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定律、利益集团及税费改革——基于历史角度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历史上的税费改革和黄宗羲定律怪圈形成的过程进行总结与分析,认为农民税负不断加重的深层原因在于利益集团力量对比悬殊,导致农民对于税负转嫁无力抵抗,被动承担。针对目前的税费改革以及对改革的质疑,指出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先解决农民的组织化问题,通过改变现存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真正地保护农民利益。

对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几点思考

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一重要举措有其深刻的背景,虽然对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必要性已成基本共识,但还是有人对取消农业税产生疑虑,因此要理性看待全面取消农业税。我国免征农业税后要走出“先减后升”的怪圈,免征农业税关键是要减轻农民的“灰色负担”,减免农业税后还要做好相应配套的工作。

税收中“黄宗羲定律”的剖析——基于税收伦理的角度分析

"黄宗羲定律"是在我国税收改革中是困扰千年的问题,指出它的根源,找到破解它的方法,对我国当代税收改革也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通过税收伦理的理论分析"黄宗羲定律",引入高赛尔的协定道德理论,提出了一套解决"黄宗羲定律"的税收伦理思路,最后基于税收伦理对税收改革提出了建议。

法度精神与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原法》篇再探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之精义,一是在法度精神上完成了从君主"一家之法"到"天下之法"的扭转。二是以六经所承载的三代法度精神与典范性制度作为高于君权的根本政制规范,并以太学师儒为创制立法者。由此,其中实已蕴含了一种清晰的古典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诸篇所构想的一整套政制设计,正展现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宪制安排。黄宗羲政制构想的突破性价值,在于立足于近世乃至先秦儒家的政治智慧,而对一种古典宪制理念予以了最为集中明确的表达。在其政治思想之整体中,《原法》实居于核心地位,《明夷待访录》本身即为一部以之为中心而展开的政治纲宪。

秩序重建的政治之维——黄宗羲与近世政治思维的突破

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环境中,文明秩序的重建无疑是儒者致思的焦点。在黄宗羲那里,政治维度的思考构成了秩序重建的中心议题。黄宗羲的思考包含了三个层面:以道德事功为主轴的精神秩序的重建、以天下公义为旨归的法原重构、以混合政体为中心的政制更革。其思想体现了宋明儒学政治思维在数百年时势变迁中保有的相对连续性。同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又使黄宗羲能够以更加透彻的批判眼光提出某些极具突破性的洞见。黄宗羲的思想史地位,正在于以一种批判吸收的双重视角将近世儒家政治思维予以充分展开,从而在儒家传统的同一性、延续性中展现出时代的鲜活感。

基层负担周期性发生的生成逻辑及其治理——以“黄宗羲定律”为观察视角

中国官僚制从秦汉发展至今,变化万千又层级牵制,衍生出众多基层社会治理的命题。当前基层治理负担周期发生的现象可以从历时性的"黄宗羲定律"中寻找其生成逻辑。研究发现,黄宗羲定律与基层减负的过程存在三个方面的通约性,形态上"增-减-增"的周期相似、结构上变动的互质单元、路径上多维作用的官僚主义。由此揭示基层减负周期发生的生成逻辑。一是条块信息壁垒:智慧赋能的失效;二是唯上行动逻辑:动员减负的失败;三是纵向信息不对称:负担再生的根源。针对以上逻辑,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克服减负过程中的形式主义:一是智慧联动,部门互通;二是监督到位,激励提效;三是意识共创,恢复信任;四是去伪存真,脚踏实地。

基于黄宗羲定律的农村减税改革

中国历史上的减税变法何以屡屡淮橘成枳?概因统治者只关心增税而对税赋公平诚意不足。中国古代一系列减税变法的结果表明,农民负担在减轻之后不久又会涨到比减税变法之前更高。"黄宗羲定律"所言不虚。本文为当前中国的农村减税改革提出若干对策建议,并评价了秦晖对农村并税式改革的述评,进而总结了"黄宗羲定律"对新一届政府的启示。比如,农业税的免除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作用不大,要想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必须从规制方面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总之,缺乏超经济体制范畴的政治改革配套措施,则农村并税式减税仍将受阻,偏向城镇小微企业的结构性减税也很难让农村地区受益。

政府机构改革:突破“黄宗羲定律”怪圈的有效实践

“黄宗羲定律”怪圈是一道历史难题,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也面临这一道难题。要突破怪圈,切实精简机构人员,必须更新行政管理理念,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施改革的系统工程。

重温“黄宗羲定律”——一个治理语境下的解读

我国在21世纪初的税改后,个别地方巧立名目"造费"向农民伸手的状况依然存在。尽管国家税源已从农业领域向非农领域完成了转移,农村转移支付也已实现,但整体上的赋税征收机制依稀还带有历史的痕迹。税收历史是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隐性密码,其演变轨迹呈现出与国家治理相依附的关系。传统社会难以根除杂税杂派的重要原因在于皇权制度的赋税法理。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重提黄宗羲问题依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可以通过审视其背后的治理逻辑化解中国当代社会的治理困境和潜在危机。

