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侃《论语义疏》的玄学主旨与汉学佛学影响

皇侃《论语义疏》继承了汉儒的章句训估之学和纲常孝道思想,同时受到了佛学理论的影响。而在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方面,《论语义疏》则建立了玄学化的经学理论体系。

皇侃《论语义疏》探微

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南宋乾道、淳熙以后亡佚。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中国,其真实性无庸置疑。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对《论语》的撰集成书、"论语"二字的意义及"论"前"语"后的原因、《论语》的不同传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皇疏不仅经注文并疏,兼存疑说,而且采用了"义疏"体的新注解体例。该体例在文体上采用了分章段疏解和自设问答的手法。

从《文心雕龙札记》看黄侃的骈散观念

黄侃先后参加了清末民初的骈散文派之争与新旧文学论战,在论争中形成了宏通的骈散观念,他作《文心雕龙札记》,推重刘勰《文心雕龙》的折中之旨以调和骈散。围绕各学派的论争焦点,黄侃从内涵与外延分别定义文学范畴,在兼顾文体纷杂的同时强调声律、辞采的重要性,并主张兼习文笔之体。黄侃秉持骈散并重的态度,力主骈文实不可废,提倡奇偶适变,他兼重命意与修辞,细析并评点《文心雕龙》所总结的声偶文学修辞技巧,倡导为文者创作辞义相称的作品。黄侃通达的骈散观念既对桐城派文采不足之弊予以纠偏,又对《文选》派持论过严之处加以补正,推动了骈文与散文两派的互融。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批语“同”

“同”是《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的重要批语。“同”批注的字词主要含括异体字和转语两类。将《手批》与其参考性材料《文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同”所批注的字词与《文始》中“变易”关系的字词在内容上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又呈现出与之不同的泛时性特征。同时,受《说文解字》训释内容的影响,“同”存在将造意与实义混淆的问题。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

《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写作“某声通某”的一类批语统称为“声通类批语”,它们多书于天头上端,共计1209条。声通的内涵为词与词的上古音相通。黄侃判断声通的证据有括号证据和《说文》页内证据两种形式,源自《说文》的读若、重文、形声字等材料。黄侃认为上古汉语“一字多音”,因此一条声通批语往往含有多组声通关系。声通证据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建立字头与例字、关系字的音同、音近关系。阐明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有助于推动声通模式以及黄侃古音学思想的研究。

论佛教对皇侃《论语义疏》的影响

佛教于东汉初期传入中国,经魏晋,至南朝梁武帝时达到鼎盛,兰若众多,规模宏大;法会常设,上至帝王公卿名士,下至黎民百姓,崇信佛教蔚然成风。而皇侃的《论语义疏》正是完成于这一时期,尽管是对儒家经典《论语》作解释,然时风所及,其不可避免地受到佛学思想影响,无论是在用词、体例,还是在思想阐释等方面都留有佛学思想之痕迹。

诠释学视域下皇侃《论语义疏》的解经思想

诠释学认为,文本诠释有"含义"与"意义"两种不同的层次,它们分别指向的是面向文本实事层面的知识性目标和文本潜在的价值意义领域。皇侃《论语义疏》虽承接汉儒解经传统,但又浸淫于南朝玄学与佛教义学氛围之中,故更偏重于对文本意义性的诠释。他通过对儒家文本的玄学化和佛学化诠释,使儒家经典《论语》在形而上学的价值意义上得到了深化。

圣人作教论——以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的窥探

孔子的称呼,在魏晋南朝有一个隐微的转变:从圣人到圣师。与之相伴随的,是东晋《论语》诠释中“圣人作教”说的兴起,这一提法在萧梁时达到鼎盛,集中表现在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直接将《论语》定性为“遍该众典以教一切”的教典,并对“圣人作教”做了系统的阐发,延伸出贤人助教等命题。这种趋势的形成,用王弼“举本统末”的思想来看,可以说是玄学的“举本”精义经郭象达到鼎盛后,转而对“统末”深蕴的发挥;从李充“老庄明其本,圣教救其末”的提法来看,则反映了西晋以后,对圣教济世的呼唤;而在东晋佛、道教并兴的背景下,强调孔子作教、孔门弟子助教,又有儒教自我标识的意味;玄学化的圣人作教与助教的贤人,则包含着学者对理想天子的期待以及对自身的安放。

