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藏传佛教对蒙古《卫拉特法典》的渗透与影响——兼谈蒙古草原固有法对我国当代民族法制的几点启迪

《卫拉特法典》是我国近代蒙古民族的草原固有法。《卫拉特法典》以藏传佛教为其立法宗旨,意在将经教政治相结合,形成具有凝聚力的民族意识。藏传佛教的渗透与影响,缘于法律文化的传承、蒙古民族的吸纳性格及宗教意识的培育。对《卫拉特法典》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当代民族法制建设。

葛洪神仙道教思想与黄老学的关系

葛洪从道论、兼综百家之学和治国与治身三个方面援用了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他的神仙学中所以具有自然论和理性主义的色彩,可从其转承了黄老学的若干积极成分而得到解释。但若对葛洪的这种援用进行宗教追问,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经过他的裁剪、改铸和整合,适成其神仙道教思想形成的一剂酵母,并在某些环节上为其道教思想体系的建构作了理论铺垫。

五代时期西蜀绘画的发展与演变

五代时期西蜀绘画异常繁盛,并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唐中后期画家流寓西蜀是其繁荣的直接原因,寺院庙观壁画的需求给了画家发展的空间,蜀主的好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西蜀绘画主题由宗教的道释人物画为主变为纯美术的花鸟画占优势与此也不无关系,这也是历代画史少有述及的。

从“全生避害”到长生不死——论道家重生养生思想向道教神仙信仰的演进

道家思想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道家哲学一直有“为我”、“贵生”、“全生”的传统 ,注重保养身体、延长生命。这个传统经杨朱、《老子》、《庄子》再到黄老道家发展下来 ,养生的理论和方法越来越丰富、精细。这些理论及方法在秦汉时代特别是东汉时期与神仙方术相结合 ,最终在早期道经中演变为长生成仙的宗教信仰。

官民互动的典范:明清时期河神黄大王信仰的历史考察

"黄大王"是明清时期盛行于黄、运沿岸地区的河神。早期的黄大王信仰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曾遭到官方的禁止和压制。民间对其形象进行了改造,使其日益符合官方的需要,黄大王信仰也逐渐被官方所认可,并被纳入国家正祀,最终实现了由民间杂祀到国家正祀的转化,这种转化的背后是民间和官方的频繁互动。伴随着黄大王进入国家正祀,在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下,黄、运沿岸地区纷纷建立了祭祀黄大王的庙宇。河神信仰在为清代国家提供祭祀对象、表达利益诉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沿岸民众的祭祀需求,在强化地域文化认同方面亦发挥了显著作用。从黄大王信仰的产生到民间士绅对其形象的改造,再到官员奏请、皇帝敕封,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河神信仰形成及演变的普遍规律。

黄庭坚与《瘗鹤铭》

本文从黄庭坚对《瘗鹤铭》的评价、对黄庭坚认为《瘗鹤铭》作者为王羲之的观点的阐释、黄庭坚书学理念与《瘗鹤铭》精神内涵的趋同性探讨、黄庭坚学习《瘗鹤铭》的时间问题、后世对黄庭坚取法《瘗鹤铭》的评价等5个方面探讨了黄庭坚与《瘗鹤铭》之间的关系。

论梅山宗教中存疑的几个问题

神秘的梅山文化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特色,本土的梅山教与外传引进的儒、佛、道、元皇教及融合贯通、互补兼容的现有宗教之间,存在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极为复杂关联和各种离奇的传说。以至于各种史料记载和讨论研究,均出现诸多矛盾,存在诸多争议,须经专家学者致力澄清。

明末清初相反对立的阳明学派史--周汝登《圣学宗传》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比较

回顾近代以后的阳明学研究史可以看到,阳明学派的研究一般以黄宗羲《明儒学案》为出发点,以尊重有善有恶说的修证派为阳明学的正统,以尊重无善无恶说的左派为异端。但是,如果根据周汝登《圣学宗传》可以看出,明末的状况是在阳明学派中,左派是主流,修证派是相似朱子学的保守派。《圣学宗传》代表明末万历末年的阳明学观,《明儒学案》代表清初康熙间阳明学观,二者都应该被尊重。

宗教·文学·人生——从《春桃》到《棋王》

在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 ,许多作家常常以文学为本体从宗教中汲取有益因素创造出理想化的艺术生命形式 ,这种生命形式 ,折射出人类心灵中最深广的旨趣和最宏远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