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秦汉时期“一”的图像与天下秩序: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中心

道家文本中的“一”往往被视为与“道”相同或者谓述“道”的概念,但在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代表的秦汉黄老学中,“一”有其独立的意涵与作用,而这又与对“天下秩序”的理解密切相关。《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将道家的宇宙论和阴阳术数思想结合,构建起一个以“一”为起点,以“数”为间架的宇宙体系。在这一宇宙体系中,万物相互关联、贯通、互为一体。在政治语境中,通过修身使自我转化为“一”被视为最高级的政治智慧。因为成为“一”的统治者能与事物一体相连、志意相通,并提供事物以自发实现完满与和谐的内在动力。

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

战国后期形成的黄老学说系法家在东方齐地的一门“别派”,由于东方齐地特殊的政治文化,使它与三晋法家和西秦商、韩法家理论都有着重要区别,但是它们的基本共同点则是为建构大一统君主集权政治服务,主张以“法”治国,以“术”“势”驭臣。黄老学说在汉初通过“萧规曹随”,走上帝制时代另类的“汉承秦制”之路,从而使汉初的“汉承秦制”具有更复杂的特点。在文景时期,由于皇权与外戚、宗室、军功大臣之间博奕的张力,促使黄老之学与儒家学派成为维护各派政治利益的理论武器,导致西汉前期政治制度的建构、变革异常错综复杂。

《管子》四篇心论的治道意蕴

《管子》四篇以治心为治身与应物的前提,从心自身、身心、心物三个层次探讨心与治道的关联,集中反映了稷下黄老道家的心灵学说和政治思维。就心自身而言,两重心说揭示出众人与圣人心灵状态的差异,意在说明圣人统治权能的依据。身心关系方面,心对身体诸感官弱的控制性和主导性,以独特的思路论证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治道理念。心物关系中,虚静之心处在道的地位,借助形名之术以统御万物,是治道在抽象策略层面的说明。

黄老道法思想的逻辑进路

黄老依“道”论“法”,既为道家的道治理想向现实世界的落实提供了可行性路径,也为法家的法治主张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合理性支撑。其中的理论原则是,以“道法”推衍“治法”,由“治身”推论“治国”;其中的实践原则是,任“百姓”之“自为”而实现“执道者”之“无为”,由“因天”而“因人”。这种逻辑进路,既有形而上学的理论旨趣,又注重个体的心性修养,还关注具体的政治实践,对战国后期分别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的儒法两家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及其得失

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周代时势作为其基源,反对将形而上的“道”作为政治理论的直接来源;第二,以黄老之学作为其内核,并将黄老学的起源追溯至上古时期;第三,以悯时救世作为其旨归,认为老子的终极目的是使天下雕琢复朴。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具有得失两面:其“得”在于发掘了《老子》的救世价值,提升了《老子》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影响了众多晚清和民初的国学学者;其“失”在于混同老学和黄老学,且仅以当下治理效验作为评判政治思想的标准,未能兼顾施政者之心志。这在魏源所处的时代环境下具有必然性。

慎子学黄老“无为”治道析论

黄老“无为”学旨既富于思辨哲理,亦于为政治国方略上简约易操。综观《道德经》等道家著作以及《黄帝四经》《太一生水》等出土黄老文献,可以分疏“无为”而治的多层含义:因循论、道势论、名分论、法度论、倚术论、君心论。《慎子》被奉为道法转关之学,结合传世逸文及简帛《慎子曰恭俭》,可见慎子“学黄老道德之术”而主法术势的学旨甚为显著,可以依循黄老“无为”分疏,对看似散佚的慎子学说予以印证重述。慎子的学说呈现出一套从“天道因则大”的因循之理、“龙蛇乘云雾”的道势之顺、“治国在定分”的名分之正、“任法而弗躬”的法度之制、“君仰成而已”的驭臣之术,最终归于“恭俭以立身”的清心之本。故而,慎子不只力倡君势,其学黄老“无为”而成为一种君主因循天道、正名任法倚术的治道理论。