武汉大学章黄学术的百年传承

章黄学术以小学为根柢,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大潮中坚植中国古典学问,以旧学为面目,以新研为骨里,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升转化的本土学术。章太炎、黄侃研治中国语言文字之学,精研深赜,特色鲜明,成为清代审音和训求语原之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小学传统的现代转化者。自黄侃在20世纪20年代执教武昌,经弟子刘赜、黄焯等在50年代至80年代的耕耘,武汉大学逐渐在中国语文研究领域形成特色,刘赜、黄焯以其著述和教授,使武汉大学成为章黄学术传承的重镇。20世纪80年代以降,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团队在宗福邦的带领下,自觉继承章黄学脉,祖述黄侃学术理念,以两代学人传承,萃35年之力,编成《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中华大典·音韵分典》等巨作,续有开辟。章黄学术百年传承,展现出武汉大学人文学术中薪传和创辟相辅的优良学风。

经典诠释的变迁与经典价值的重建——以思想史上原壤形象的建构及其变迁为中心

在思想史上,对原壤形象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建构。原壤先被视为一个"失礼"之人,后被皇侃改塑成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方外圣人"。前者关注原壤与孔子的"故旧"关系,从而将全章主旨放在"老而不死是为贼"之上,由此深入思考礼法秩序的存在根基问题;后者则侧重思考原壤的个人思想,为原壤的失礼进行辩护,进而为消解礼法秩序提供思想资源。朱子对原壤形象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在尊重原壤思想形象的同时对之进行了根本否定,使该章主旨得以重现。现代思想基于平等自由的诉求,消解了朱子的努力,遮蔽了该章本来严肃重大的问题,降低了该章及经典的重大价值。只有超越现代思想的视野,才能够真正重建经典的价值。

黄侃先生古本音说中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兼论古今音变的“条件”

黄侃古本音说认为,声母与韵母的洪细是相和谐的,上古音最初声母和韵母都是洪音,中古音的细音,是最初的上古音变化的结果。古今声音的变化,声母变则韵母也跟着变;韵母变就说明声母已经变,声母变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声母后头i介音的产生。这是黄侃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声韵相挟而变理论是在综合考察大量古代汉语语言文字现象,并继承清代古音研究精华而提出的。一些用现当代古音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支持声韵相挟而变理论。这个理论启发我们对古今音变发生"条件"的通行说法提出怀疑。古今音变"条件"可以有新的解释。

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承袭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与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不仅皆为"龙学"名著,且已成现代学术经典。个别研究者曾注意到二者有着渊源关系,但极少有人具体研究范注所受《札记》多方面的影响,更无人指出范注对《札记》的承袭几达《札记》的70%这一学术事实。实际上,范氏之注是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基础上增订而成,沿袭了《讲疏》的体例,而《讲疏》之成书及体例直接缘于《札记》的启发;范注继承了《札记》注重义理的研究方法,并沿用了《札记》大部分的校注、引文和理论见解。可以说,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是范文澜创作《文心雕龙注》的重要基础;没有黄氏《札记》,就没有后来的范注。两部如此密切相关的作品最终皆成为现代学术名著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学术薪火如何代代相传的范例。

黄侃“在于发明,不在于发现”治学原则的创新意蕴

黄侃一生治学严谨,提出了一系列治学原则,其中以"在于发明,不在于发现"的主张最具代表性。它是中国近代学术创新的一种治学方法论,以"独殊"为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以"不雷同"为学术创新的一条标准,阐述了学者进行学术创新必备的四种学术气质。黄侃对这个治学原则的具体实践及其再认识的衍化轨迹是:从提出"在于发明,不在于发现",以"发现新材料"并不等同于学术创新为理由否定"发现之法",到认识"发现"研究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替代性的"发明"研究,再到归纳出"发见(现)一、推明二"的"治学六道",认同"发现"与"发明"同样具有创新功能。这一治学原则的创新意蕴在于: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与超越性,又反映出执着于国学研究与传承的学者所具有的一种文化自我更新能力。

