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疆“四一二政变”善后问题的处理研究

新疆“四一二政变”后即引起苏联、印度、南京国民政府等的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拟定在政变善后问题的处置上以“和平善后”为原则,一者派黄慕松入新宣慰,对刘文龙、盛世才暂不予正式任命;再者试图派兵赴新,以期直接掌控新疆。“六二六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调整其善后策略,决定任命刘盛二人,另派罗文干巡视新疆。罗文干入新后,撮合马仲英、张培元在10月间形成“张马联合倒盛”计划。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借战事对盛世才不利之机,于12月间再度转换策略,试图以“三方牵制计划”来稳定新疆局势,但盛世才引苏军为援,先后击败张培元、马仲英,致使南京国民政府意图借政变之机直接掌控新疆的计划归于流产。

民国驻藏官员蒋致余评述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蒋致余跟随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后留任西藏四年。在藏期间,蒋致余致力于解决班禅返藏一事,并主持修建刘公亭、在拉萨禁革鸦片、开设国立小学、设立测候所、利用无线电台及时向中央政府报告西藏近况,与英帝国主义分裂行为进行了不懈斗争,为西藏地方的稳定及维护国家主权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再论黄慕松进藏及其历史意义

民国时期,西藏时局风云变幻,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度疏远,然国民政府成立后与西藏积极联络,关系得以改善。1933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次年,国民政府遣使黄慕松进藏追封、致祭达赖喇嘛,黄慕松在藏积极活动,妥善处理诸多事件,增进彼此了解,开启了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新纪元。

交流与融洽——民国入藏大员眼中的在藏汉人

民国大员黄慕松与吴忠信入藏处理藏事过程中与在藏汉人有很多接触,通过观察了解他们掌握了不少在藏汉人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吴忠信不仅与在藏汉人来往多,还多次与西藏地方政府要员沟通,注意对在藏汉人权益的维护。两位大员的观察记录显现了民国时期西藏地区较融洽的汉藏民族关系和比较正常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民国初年西藏地方并无所谓"驱汉"的民族仇杀。

再论历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之遴选

作为国民政府蒙藏等边疆事务管理的中枢机关,蒙藏委员会一直是近代藏族史研究中一个重大课题,且成绩斐然。不过,学界对于历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关注则明显更少,尤其是历任委员长的遴选原因与过程,关系到国民政府蒙藏政策乃至整个边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故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在台湾地区"国史馆"、"国家图书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所查阅的若干新资料,拟对历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任职原因与过程作进一步的梳理,以期引起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

民国时期西藏的地位及其治理

民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横加干涉以及民族分裂分子的蠢蠢欲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陷入非正常化的僵局,民国政府为了妥善解决西藏问题,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治理西藏的措施,如设立管理边疆的专门机构、中央派遣特派员入驻西藏、出台专门应用于西藏的法律以及封赐活佛尊号等。通过这些措施,中央政府有力抗击了帝国主义以及民族分裂分子对西藏的分裂行为,维护国家主权,保持我国的领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