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东夷与淮夷贵族墓葬用鼎比较研究

淮夷与东夷族同属周代夷人的支系,两者关系密切。东夷与淮夷邦国贵族墓葬在基本用鼎组合上具有一致性,都使用形制、大小相同的偶数组合列鼎。但是,东夷族还使用形制、大小相同的奇数组合列鼎,且有多套列鼎共用现象,每套鼎还有数量的差异。淮夷邦国普遍仅使用1套2鼎列鼎,不同等级贵族列鼎数量、套数无明显差异。另外,兽首牺鼎的使用成为淮夷群舒贵族墓葬用鼎的独特现象。这些礼俗异同折射出春秋时期东夷与淮夷邦国在文化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曾公[田求]钟铭所见曾国建国史实考

曾公[田求]钟铭对研究周代天命观、分封制及建国史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曾公[田求]钟铭追述的西周初年曾国高祖伯适受命及皇祖南公建于南土、受命作邦的天命观,与屡见于周代文献记载的周文王受命、武王克商建立周王朝的天命观相同,为周代天命观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曾公[田求]钟铭所记曾国封邦建国、藩屏周室的分封制度,尤其是受封为诸侯之时分殷亳社之土在国中立亳社之制(“析应亳社”)皆可与文献记载对读;并且钟铭所载皇祖南公受命为州牧、“涉政淮夷”等事,对于认识西周时期的州牧制度及周王朝对淮夷的统治提供了崭新的史料。对观曾公[田求]钟铭记载的曾侯佐助昭王南征之事与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的考古发现,可知佐助昭王者为叶家山M111的墓主人曾侯犺。

嵩山《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与《大云经》问题考略

嵩山少林寺藏《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立于唐高宗永淳二年(683),虽有人对其进行过初步释读,但错误相当严重。经本文考证辨识,确认其为残碑,应为原碑三分之一左右,并重新校录碑文。碑文中所出现的“大云”一词应指《大云经》,这是以往未被有关学者发现的、武曌本人最早提及《大云经》的文献。由此可证,早在史籍中记载的载初元年(690)薛怀义等向武曌献《大云经疏》之前,武曌已归心于此经,而此时唐高宗李治尚在世。因此,《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可对学界争议已久的武曌与《大云经》关系的诸方面问题提供重要证据线索。

淮夷生业模式的考古学观察

淮夷作为青铜时代一支规模庞大的族群,分布于淮河流域。研究淮夷的生业模式是了解其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考古出土资料,综合植物遗存结构、动物种群分类和农业、渔猎工具的材质和型式,认为淮夷族群的生业模式为稻作农业经济,擅长通过饲养猪等家畜获取肉食资源,辅之以渔猎的形式。

从兑盆铭文论淮夷称名及伯侯兼称等问题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所出兑盆,铭文中的“淮南夷”与“南夷”“南淮夷”“淮夷”等其他称谓皆是周人对淮水流域夷族的称谓,因单用“淮夷”不能准确地表述其区域范围,故而出现了多种称名。西周早期只见东夷,未有淮夷,原因也许不是淮夷是东夷的组成部分,而是当时淮夷的势力相对弱小所致。盆铭中的应伯当为邦君应候。因侯为政治身份,伯为血缘排行,即使建宗有国,封侯保疆后,侯、伯仍可兼称。应伯非M95的主人应侯敔,而是其后辈。十月敔簋所记为周厉王时事,那么盆铭“唯王二祀”所言或指宣王二年。

兮甲盘铭汇释

宋代出土的兮甲盘，是周宣王时器，铭文中涉及到周朝与北方 少数民族狁的战争，与南方淮夷的经济关系，以及周朝对周族人和淮夷人程度不同的贸易控制和管理。王国维说：“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鼎之上。”对此器许多文字学家都有过考释文字，本文参考各家说法加以汇释，又将铭文涉及的史实与古书对照，讨论一下盘铭所反映的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及兮甲盘的历史价值。

淮滨泥叫吹与淮阳泥泥狗的文化意蕴变迁

淮滨泥叫吹和淮阳泥泥狗都是独具地域特点的民间泥塑工艺品。据考证,淮滨和淮阳都属于古淮夷,同属以太阳崇拜和鸟图腾崇拜的原始部落的东夷两昊集团,二者同根同源。但是,当代的淮滨泥叫吹的创作与早期龙山文化的代表沙冢长尾红陶鸟一脉相承,形似神似,极具原始性;当代淮阳泥泥狗的创作形式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同形反义动词“怀疑”的多维度读解

汉语心理感知动词"怀疑"主要有趋于相信和趋于不相信两义,为同词反义词。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相关宾语的句法类型和动词独有的多义性,而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可以观察到如下现象:该动词处于论元结构构式中,对其的择义取决于主语/疑者和宾语/被疑判断的领属关联性。此外,句内外语境对择义也起重要调控作用。鉴于该动词构式的特殊性,构拟该动词构式句的认知读解过程有望揭示词汇、句法、语义、语境的互动和整合,相关英汉语对比可展现语言间在编码机制上的差异。

考窥古淮夷原始装饰与图腾符号

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璜、陶泥塑、陶祖形支架等器物饰件,其中泥塑儿童像纹面形象以及仿动物造型的特殊器皿采用多种装饰纹样及塑造手法,装饰意识十分强烈,装饰造型已经有了一定的艺术性。在双墩器物装饰符号中有花、蚕、猪等动植物图腾,这些装饰符号说明双墩先民对图腾崇拜从真实模拟自然过渡到身体装饰再延伸到器物装饰上,无一例外地象征着某种特殊的神秘含义,以求得图腾对于氏族的庇护。

