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淮南子》英译出版及学界接受对比研究——以国内全译本Huai Nan Zi和国外全译本The Huainanzi为例

《淮南子》国内传承和国外译介落后于先秦诸子典籍。通过对比国内第一个英语全译本翟译本“Huai Nan Zi”与国外第一个英语全译本马译本“The Huainanzi”发现:二者都走了品牌出版路线,对首版发行量都进行了较为理性的控制;但首次出版后的实际销售量以及再次印刷数量,前者要次于后者。从同行评价角度分析,翟译本在国内外均未能引起应有关注,马译本则赢得了一定数量、评价较高的正式评论。从典籍译介初衷而言,翟译本在国外几近无人问津的窘况理应引起译者、赞助人、出版社乃至有关方的认真反省,而不应仅限于译者和学界努力。

术语英译中学者型译者身份与译者行为关系研究——以《淮南子》两译本中古代天文术语英译为例

2010年《淮南子》两部英译本问世,分别来自美国学者约翰·马绛团队和中国学者翟江月、牟爱鹏。基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本研究对马译本和翟译本中230个天文术语英译的译者行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翻译内两译本均呈现“求真为本,求真兼顾务实”的译者行为倾向,仅马译本有“译外超务实”倾向;学者型译者身份下“学者”和“译者”角色对两译本译者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同,马译本充分保留“学者”特色,翟译本恪守“译者”本分。本研究考察了相同译者身份下译者行为的异同,进一步揭示了译者角色在翻译内外对译者行为的不同影响。

论《淮南子》翻译中的变通问题

《淮南子》作为一部经典的哲学著作,其以独特的语言表达和深刻的思想文化而著名。可在译入语中往往没有与之对应的表达方式可供借鉴,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有必要变通,才能对之进行有效译介。客观上,变通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根源,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化、民族思维、民族身份等四个方面。深入考察《淮南子》全英译文,马绛领衔的译者团队在词、短语、句子、句群等四个层面都灵活运用了变通的方法策略。进而论之,原文的独特性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灵活变通,进行正确地“选择”和“适应”,从而产出在译入语语言文化中具有较强生命力的译文。

《淮南子》对外传播情势与译介传播策略研究

刘安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内容广博且深刻,遂成为“融汇百家”“博极古今”的鸿篇。《淮南子》对外传播符合我国提升文化自信的期许,而其传播过程与拉斯韦尔模式相耦合,涉及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应等五大环节。基于拉斯韦尔模式并借助FineBI等可视化工具分析《淮南子》对外传播情势,发现策略上宜从译介传播媒介多元化、译介传播内容丰富化、译介传播效应正向化等三个方面展开,集结多元力量进一步落实,方能促进《淮南子》有效“走出去”。

《淮南子》命名的演变及其定型

《淮南子》由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综合其他思想编撰而成。刘安最初将《淮南子》定名“鸿烈”,借此名彰显自身学术功绩与政治理想,又称《刘氏之书》。后因刘安谋反,刘向在校书时将其重新定名为“淮南”。经后世流传,“淮南子”逐渐成为通名。《淮南子》由于成书年代较早又久经流传,于是逐渐产生了诸多异名,如《淮南内》《淮南外》《淮南书》《淮南记》《淮南鸿烈》《刘安子》《淮南鸿烈解》等。其异名的致因可归纳为编撰者与书籍地位改变、误传、完善信息以及学者自创形成等原因。

《淮南子》在历史文化传承与翻译推广中的地位与功能——兼评《〈淮南子〉传承与译介研究》

《淮南子》汇聚淮河流域思想与价值,融合诸子百家学说。研究发现:《淮南子》在历史文化传承与翻译推广中具有重要地位,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文化特征,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它在文化传承和翻译推广中发挥功能,通过传承与推广有助于传播古代智慧、促进跨文化交流,为世界各地人们提供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途径。其中,专著《〈淮南子〉传承与译介研究》是近期深入研究《淮南子》的最新成果。《〈淮南子〉传承与译介研究》多层次解读《淮南子》,采用多样研究方法,强调跨国研究重要性,涉及出版策略、学术认可、副文本与文化传播等议题,不仅为《淮南子》的全球传播与接受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和方法,也为其他中国典籍更好地“走出去”,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创新思路。

利用楚文字校读《淮南子》之“饥虎可尾”

