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与西式现代化的差异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以“大历史观”享誉史界,他以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发展为参照来思考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问题,认为中国社会不具备产生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五个特色,与以资本为中心的西式现代化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是由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一)需注意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的联系;(二)必须考虑社会的承受力;(三)应争取民众最大公约数,避免走向极端化。

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 以科举制为线索

黄仁宇悖论描述了中华帝国组织形态松散关联但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矛盾特点。本文以科举制为线索,着眼于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观念制度来解读这一悖论,特别是这一松散关联组织形态的机制和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提供了观念一体化的组织基础,导致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双向渗透和互构,国家与基层社会上下名与实的仪式性连接。这一观念制度提供了各地区、各层次间的同构性和相互关联,同时造就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僚组织。结束部分的"余论"指出,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型,从观念一体化转向为组织一元化,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和新的挑战。

黄仁宇与中国历史研究

作为一名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持之"大历史观"及其系列著作在国内学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本文拟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就其"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探讨历史"、"实现金融管制与数目字管理"等具体观点及其治学方法、治学领域等内容作系统的梳理与阐述,从而对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做一个初步的勾勒与概括。

明代中国的税负及其财政危机的均衡分析

明代中国的管制税率很低,且长时期固定不变,结果导致了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税收的均衡分析表明,差役征收作为各级政府财政赤字的补救措施,不但没有缓和政府的财政危机,反而由于其"挤出效应"更加恶化了这种危机。鉴于此,明王朝只有把政府管制税率提高至税收供求双方决定的均衡税率之上,同时取缔各类差役征收,这样才能减轻纳税人的税负,扩大税源,增加政府税收,从而解决各级政府的财政危机。

黄仁宇的历史比较法述论

黄仁宇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地运用比较法,主要表现为中国历史比较和中西历史比较,关于西方历史间的比较涉及较少。黄仁宇的历史比较不仅具有视野的广博性,而且体现出多层次性,并和"大历史观"的构建有密切关联。它的意义在于打通中西历史,应用长时段理论,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黄仁宇“大历史观”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史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了审视,主要表现是:对中国近现史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评判;对中国近现代史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蒋介石、毛泽东作了历史定位。在"大历史观"视角下,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主线是"中国的长期革命",它与唐德刚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论"有相通这处,具有积极意义。黄仁宇还主张以财政税收作切入点,重修中国近代史,并提出四项重要建议。

黄仁字的中国“长期革命”论述略

黄仁宇在其众多著述的一些篇目中对中国长期革命进行了阐述，他所倡言竹中国长期革命是指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和改造。长期革命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它的过程复杂曲折。在20世纪长期革命实现突破性的发展，这表现为国民党重建了高层机构，共产党改造了低层组织，邓小平及其后继承者重订上下层之间的联系。在“大历史”观的指引下，黄仁宇以长期革命论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做了重新审视，颇有新见。长期革命论的形成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关联。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长期革命论也有相当的价值。

黄仁宇对史学的贡献

黄仁宇时史学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不拘一格的治史方法、多元化的历史发展史观、大历史观。此外基于他对道德和数字的独到见解,也单独列出,以期对黄先生的史学贡献有更为深刻的了解。黄仁宇先生不仅为我们的史学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而且大历史观本身即历史方法,在对历史做专业性探讨的时候可以有多种选择的方法和模式,在借鉴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同时还要与本国特色相连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黄仁宇与王夫之史学思想之比较

黄仁宇与王夫之虽然年代悬殊、教育迥别、遭际不同,但在史学思想上颇有相通之处。二人均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大视域与逻辑性,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迁和长期发展趋势,重视历史的制度结构和地理基础,强调历史的借鉴价值与现代反思,兼具世界眼光与中国情怀。只是黄仁宇受科学思潮和欧风美雨的熏染,对中国历史传统多持批判态度,技术主义色彩更为强烈,且有着地理决定论的倾向,意在审视中国落后的根源和症结,以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王夫之则更重视传统文化的历史嬗变与自我更新,对历史传统既有求真辨伪的精神和理性批判的态度,也有同情之理解,其理性精神、主体意识、道德情感、社会责任兼备,旨在兴灭继绝、救亡图存,实现民族文化和民族政权的复兴。从某种程度而言,十七世纪的王夫之与二十世纪的黄仁宇,是中国史学乃至社会走向现代征程中的一个缩影。

中国古典政体的社会治理限度——以《万历十五年》所记海瑞为中心

以史为镜,可明启示。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成名作《万历十五年》中,对海瑞诙谐的冠之“古怪的模范官僚”,却笔调里渗透着悲情。同时,黄仁宇从个体命运的偶然性缝隙中走出,外视大历史的脉动。文章认为,借由《万》描画的海瑞为个案,可以引导我们思考与探讨中国古典政制的治理机制及其限度,这也是道德立国及其社会治理的必然困境。黄仁宇以“大历史”观的技术视角看待中国社会治理及其历史演化进程,并以此为基础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这都值得我们予以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