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史》历志看西学对清初中国科学的影响——以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的比较为例的研究

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对《明史》历志的编纂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有较大的影响。就有关《明史》历志编修的思想、方法进行考察,尽管父子之间存在着继承的一面,特别是对于历志体例的变革性意见,即志中当载入大统历(授时历)立法之原以及回回历作表之法,但分歧的一面也是明显的,尤其是对待“西学中源说”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中西学关系、人物等的评价。将黄氏父子间的异同及其影响置于明清之交的历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这一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并以梅文鼎、梅毂成祖孙作参照平台,有助于理清《明史》历志的线索及其关系,特别是其中西学的影响。

黄百家与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

关于中国古代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 ,继清初的王锡阐之后 ,不但没有平息的迹象 ,反而由于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特别是其多重天说的影响 ,至少与王锡阐同时或稍后的梅文鼎 (持左旋说 )、黄百家 (持右旋说 )等人又以中西会通的视角 ,重启论争。黄百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 ,即主要以当时在中国最先进的西方第谷“准地心体系” (特别是其多重天说 )及其测定数据 ,对左旋说进行质疑 ,同时使传统右旋说克服了致命缺陷——日月高下与一重天之间的矛盾 ,而且还自然蕴含着左旋说在天体层次观念等方面的所长 ,从而又将传统的右旋说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梅文鼎的日月五星左旋说及其弊端

在中国古代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中 ,左旋说到了明清之际已几成沉寂之势。清初 ,受到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特别是其多重天说的影响 ,梅文鼎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左旋说。梅文鼎的左旋说 ,是建立在“天”有重数且是一个整体等说法基础上的———故承载日月五星甚至恒星的“各重之天”不得不在外层“动天”的掣动下一起左旋 ;同时 ,梅文鼎还有一个重要的辅助创见 ,即认为起制动作用的“宗动天”的枢纽是北极 ,而日月五星甚至恒星所在的“各重之天”的枢纽是黄极。这样 ,就解释了日月五星等在东西向的视运动之外还存在着南北向的视运动以及它们视运动迟疾的差异问题。此外 ,梅文鼎的模式尽管较诸传统的左旋说更具自洽性 ,在力学机制上也有所长 ,但与右旋说尤其是黄百家的右旋说相比 ,则具有更多的缺陷———主要是论理、实测和应用方面。最后 ,还探讨了梅文鼎左旋说的思想根源及其影响。

哥白尼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的最早介绍

哥白尼日心地动说之传入中国，乃中西文化交流之大事，历来为学界所重。前人多以为，与哥白尼日心地动说有关的文字材料在中国之最早出现乃1760年法人蒋友仁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国》之时。事实上，中国学者黄百家早在17世纪末就已经把哥白尼日心地动说明确地介绍了出来，这可能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资料。该文在日本学者小川晴久初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发现的两条史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确证和补充，如：黄百家明确介绍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的最早时间、黄百家关于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的见解以及哥白尼日心地动说传入我国的几条可能途径等。

科学与人文融会的传统——读杨小明《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

科学与人文相互融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对此进行系统深入的发掘研究,对于今天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杨小明博士的著作《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即是在这一领域进行典型案例研究的一部水平较高的著作。

黄百家《明史·历志》新探

本文以新发现的绍兴图书馆藏黄百家《明史·历志》八卷抄本为基础对该书重新进行了探析。首先,比较发现绍兴图书馆藏抄本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两卷抄本以及南京图书馆藏《回回历法》抄本同为黄百家离开史馆返乡后重撰的《明史·历志》八卷本。其次,通过梳理《明史·历志》的编撰过程发现,汤斌本应较黄百家本更早,其他现存版本则晚于黄百家本,而梅文鼎《大统历志》亦应算作《明史·历志》的一个版本。最后,通过对比不同版本《明史·历志》,全面分析了黄百家本与其他各本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并重新探讨了黄百家在编修《明史·历志》方面的贡献。

论《宋元学案》对邵雍思想的评价

关于邵雍的学术渊源与思想史地位,黄宗羲、黄百家父子认为邵雍的象数易学虽源出于道教,但至邵雍由数学而阐发出心性义理,其实质是为包含儒家伦理道德在内的"后天之学"构建作为本体依据的"先天之学",邵雍也因此与周敦颐、张载、二程并列为理学奠基人。对于邵雍象数易学的评价,黄氏父子指出:《先天图》是邵雍依据其对《周易》经传的理解所作,并非伏羲制作八卦的依据,也与《周易》经传的本义不符。黄氏父子批评朱熹《原本周易本义》对《先天图》的迷信,同时承认邵雍之学是自成一家的"易外别传"。关于邵雍父子的太极说,黄氏父子基于自身的气本论立场辑录了邵雍、邵伯温父子太极元气说的宇宙本体论,从而彰显了邵雍太极说在道学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书叙指南》作者及版本考述