中国田赋制度八变历史纵览及启示

田赋制度在税收古典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纵观我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史,有八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田赋制度改革,即贡(夏)助(商)彻(周)、初税亩、租赋制、租调制、租庸调、两税法、一条鞭法以及地丁银等八种制度最为典型,鲜明的体现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公平、确定、便利和最小征收费用原则。同时,黄宗羲所提出的“积累莫返之害”有诸多偏颇之处,其未考虑政府职能扩大、百姓负税能力增加、税制制定与执行的区别,以及新税制对原来苛杂的剔出和古典税制本身的缺陷。

利益集团、行为偏好与黄宗羲定律——中国封建王朝更替动因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社会结构下,封建王朝在其演进过程中,农民集团和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对税赋改革的影响会导致"黄宗羲定律"的形成。税赋愈改愈重使得农民在当朝所能获得的效用随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从而导致农民预期起义成本的降低,当这种预期成本下降到一定水平后,农民集团会采取有效的集团行动并转向对新的政治体制的寻求,最终完成朝代的更替。这一过程可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建立适当模型,从而对中国社会特有的王朝更替现象进行解释。

黄宗羲史学观念探析

黄宗羲的史学观念上承汉儒宋学之绪,下肇浙东史学之端,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富含自身创新性。黄宗羲总结历史变迁的经验教训,注重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寄托兴亡之慨。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黄宗羲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兴亡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系列比前人更为进步的历史观。黄宗羲认为历史规律有其自身演变过程,历史变革缘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在学术史研究方面,黄宗羲提出学术多元、道无定体的撰史方针,开创了学案式的断代学术史体。

政府·市场·社会:“双减”政策下的行为博弈与“黄宗羲定律”超越

回顾历史,教育减负容易陷入“越减越重”的怪圈。教育减负的“黄宗羲定律”从本质上来看,是政府政策规制与社会、市场内在动机强弱对比引发的一种波动。这种正式化制度与日常习惯法间的博弈同样影响着“双减”政策,政府、市场、社会以及政府内部之间的二重行为博弈造成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失衡与矛盾,政策认同水平与政策执行力度均有待提升。“双减”政策利国利民,政府要促进自身与市场、社会的协调,通过教育价值引领、教育资源整合、配套机制完善等方式理顺各方利益关系,共同致力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实现对“黄宗羲定律”的超越。

农村费改税之后如何避免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浅议农村税收制度的改革及其配套措施

历史上的历次并税改革最终都陷入了"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当代中国要避免费改税之后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根本出路在于尽快建立起规范的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现代农村税收制度和廉洁高效精干的农村政权。

朱熹的赋税思想与“黄宗羲定律”

朱熹的赋税思想,和他在从政实践中激烈反对各种苛捐杂税的坚定态度,以及他为杜绝产生新的“杂派”的可能所作出的努力,实际上已经成为催生“黄宗羲定律”脱颖而出的思想萌芽。该定律是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们共同努力的思想结晶。

浅论黄宗羲的《原法》篇思想

《原法》是《明夷待访录》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黄宗羲法律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认为应该从百姓的实际利益出发,树立天下之法;同时尖锐地指出,君权专制下的一家之法是祸害天下的非法之法。在他看来,法是治国的根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但他的这些论述都只是法的内容,对于法治的客观化形式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从黄宗羲定律探析中国当前税制结构

黄宗羲定律认为,随着历朝历代对税收制度的改革与简化,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会上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从而陷入新一轮的加征加派高潮,令百姓陷入更重的税收负担中。我国目前的税制领域仍然存在着黄宗羲定律所述的现象和问题。以历朝历代税制改革的发展史为鉴,我国税制改革应该进一步完善税收结构,简化税种,降低纳税人负担。

中国的卢梭——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民主法治思想述评

明清之际 ,商品经济发展较快 ,同时 ,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市民阶层也开始涌动于社会。反映在思想领域中就有了启蒙思想的产生。本文探讨了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民主法治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民权与分权 ;二、民主与法治。并分析了其思想产生的原因。

黄宗羲与王夫之理气观之比较——以知言养气章之解释为例

本文考察明末黄宗羲和王夫之理气观,试图管窥理学晚期之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因为理气观是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本文只选取了两人对《孟子.公孙丑上》第三章,即一般所说的《知言养气章》的解释为研究对象,兼顾一些别的文本。文中比较讨论了两人的理气观。黄宗羲是心学传统下的理气一元论,从人的角度来看,强调连贯性;王夫之是基于天道大易的理气一元论,从天的角度来看,强调统合性。两人代表了理学晚期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而且都对朱子学传统下的理气观有所反思,影响了后世的儒学。

对法治社会的反省

当前学界大多以为我国传统政治之流弊,在于主张人治而不重法治,因此,建立法治社会,乃是现代化建设中极重要的工作。这当然是切应时弊的确论。然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对于法治社会的质疑也很多,尤其是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像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对此问题有最为集中的讨论。他们基本上认为法治是必要的,但并非治国之充分条件,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主导法的仍是人的因素。故制法者应以百姓心为心,谋天下人之福利,勿立一家之法。执法者应宽仁、不忍、哀矜,勿以刻察为得意。对于民众,除了以法律督察纠课以外,更应注意教育。钩稽整理这些人对“法治”的反省状况,对当代法理学及政治学之建设,仍有相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