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黄遵宪诗歌中“新名词”的运用

黄遵宪是晚清“新派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领域,其中虽然使用了一些新名词,但这些新名词的使用并没有给他的诗歌格律造成任何影响。分析黄遵宪诗歌中新名词的运用,可以发现,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仍然恪守着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原则与审美趣味。

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

光绪二十一年秋,张之洞与康有为最初交往于南京,张因甲午战争而署理两江总督,反对李鸿章等人的议和,康因发动"公车上书"及上书光绪帝而名声初震,此中的牵线人是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黄绍箕也参与了此后的活动。两人相会后,张之洞支持康有为办理上海强学会,并开办《强学报》。康有为的学术主张与政治见解与张之洞有很大的差别,而康在办理《强学报》时,坚守其见,与张之洞一派决裂。此是张、康关系的转折点,也说明了两人因学术分歧导致政治反目的起因。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张之洞档案",有一批新的史料可以细化此中的过程。

百余年来黄遵宪研究回顾

从史学角度对百余年来黄遵宪研究情况做了回顾,认为其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学者们对黄遵宪的政治、外交、文学、民俗、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上还了黄遵宪的本来历史面目。同时,指出其尚待发展充实的环节,并期待"黄学"继续蓬勃发展,取得更大的成绩。

略论黄遵宪对中日文化同源性的关注

中日两国向称“同文同种”之邻邦,其文化有明显的同源性,尤以汉字及汉字文化(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远。近代名人黄遵宪在出任驻日使馆参赞时,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特别对汉字的命运做了深刻的反思,在我国近代最早提出文字和文学语言的改革问题。黄遵完对中日文化同源性的考察与思索,既宏远深切,又平允通达,有许多识见颇可供今人参考。

黄遵宪《日本国志》对中国近代司法改革影响探析

黄遵宪是近代中日建交后派出的第一任参赞,《日本国志》是黄遵宪实地考察日本后所撰写的中国近代第一部全面研究日本的专著。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对日本为收回治外法权而在司法制度方面的改革进行了认真的评析,为清末司法改革提供了样板,推进了清朝司法改革的决策,并对中国近代司法改革方向和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

巡捕与警察——论我国近代警察产生的萌芽

警察,是指依据国家法律,以强制手段维护公共秩序、社会安全的行政武装力量,也指构成这种力量的人员。最早出现中国领域内的警察人员是上海租界里的巡捕,这是中国近代警察产生的萌芽,虽然它不归属于中国主权,但其作为国人认识和了解西方警察制度的窗口,对国人认识西方警察起到了促进作用。维新人士黄遵宪是我国近代首次使用"警察"词语的人。

客家研究的起源——从宋湘、黄遵宪到罗香林

从学术史角度看,宋湘、黄遵宪和罗香林是客家研究中的三个里程碑。清嘉庆年间客家意识在宋湘身上觉醒,清咸丰光绪年间客家研究在黄遵宪身上发端,以后客家研究在罗香林身上形成学科规模。从宋湘、黄遵宪到罗香林,形成了客家研究的起源历程。

“诗界革命”理论之变异及其原因

“诗界革命”主要成员在理论主张上有所不同,同一成员前后的做法和观点也不尽相同。康、梁为了造新声,黄遵宪为了“有我;”在如何革命方面,梁、谭从新名词走向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黄则在内容与手法上有独特可行的见解。其原因是形势的变化及对诗歌工具性认识的差异与变化。

黄遵宪与中日文人笔话

中日文人笔话是近代东亚原始的国际交流状态下的产物。黄遵宪使日时期产生了不少的笔话,这些年来笔话不断有新的发现。笔话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一批文化成果;笔话中闪现着间谍的身影,但黄遵宪经受了间谍事件的考验。笔话对于研究黄遵宪的思想、创作,对于研究19世纪末期中日文化交流,有重要的意义。

客家民间文学与客籍作家的互动——兼论黄遵宪与客家民间文学的关系

客家民间文学与客籍作家文学是客家文化孕育的一对双胞胎,两者之间,关系十分密切。遗憾的是:这种弥足珍贵的客家文化,长期以来没有得到重视与研究。客家民间文学为客籍作家提供了创作理念和文学创作中美的形式;客籍作家对客家民间文学进行再创作并使文学作品雅俗共赏。客家民间文学与客家作家文学的相互渗透、影响,使客家文学不断向前发展。