《淮南子》中有句作“饥虎可尾”,在《淮南子》的各个注本中,注家对其多未讨论。现代的译注本中,学者们或把这句话解释为“饥饿的老虎尾随”,或解释为“牵着老虎尾巴”,均不甚妥帖。这里的“尾”应该读为“徙”,通“縰”或“躧”,训为踩踏、践踏义。楚文字中“徙”一般作“■”“■”等形,但有时会省去声符“少”,而直接写成“尾”。“饥虎可縰(躧)”应解释为饥饿待食的老虎也可以踩踏。

秦汉时期“一”的图像与天下秩序: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中心

道家文本中的“一”往往被视为与“道”相同或者谓述“道”的概念,但在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代表的秦汉黄老学中,“一”有其独立的意涵与作用,而这又与对“天下秩序”的理解密切相关。《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将道家的宇宙论和阴阳术数思想结合,构建起一个以“一”为起点,以“数”为间架的宇宙体系。在这一宇宙体系中,万物相互关联、贯通、互为一体。在政治语境中,通过修身使自我转化为“一”被视为最高级的政治智慧。因为成为“一”的统治者能与事物一体相连、志意相通,并提供事物以自发实现完满与和谐的内在动力。

《淮南子》中的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纲”。汉代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形成与中华文化塑造奠基的重要阶段,《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景帝时期,以道家思想为主,融汇各家,其中的论述包含战国秦汉诸子对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构思,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部分特点在三种叙事模式下呈现:第一,在圣王叙事方面,圣王人化、“天命”与“德”紧密结合,共同塑造了古代早期的家国一体意识和引导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自立自强意识;第二,在“万物同源”的宇宙生成模式下,人与自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形成了绵延不绝的联系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推动了从古至今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和强化;第三,神话、想象、现实杂糅的记载,使文化渊源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物候风俗认可,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共同建设,最终在当代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

《淮南子》成语的源流演变

文章从历史维度剖析《淮南子》成语的源流演变过程,有助于汉语成语史的深入研究。以习用性、定型性、完整性和表意的双层性为成语的判定依据,统计得《淮南子》成语331条,其中源自先秦或同时期更早文献的成语211条,源于《淮南子》的成语120条。引申沿用类《淮南子》成语经直接引用、换字法、减字法、凝缩法、节录合并法、捏合法、调序法或综合法等八种方法构成,原创类则通过截取语句、改换语素或语序、添加语素、简括故事或浓缩语句等五种方式在后世被改造为成语。《淮南子》成语的演变以形式演变和语义演变为主,前者包括成语内部语素和语序上的变化,后者包括理性意义的演变和色彩意义的演变。

《淮南子》文旅品牌构建的创新实践研究

《淮南子》作为一本“绝代奇书”,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与人文价值,而其在消费文化领域的品牌号召力表现一般。文章运用大卫·艾克(David A.Aaker)的品牌识别理论,从产品层、组织层、人格层和符号层对《淮南子》的品牌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其存在着“模糊、分散,甚至不协调的品牌要素”,并因此主张构建《淮南子》品牌特色定位,创新核心产品和符号,关联延伸识别,在此基础上借助新媒介传播将《淮南子》打造成一张靓丽的文旅名片。

道事之间——《淮南子》为学思想研究

《淮南子》的作者群体的价值立场具有多元性,书中的为学思想因而具有矛盾的对立面。道家和儒家的两组作者,皆重视对生存世界的认知,但因持有不同的价值立场,以不同的视域观察生存世界,形成了不同的认知,在应世之策上产生了两种相异的“无为”观。

《淮南子》自然观念探赜——以《原道训》《主术训》《修务训》《泰族训》为中心

自然观念作为《淮南子》一书的重要思想观念,具有深刻性和系统性。在生成维度上,《淮南子》弱化了“道”直接派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意义,转而强调其存在论价值,从侧面肯定了万物之自生、自存;在化育维度上,《淮南子》通过对“神明”及“阴阳二气”的重新诠解,肯定了万物运动的自主、自决;在价值维度上,《淮南子》将天地万物按照其本性的存在状态归约为“道理之数”,强调人应因循自然,同时为了调和“无为”与“有为”之间的矛盾,《淮南子》又充分借鉴了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客观上推进了道家自然观念的发展。