《书叙指南》是北宋末任广编撰的一本类书,从古书里摘抄词句,供书启尺牍写作之用。此书的现存版本有很多,以嘉靖六年黄景星刻本为最早,《百家名书》本、《四库全书》本的版本来源则可以追溯至宋代,其文字与嘉靖六年刻本互有优劣,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在清代刻本中,《墨海金壶》本因采用多种版本进行校勘,文字质量较好。

清儒黄百家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与继承——以《宋元学案》为中心

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通过评论宋元儒学阐发了自身的哲学思想立场。在宇宙本体论上,黄百家继承刘宗周、黄宗羲的理气合一论,以气作为构成天地万物之实体,以理作为气之本质属性,批判了程朱的理气二元论。在人性论上,黄百家继承刘、黄二人的性气合一和性善习远说,主张性与气质均为善,而恶来自后天习染,批判了程朱以善恶区分性气的二元论与变化气质说。在道德观上,黄百家回归到先秦孔孟仁说,在程颢识仁说基础上,继承刘、黄二人的道器、性情、仁爱合一论,主张于人性之本源(孝弟)处求仁,批判了程朱的性情、仁爱二元论。在修养工夫论上,黄百家在以心学为本的同时又折衷朱陆各派思想而会归于一,体现了清代浙东学派一本万殊的思想立场。

《宋元学案》中的案语及其学术价值——以“黄氏原本”的主要编纂者黄百家为中心

《宋元学案》的成书可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各阶段编纂者的分工及其案语内容也各不相同。第一阶段"黄氏原本"的主要编纂者黄氏父子主要致力于哲学思想的阐释与评价;第二阶段"全氏修补本"的编纂者全祖望主要致力于思想史的构建;第三阶段最后的编纂者王梓材与冯云濠主要致力于文献的校订。其中黄百家作为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忠实继承者,贯彻其定下的编纂原则与思想史观,在编纂《宋元学案》的过程中进行了文献的整理与考订、师承关系的辨析、历史记载的考证、思想源流的梳理等方面的工作,并将其成果记录在案语中。这些案语提高了全书的学术价值,并为研究黄百家本人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材料。

《宋元学案》视域下周敦颐思想的阐释与评价——以《太极图说》为中心的考察

在思想史定位上,黄百家表彰了周敦颐开创性理之学的学术贡献。在周程授受上,编纂者在承认客观师承关系的同时,又认为不能夸大其在学者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周敦颐著作的评价上,黄百家依据黄宗炎的考证,批评《太极图说》中夹杂儒释道三教思想,比不上《通书》之纯粹,因此反对朱熹以来的编纂顺序而将《通书》置于思想资料之首。在《太极图说》的本体论阐释上,黄宗羲一方面继承刘宗周的心学思想,一方面又受主张元气实体论的实学思潮影响,从理气合一的立场出发解释了周敦颐的太极说,批判了朱熹理本论的太极说阐释。在《太极图说》的修养工夫论阐释上,黄氏父子继承刘宗周的性情、理欲、动静合一论说批判了朱熹的二元论阐释。

论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对《太极图说》的诠释——以《宋元学案》为中心

在思想史定位上,黄百家表彰了周敦颐开创性理之学的学术贡献。在周程授受上,黄百家等编纂者在承认客观师承关系的同时,又认为不能夸大师承关系在学者的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对周敦颐著作的评价上,黄百家依据黄宗炎的考证,批评《太极图说》中夹杂儒、释、道三教思想,比不上《通书》之纯粹,反对朱熹以来的编纂顺序,将《通书》置于思想资料之首。在《太极图说》的本体论阐释上,黄宗羲一方面继承了刘宗周的心学思想,一方面又受到主张元气实体论的实学思潮影响,从理气合一的立场出发解释了周敦颐的太极说,批判了朱熹理本论的太极说阐释。在《太极图说》的修养功夫论阐释上,黄氏父子继承刘宗周的性情、理欲、动静合一论说,批判了朱熹的二元论阐释。

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回回历法》研究

南京图书馆藏《回回历法》是最近发现的一个清抄本《回回历法》。这一个版本有完整的“加次法”,并有与明史《回回历法》立成造法部分相对应的十份立成表,还附有两个算例,对于回回历法的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这一版本中的“加次法”可以进行实际运算,并且可得到正确结果。南京图书馆藏《回回历法》为明史体系《回回历法》最原始的版本,其编者可能是黄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