论《吕氏春秋》的气学思想

《吕氏春秋》气学思想包含“精行四时”的“圜道说”,“本生”“适欲”“达郁”的精气涵养理论,以及“与元同气”、执一无为的政治主张三个方面,是对先秦道家气学思想的总结和发展。《吕氏春秋》同时把阴阳家关于四时之气的思想纳入黄老道家的“精气说”范畴,在继承《黄帝四经》《管子》四篇、《鹖冠子》等黄老道家养气以施无为之治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保证君主政令畅通的必要性。

论先秦黄老学对百家之学的整合

黄老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充分争鸣的产物,并最终“压倒百家”,成为战国中后期真正的显学。黄老学之所以能够“压倒百家”,是因为其学说在理论结构上具有超越于百家之上的明显优势,这一优势的获得,来自于对百家之学的整合,特别是对道、法、儒这三个最主要学派的基本理念的优化整合。

简析汉初采用道家思想治国的原因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道家一派源于民俗积淀,成于老庄。然而这一时期,却是法家大用于君王的时期。时光流转,道家一派终在汉初得到君王大用。汉初的选择初看起来更像是一次偶然,尤其在一个封建帝国君主大权在握的时候。然而道家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在汉初的成功实施说明其中必定蕴含着诸多必然的因素。

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及其治理智慧

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突出治理主题的政治思想,源出于老子,融合了诸子,它既是战国后期诸子思想渗透融合的产物,也体现了古老的治理传统,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治世学说。在黄老道家的治理思想中,"无为而治"具有特别重要的纲领性作用,集中体现了黄老道家思想中的道家成分。在内容上,"无为而治"的思想内容既集中指向治理者的"政",突出了简政放权的原则;也指向了统治者的自我节制,突出了清心寡欲的要求;同时还指向统治者的权术手腕,突出了不被臣下所趁的防奸意识。"无为而治"的思想作为一种治理的智慧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地位与应用价值。它提醒现代复杂社会的治理者要警惕自己的所谓理性,治理者应自觉地简政无为,淡化宏大的改造社会心理,正确处理国富和民富的关系,实现现代复杂社会的稳健有序,保持社会的充盈活力,实现共同体的持久繁荣。

清华简《三寿》《汤在啻门》二文中的鬼神观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和《汤在啻门》两篇文献都对鬼神非常敬重。《殷高宗问于三寿》中彭祖反复强调,让"神"与"民"均得到满足,是衡量统治者是否高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汤在啻门》讨论了构成"人""邦""地""天"的重要因素,其中"四神"和"九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此二文既重视鬼神,又不惟鬼神;既重视人的理性思考,又借重鬼神作为禁忌所能产生的神秘作用,因此和将鬼神视为绝对力量的墨家无关,思想倾向更接近黄老道家。《汤在啻门》出现了"地真"这个特定的道教用语,"四神"和"九神"也很有可能和道家、道教中的"神人""真人"等神仙有关。所以,后世道教可能从这些战国文献的鬼神观中吸收了资源。

黄老道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黄老道家研究的一些基础性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黄老学”与“黄老道家”的概念可以成立,这既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思想现象,也是一种对于共同思想倾向的概括。《史记》所见“黄老”可以分为“清静无为”“君道至上”“黄老刑名”“黄老道德”“养生成仙”五类,探究这五类的性质,有助于上溯黄老思想的来源,下探黄老思想的去向。养生思想是黄老道家的底色,贯穿于黄老思想发生、发展乃至转变的所有时期,不能将“道法”融合视为判定黄老道家的唯一标准。在黄老道家中,托名“黄帝”的知识思想系统和老子思想系统是互补关系,不能将黄老学说仅仅视为老子思想的转化。正是通过“黄帝”这个媒介,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禁忌系统才得以导入黄老道家,使之具有实操性和权威性。