新发现俄藏海源阁旧藏宋本《淮南子》考论

海源阁本旧藏宋版《淮南子》现存于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其上钤印累累,今根据印章推断出此宋本《淮南子》的递藏源流。现今流传的《四部丛刊》本《淮南子》实际上源于海源阁宋本,自《四部丛刊》本《淮南子》出版后,刘履芬影钞本即成为研究《淮南子》的主要参考宋本。但毕竟不是原本,其中多有谬误。现将海源阁本与《四部丛刊》本《淮南子》比勘,发现《四部丛刊》本存在误字和补写现象,海源阁本为校勘今本《淮南子》提供了不少异文,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

《淮南子》道家生命哲学论纲——基于形、气、神、志的辩证考察

《淮南子》生命哲学关涉形、气、神、志四大要素,其中"形"为生命载体、"气"为生命动因、"神""志"为生命主体精神。《淮南子》从道家思想立场出发,对形、气、神、志在人类生命存在中的功能作用展开深刻思考,揭示四者与生命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和谐运变的内在规律。对形、气、神、志之间的特定关联,《淮南子》也从生命整体出发,进行系统化的辩证反思,试图通过"人道合一"的根本途径,克服前者所受自然与社会的桎梏,超越长寿延年的世俗追求,实现不死长存、神游天地的仙道化生命境界。

《淮南子》对外译介传播研究

《淮南子》成书于西汉初年,晚至唐朝传到日本等近邻,新航路开辟后始传向欧、美等远邦;西方《淮南子》全译本的出现更是迟至21世纪。2003年由加拿大学者查尔斯·白光华领衔翻译出版的首部法语全译本、2010年由美国学者约翰·梅杰领衔翻译出版的首部英语全译本及其2012年的精华版,在《淮南子》远播欧、美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白光华为研究《淮南子》及中国传统思想还一度游学台湾,受到台湾《淮南子》研究大家于大成教授的点拨。香港语言学家及翻译权威刘殿爵教授也为《淮南子》的对外译介和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论《淮南子》的文学价值

在迄今为止的各种文学史著作中,对《淮南子》一书的表述界面和价值定位是不符合该书文本实际情况的。因为,以此书的文学价值论,起码应在秦汉散文著作中列入上乘精品范畴。比如《淮南子》中保存的大量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历史典故乃至古习俗等等,都是该书文学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该书文本在行文方式上的比喻和铺张、以及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仙气十足的浪漫主义艺术追求等,至今还缺乏从文学价值视角切入的较为全面的评价与关注;而关于该书在文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也需要给于符合文本实际的界说。

汉代黄老新“道治”的历史阐说——论《淮南子》著述意图、文本结构、思想体系及其政治理想

刘安及"淮南学派"对《淮南子》的思想著述,根本意图在于为"刘氏"立言,其中隐含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因此实际上表现为为"刘氏"天下立言与为"刘氏"王国立言的复杂意涵。基于此,刘安对《淮南子》展开以"道治"为核心理念与视野的文本结构规设,并将汉代黄老治国方略推向贯通天人古今、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新道学,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构建出一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在《淮南子》文本结构的谨严安排中,刘安还表达出追求"道治良序"的深层的内在诉求,试图实现世俗性的政治秩序与超越性的心身秩序的交互融契,促使西汉统治者获得更为良好的政治主体发展状态,进而推动西汉王朝走向长治久安。

论《淮南子》的廉政观及当代价值

廉政观是《淮南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涵,内在体现出君廉、吏廉与民廉的三重理论维度,深刻反映出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政反于朴"的根本主张。以"君廉"为核心内涵,《淮南子》廉政观试图以"清净无为"思想影响与制约专制君主的政治实践;以"吏廉"为重要组成,《淮南子》廉政观树立政治典型,力图有效推动官僚政治走向良性发展;以"民廉"为社会基石,《淮南子》期待王朝政治实现内在的整体和谐,在良政与美俗的现实互动中达到"通治之至"的理想状态。

《淮南子》“大美”之境论

《淮南子》的大美之境是一种汇融万千、宽宏博大、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理想观。大美的理论前提和哲学依据是大"道",大美的表现特征为无限丰富性、大审美观视野和雄浑壮大的审美形态,大美的内涵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的"神化"境界。大美之境是汉初时代精神的突出表现,对中国的审美文化传统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