师古而非复古 坚守而不保守——论章炳麟黄侃国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使命意识、独立思想和严谨学风

章炳鳞(太炎)、黄侃(季刚)是20世纪初期“国故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西化”浪潮冲击中国民族文化走向极端,传统文化几被全盘否定的历史时期,坚持对民族文化的继承,提倡建设中国本体文化,并为此整理典籍、施行国学教育,为新世纪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继承型人才。今天,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评价他们的文化建设思想和提倡国故之所为,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国学研究和教育中高度的历史使命意识、敢于反潮流的独立思想和难能可贵的严谨学风,这对我们今天先进文化的建设,是有深刻的借鉴作用的。

黄侃《诗品讲疏》探原

黄侃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编纂的《诗品讲疏》是现代《诗品》研究史上的一部知名之作,但学界对其整体内容和相关情况却知之甚少,迄今只能追溯到《文心雕龙札记》中所征引的个别片段。黄侃早年还发表过一篇《诗品笺》,在其身后所刊著述中并未收入,在诸多相关书录、年谱中也从未提及。通过覆核,可知其内容非常接近《诗品讲疏》的原貌,借此可以考察黄侃在研究《诗品》过程中的师承渊源、撰述宗旨、研究视角、个人趣味和教学方法等相关问题。黄侃原有笺疏《诗品》全书的计划,后因悔其少作及兴趣转移等原因而未能最终实现。即便如此,《诗品笺》仍然集中展现了黄侃在《诗品》研究方面的精辟见解,在现代《诗品》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通俗编》黄侃评语“正字”辨

《通俗编》黄侃评语中有许多＂正字＂术语。对＂正字＂内容作疏证,分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语言文字内容,对于深入理解文字的形音义关系以及黄侃的语言学学术思想有重要参考作用。

《文心雕龙札记》“章句”之解读

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揭示了"章句"的几个不同涵义。章句既是阅读古书时、离章断句的符号,又是汉代学者注释文本的一种体例,也是作为语言单位的章句,《文心雕龙.章句》中的章句乃语言单位。章句在汉语学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又是阅读古书的基础,还在布局谋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范文澜的学术交往

范文澜最重要的学术交往 ,有黄侃、萧一山、吴玉章等。其师黄侃在学识渊博和治学严谨两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他 ,但范文澜重师承又不拘泥。萧一山提倡学术经世致用 ,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萧、范二人在抗战时期密切交往 ,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范文澜所持“西周封建说”的观点直接受到吴玉章的影响 ,建国后吴、范一同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共同领导史学界 ,二人在治史的基本方法和树立严肃学风等问题上甚为契合。研究范文澜的学术交往 。

《论语》注释中的两种诠释向度——以《论语义疏》为例

西方诠释学的理论表明,含义与意义是文本诠释中两种不同层次的内容,它们分别标示着诠释的知识性向度和意义性向度。皇侃的《论语义疏》汇存了汉魏六朝近五十家《论语》注释,作为对《论语》的不同诠释,其中汉儒的注释侧重在《论语》的"含义"一面,玄儒的注释则侧重其"意义"一面。由于知识与意义两种诠释向度的不同特点,汉儒对《论语》的注释主要是知识性的积累,玄儒的诠释则在意义性向度上推进了《论语》的深层义理。

试析章门弟子的内部分化

在章门弟子内部,曾发生了一些严重分化。其中,黄侃、汪东、吴承仕等人与其他同门的矛盾,主要是因为思想分歧、个性冲突以及籍贯不同引起的;而鲁迅与钱玄同的分道扬镳,则是由于他们后期思想的差异和人脉关系的纠葛所造成。尽管如此,他们相互之间的评价仍未远离学术的轨道,他们的同门情谊也并未完全泯灭。今天看来,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客观公允、不以人废言的精神显然值得后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