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花间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花间集》是我国词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自它问世迄今的一千余年间,前贤时人对之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且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20世纪以来,围绕《花间集》和“花间”词人群体的研究,与前代相比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走向,本文主要从词集校注评译、作家生平考证、作品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对百年《花间集》研究进行了考察,并加以回顾与反思。

五代词中“花”意象内涵之变迁及其启示

"花"的意象在晚唐五代词中触处皆是。但是,从后蜀之花间派到南唐君臣,花之意象的内在蕴涵是不同的。由男欢女爱到家国之忧,不仅显示出时代的变化及由此引起的词作者心态的变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转换了词的题材,拓宽了词的境界,提高了词作者的手眼,为词的最终走上"向上一路",获得正统的承认,奠定了基础。五代词的演进,既是文学自身的演变,更是由于现实时势的推动。五代词题材的拓展,趣味的提升,风格的逐渐多样,无不与时势的变化有关,而且呈现出惊人的同步性。

《花间集》的雅俗之辨

《花间集》是雅俗文学相结合的范本,具有雅俗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从当时的创作活动来看,《花间集》作为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唱本,本质上是一种通俗文学,是当时世俗文化的一种特殊载体;另一方面,《花间集》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方式则属于雅文学的范畴。因此,我们应该从雅俗两个文学角度去发掘其文学意义和价值。

《花间集》的雅俗之辨

《花间集》是雅俗文学相结合的范本 ,具有雅俗两方面因素 ,一方面 ,从当时的创作活动来看 ,《花间集》作为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唱本 ,本质上是一种通俗文学 ,是当时世俗文化的一种特殊载体 ;另一方面 ,《花间集》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方式则属于雅文学的范畴。因此 。

略论回族先民李珣词作成就

李王旬是回族先民 ,他以卓尔不群精神 ,于“夺春艳以争鲜”的花间创作主体倾向之外 ,另开“境界高远 ,词格庄重一路”。以词显现人格亦较为成功 ,对宋祁、晏殊、欧阳修、柳永、周邦彦、苏轼。

从版本体例的发展流变看后世对《花间集》的接受

北宋至清代晚期,《花间集》流行版本或多或少,版本体例的变化或显或隐,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动不居的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了各个不同时期对《花间》词的接受态度。

从版本体例的发展流变看后世对《花间集》的接受

北宋至清代晚期,《花间集》流行版本或多或少,版本体例的变化或显或隐,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动不居的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了各个不同时期对《花间》词的接受态度。

从版本体例的发展流变看后世对《花间集》的接受

北宋至清代晚期,《花间集》流行版本或多或少,版本体例的变化或显或隐,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动不居的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了各个不同时期人们对花间词的接受态度。

长安为花间词始地探论

西蜀花间词派的形成,是受长安花间词创作影响的结果。长安的花间词创作,以温庭筠、裴等词人为代表,在前后长达约七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花间词派,并对当时与后世词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这一词派也有着自身的特色和成就,如以情胜理的艺术精神,等等。

二十世纪以来《花间集序》研究综述

有词以来的第一篇词论《花间集序》已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并于新世纪引发了一场争论。20世纪以来对《花间集序》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前的沉寂期、90年代至2000年的酝酿期以及新世纪以来的争鸣期。在未来研究中,可立足于欧阳炯、赵崇祚的生平考证以及《花间集序》版本流传、文字训诂等方面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花间词的道教题材及其文化意蕴

花间词题材内容呈现出明显的道教文化特征,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摄入道教神话与仙人传说;二是以女冠为题材;三是在词作中泛化引用"仙"意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五代道教文化对花间词的影响和渗透。

“花间词评”研究

“花间词评”特指历代对《花间集》、花间词的各种评论和品鉴。“花间词评”包括文体渊源论、审美趣味论、艺术特色论、创作成就论等四个方面 ,表现出贬抑词体推尊花间、重艺术特色轻思想内容两种倾向。这四个方面和两种倾向共同构成一个看似诡辩的逻辑怪圈 ,但这正是潜伏于“花间词评”之下的实际理论体系。

论温庭筠色彩词中的浓情愁意

温庭筠是花间词派的鼻祖,其词色彩绚丽多彩,而在色彩包裹下是词人无法言语的悲情。温庭筠对色彩的运用有着独特之处,其设色手法更值得后人学习。

花间词派词人的群落划分及风格

花间词派中词人群落划分与风格界定对深刻了解花间词具有重要价值。群落概念产生于植物生态系统,以群落而定,则能够帮助研究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学文化生态系统下词人的生存状态与作品溯源进行详细把握。花间词十八家上下百年历史,通过群落划分,能够更好地了解词作与词人的风格,对进一步研究花间词派及作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常州词派对《花间集》的词学接受

《花间集》是"倚声填词之祖",然而在词学接受史上其命运多舛,至清代的常州词派有一个深刻变化,后者正是在对《花间》的词学接受中拓开理论堂庑的。张惠言对《花间》之首的温庭筠词作微言大义的重新阐释,以期实现词的形式之本与意义之源的合一,从而开启常派词学;但他将温庭筠攀比屈子抽离《花间》的解读策略,有着重大破缺。周济以"浑厚"之说观照《花间》,立其为词之渊源,修补了张氏的破缺。陈廷焯则既推温、韦为词宗,又斥《花间》为祸首,将张氏的破缺演绎成了对《花间》的悖论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