贾谊、荀学与黄老——简论贾谊的学术渊源

贾谊继承了荀子之学,又深受黄老之学的影响,而荀子之学与黄老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和荀子一样,贾谊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运用黄老道家的治学方法,广泛地吸收百家之学,融会贯通。贾谊的很多学术特点既是对荀子之学的继承,同时也可归属于黄老之学的范围。贾谊的儒家思想因素往往被他纳入自己的黄老学系统,因此,他不能成为所谓"醇儒",同时,人们研究他的黄老之学也无法忽视其儒学中心和基础,这种思想类型和学术风格是从荀子那里继承下来的。贾谊的荀学师承使他的原本具有黄老学成分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向黄老之学靠拢,最终成为以进一步黄老化的荀学为主体的新型儒学。

汉代黄老新“道治”的历史阐说——论《淮南子》著述意图、文本结构、思想体系及其政治理想

刘安及"淮南学派"对《淮南子》的思想著述,根本意图在于为"刘氏"立言,其中隐含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因此实际上表现为为"刘氏"天下立言与为"刘氏"王国立言的复杂意涵。基于此,刘安对《淮南子》展开以"道治"为核心理念与视野的文本结构规设,并将汉代黄老治国方略推向贯通天人古今、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新道学,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构建出一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在《淮南子》文本结构的谨严安排中,刘安还表达出追求"道治良序"的深层的内在诉求,试图实现世俗性的政治秩序与超越性的心身秩序的交互融契,促使西汉统治者获得更为良好的政治主体发展状态,进而推动西汉王朝走向长治久安。

葛洪神仙道教思想与黄老学的关系

葛洪从道论、兼综百家之学和治国与治身三个方面援用了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他的神仙学中所以具有自然论和理性主义的色彩,可从其转承了黄老学的若干积极成分而得到解释。但若对葛洪的这种援用进行宗教追问,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经过他的裁剪、改铸和整合,适成其神仙道教思想形成的一剂酵母,并在某些环节上为其道教思想体系的建构作了理论铺垫。

韩非的道法思想与黄老之学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司马迁提出了韩非思想以黄老之学为本。文章在论证韩非思想本于黄老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分析了韩非关于"道"、"理"、"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与黄老思想进行比较。韩非重视"道"的规律义,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黄老思想有继承和改造。不同于黄老通过直观方式体道,韩非提出根据"道"的功用和表现来认识"道","理"、"法"均为道的表现。韩非继承黄老道法结合的思想,但未明确提出"道生法"的主张,他的"法"是根据现实问题而制定的成文法。

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

黄老之学实质是老子哲学与秦朝法家的结合,其基本原则是既要维护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又要兼顾农民利益。代表黄老之学思想特色的“无为而治”,符合汉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社会主旋律,故得到上自中央政府、下及地方官吏的共同贯彻。随着汉代经济的复苏,黄老无为精神为儒家的“刚健进取”所替代,黄老之学与老子哲学重复之处自然消亡,但黄老之学的某些部分却被其他更有力的学派所吸收。黄老学派的寿命短暂,黄老思想的效应则长久。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是儒家著作吗——兼与李均明等先生商榷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的整理者李均明认为《殷高宗问于三寿》是儒家著作,但他所举的例证却并非儒家所独有的思想,而是儒家和黄老学共同的思想。从《殷高宗问于三寿》关于"心"的论述来看,与儒家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同,《殷高宗问于三寿》不可能是儒家著作。从《殷高宗问于三寿》相关字句来看,它也不太可能是成书于春秋末期之前而构成儒道共同的思想资源。《殷高宗问于三寿》中充满恐惧的情绪,这一点近于《老子》,而且《殷高宗问于三寿》具有从天道到人道、从养生到治国、因循等黄老学独特的思想特征,表明《殷高宗问于三寿》当是黄老学著作。

先秦道家虚、静思想及其演变

作为道家思想的一对核心范畴,虚与静内涵相通,义相互摄。它们既贯通着道体与发用、境界与工夫,也和道家思想的其他重要范畴如自然、无为、柔弱等内涵相通,彼此间存在着互为诠释的关系。从老子、庄子到黄老道家,虚、静的意蕴及其在工夫论和政治哲学上的表现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演变。其中,由早期的工夫境界论范畴转而成为一种人君的御臣之术,是虚、静内涵发生的一次重要变化。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先秦道家的流派分化之状,也展现了晚周之际的治术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