敦煌文书《后晋开运二年寡妇阿龙牒》考释

P.3257《后晋开运二年寡妇阿龙牒》由三件文书组成。其中第一件是寡妇阿龙的状稿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指示,第二件是寡妇阿龙和其兄索怀义关于土地耕种的契约,第三件是归义军左马步都押衙王文通询问土地占有者索佛奴、陈状人阿龙、种地人索怀义的笔录和曹元忠的批示。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书进行了校释,并对内容进行了考辨。

青铜器中的古莱国与中原王朝

莱国是地处胶东地区的商周时期古国之一。通过对有关青铜器铭文的考释与梳理,并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更便于对西周时期地处偏远东方的莱国历史进行探讨。从这些探讨中也能看出莱国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参与了一系列周王朝所主持的军事活动。

从淮系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看群舒的来源——学术史的回顾与思考

群舒是先秦时期活动于江淮地区的古代族群,研究这一族群是江淮地区先秦民族史的重要内容。群舒的来源是该研究中的首要问题,但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零散,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方法不能对群舒的来源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分析群舒的来源,应从淮系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入手。文章梳理了学界对于淮系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成果,并通过群舒文化与淮系文化各支系的相互关系,对群舒族群来源提出了新观点:群舒族群应主要来源于当地居民,而这些居民的组成则与史前时期淮系居民的迁徙有关。

巴人索源及后裔探讨

"九黎"之后"九夷"中"淮夷"西迁发展成巴人,与秦及淮河流域诸古国,都是"赢姓国"。巴人与苗族(主要是"花苗""白苗"等支系)的语言和葬俗对比研究后,发现这个问题。巴人首领入西北"氐羌"中做官,西晋末年,巴人为"氐羌""流人"首领回迁巴蜀建成汉政权。苻坚淝水之战遗兵及南诏国兵(都是氐羌人)入渝黔鄂交区,发展成土家族,从土家族语言接近彝藏语言说明这个问题。巴人后裔分化,加入汉苗土家彝瑶等。

淮安区域文化若干问题辨正

淮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是依傍强邻的弱小部族,而是相对独立的守土一族。淮夷、徐夷不是同一方国,淮夷族群有其鲜明的文化特质。"淮安"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名称,最初出现在北魏。现今江苏省淮安市的行政区划历史,可追溯到南宋时期。淮安市域战国时期即已设县,在秦并六国后一段时期,市境之属郡仍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南属九江郡,淮河以北属薛郡。此后,市境皆属东海郡。东汉时期,所谓"富陵县沦为麻湖"而废和山阳公刘荆"治在白马湖北"说不能成立。

基于禹与涂山关联的淮夷与夏的关系研究

通过文献分析,认为《左传》所记禹会涂山之事,同禹娶于涂山一样,都是信而有征的。蚌埠禹会遗址的发掘成果证实了此地的龙山文化类型曾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是此前考古学上所观察到的能支持大禹以及夏文化与涂山为代表的淮夷地区关联的最直接证据。论证了夷、夏关系非但不是传统上认为的势同水火,反而更可能是非常密切的关系。

浅谈淮夷与华夏民族的融合

淮夷是夏商周三代时期对居住在淮河中下游民族的称呼,其与建都中原的夏商周历代王朝都有交往,西周时期是周王朝南方的主要敌人之一。淮夷通过战争和贸易等方式与华夏各国交往,加之淮夷本身的文化特质,其不断与华夏族融合,在西汉时最终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

《史记》“东伐淮夷”新考

淮夷是周代对居住在淮河流域民族的称呼。其与周政权时战时和。《史记》等文献记载周初成王时曾经征伐过淮夷,而出土的周初金文材料却只有征伐东夷的记载。这一矛盾由汉人的错误认识造成,周初并未征伐过所谓的淮夷。

噩国地望考略

关于鄂国,历史、考古学界比较一致的传统看法是将金文中出现的"噩"字隶定为"鄂",并认为商末周初古鄂族迁至今湖北的隋州和鄂州。经厉王时对鄂国的剿灭,便不再出现于史籍。2012年河南南阳出土的一批西周晚至春秋早期带"噩"字铭文的铜器颠覆了这一历史定论。通过多方历史考证可以确认,历史上"鄂"与"噩"不同族,不同国,亦不同地。

[韋攴]壶、豺方与江淮的开发

文章就相关铜器铭文所涉及的时空和背景信息对[韋攴]壶铭文的内容及有关问题进行分析讨论,认为豺方和虎方相邻,皆系南淮夷之属,商代晚期豺方约在今安徽肥西北一带;豺方或即巢方,或与巢皆由豺部族分化而来,巢与豺方本出一源。昭王命南宫征伐虎方和豺方实即一事。昭王在“广[韋攴]楚荆”的同时,又命南宫征伐虎方、豺方,整顿南淮夷地区,是对周初所建立的南土地区秩序的一次检验。南宫伐虎方和豺方是南土开发大背景下周人与南淮夷地区土著势力之间反复较量的一个缩影,[韋攴]甗、壶是周人开发江淮的实物和文字证明。

基于使用的汉语“反义同词”意义引申机制研究——以“怀疑”为例

汉语“反义同词”的意义引申问题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并未结合实际使用中的语料进行分析,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怀疑”作为汉语“反义同词”的代表,在大型CCL现代汉语语料库和广外-兰卡汉语学习者语料库中,其不同义项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意义连续统。其中,“疑惑、不很相信”(怀疑①)和“猜测、有点儿相信”(怀疑②)是由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基于“怀疑”的基本义以及频率和语境的作用下形成的两种与交际主体认知视角有关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