遵循翻译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相关的初始规范,再参照母体规范和文本语言规范相关的操作规范,产出既服从源语文化规范又服从译语文化规范的规范译文。马绛等汉学家在译入《淮南子》过程中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规范意识,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国内学者主动译出中国典籍具有十分重要且具针对性的启示:国内译者需主动争取海外汉学家加盟,采取中外译者协同翻译的合作方式;需基于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具体内涵付诸于文本翻译实践;需将翻译规范内化于惯习,推动翻译场域的整体运作,以期产出能够有效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经典译文。

阴阳生律·以数定律·律历合一——《淮南子》音律观念的文化学透视

《淮南子》是秦汉道家的代表作,其所涉音律及相关概念,不但与宇宙天地、天文历法紧密相关,而且将社会大一统的度量衡都置于音律的统摄之下。本文在文化学视角下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淮南子》的音律问题:第一,阴阳相生,以气为介,从气论哲学视角阐述音律生发逻辑;第二,“以三参物”,以数定律,从数理视角探析音律轨范;第三,律历融合,构建十二律统摄宇宙万物的天地秩序。文章认为,《淮南子》的音律观念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吸收融合了阴阳家思想,将音律的符号体系与天地万物进行立体化建构,从而形成万物相参、天地人互动的音乐宇宙,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

《淮南子》“气”论对先秦老庄思想的偏转

在“道”创生万物的问题上,老子更关心“道”“独立而不改”的特性,庄子则“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提出“通天下者一气耳”。《淮南子》对老庄道家“气”论的理解,弱化了“道”的本源性地位,而作为“道”之用“气”的地位则大大提升。这种“误读”与偏转,显示出战国思想融合趋势在汉初的延续。

试论今本《淮南子》中几种类型的文本错乱现象及其成因

《淮南子》一书向来号称难读,文字重沓杂乱,文意断续晦涩,又有自相抵牾、前后矛盾的情况,从古到今聚讼不断。文章对上下文句间的语法、文法联系或逻辑关系作仔细考察发现,今本《淮南子》中至少存在6种类型的文本错乱现象:论述内容主体前后重复且关键细节有所不同;文字与其他诸子著作重复;语句与上下文不相连贯;前后文自相矛盾;论述偏离原有主题或论证主题发生跳跃性改变;论述中出现一些与时代背景不相符的词汇。造成这种错乱现象的最大可能,是由于今本《淮南子》中同时存在“属书”和“书论”两种文本,而且两种文本都夹杂了许多零散的注文,这些零散的注文还出自不止一位注家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