我国20世纪初西方诗歌翻译对新诗形成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新诗形成与当时西方诗歌的翻译分不开。翻译不仅向本土文学注入了异域文学意识形态,同时也引进了新的文学形式,特别是,当一个民族文学处于岌岌可危,遭致信任危机时,翻译文学将替代本土文学而占据中心地位。无论是诗歌改良者黄遵宪、或是诗界革命者梁启超、还是新诗的主张者胡适,都主张向西方文学学习,而学习的第一步就是翻译介绍西方优秀的诗歌作品,且包括冯至、郭沫若在内的新诗的实践者正是在消化吸收西方诗歌艺术的基础上达至自己的艺术成就的。

试论黄遵宪的咏物诗

黄遵宪的咏物诗虽然少,仅40几首,但在其整个诗歌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分析其咏物诗数量少的原因,论述其咏物诗的创作情况和分类,探讨其对传统咏物诗的继承和创新,从而得出黄遵宪的咏物诗的价值。

梁启超言论“流质易变”的表征及其成因

梁启超思想之"善变"令人瞠目,被康有为斥为"流质易变",革命派报刊《民报》更指其为"蝙蝠名士,反复小人"。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将其"善变"缘由归结为康有为的制约和他自身的个性因素,实际上这是强调当时变化万千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梁启超身上的折射。文章立足史料梳理,结合具体历史语境和梁启超自身性格,分析梁启超一生之变及其内在脉络,进而揭示梁启超"流质易变"的内在根源在于其始终不变的救国热忱之上,再加上黄遵宪的规劝和他本人极富感情的人格特征。

黄遵宪的文化姿态与思想经验

黄遵宪在诗歌创作上采取了融通古今雅俗、兼顾通变的稳妥策略,对"诗界革命"采取了不即不离、同中有异的认同接受态度,因而在当时得到不同政治派别和诗歌派别人士的广泛认同;后来更深受五四时期新文学家的积极倡导和高度评价,同时也受到持不同文学与文化观念人士的批评,留下了值得记取的文学史和学术史经验。黄遵宪对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认识既表现出个人与时代的先进性,又具有明显的思想意识局限和文化误读成分。这种矛盾混杂状态反映了中国文化接受外国文化过程的曲折艰难。黄遵宪的文学观念、文化姿态与思想经验今天仍具有深刻的反思认识价值和借鉴意义。

黄遵宪佚作钩沉八题

黄遵宪是近代著名外交家、学者和诗人。其百年忌辰将届,而其全集至今未能问世,颇令人遗憾。今整理解析其佚作数篇,聊补阙如,以引起学界重视。

简析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开放国门中的作用

19世纪80年代前后,恰逢中朝关系从传统的东亚宗藩秩序向近代条约体制转型的关键期。围绕着如何推动朝鲜对外开放问题,清政府的驻日外交官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积极建言献策,有力地影响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改变,推动了朝鲜对外开放的进程。作为转型时期的外交官,他们对近代国际关系的认识和研究还不够透彻,其对朝政策的矛盾、甚至是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但是他们的积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黄遵宪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和成长

黄遵宪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和成长过程如下:其学前教育得益于有进士家庭背景的曾祖母李太夫人,其小学教育主要得益于启蒙老师李伯陶,学业最后完成于嘉应州著名业师张其翧。在这些师长中,李太夫人和张其翧对他的思想和性格影响最大,梳理黄遵宪的教育和成长过程对于认识他的人格、思想和诗歌创作有重要意义。

黄遵宪与晚清孔教活动——黄遵宪理性主义中西文化观研究

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发起保儒教活动,提出将儒家改造成西方式宗教(儒教)的主张。这个主张引起时人激烈的争论。黄遵宪以其理性主义中西文化观的态度提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思想资源,但他反对把儒学变成有宗教设施、组织、教义和祭祀活动的“儒教”。他认为只有积极吸收西学,合中、西、新、旧之学,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真正促进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并进而担负起挽救民族危机的重任。黄遵宪的理性主义中西文化观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论黄遵宪诗词的民俗特色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多方面成就和建树,并积极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人物。他是卓越的外交家、思想家、政治家、民俗学家和著名的爱国诗人。黄遵宪在民俗学研究方面也是一位伟大的先驱者。他在中国和日本的民俗学学科尚未建立的时代,就已对民俗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并对中国和日本的民俗进行了大量的考察、描述和比较研究的实践,开中国近代中外民俗研究的先河。

清末民初的科学思潮与黄遵宪诗歌

晚清随着闭关锁国政策的被打破,西方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等大量进入中国,冲击着人们已有的观念知识结构,从而在近现代社会逐渐形成对西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价值观念的普遍信仰与广泛接受的科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诗歌创作,这种影响在黄遵宪身上表现得最明显,其诗中所体现出来的宇宙观和进化论、世界大同等思想是当时维新思想的集中反映,也是五四诗歌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