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道术:黄老生命哲学的思想渊源

黄老生命哲学的渊源可谓纷繁复杂,其最初源头要追溯到前诸子时期的三代文化,其中“敬德”思想的确立及其相关概念的演变,为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生命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老子》是黄老道家生命哲学的最直接源头,为黄老生命哲学的本原论、人性论、价值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从老子哲学走向黄老之学的过程中,范蠡对道家哲学的创造性阐释至关重要,黄老生命哲学的阴阳气化论、“因人情”的人性论、刚柔相济的人生观等内容都离不开范蠡哲学的深远影响。黄帝神话传说中已经具备了比较朴素且明晰的生命哲学意识。

“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重诠——基于黄老学自然法的视角

“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一句及其相似说法见于多篇黄老文献,一般观点基于德刑关系解读其含义,这种方式局限于狭窄的语境从而限制了深入分析的可能。但在天道语境中,从自然法理论的视角切入,聚焦于时间秩序重诠该句,则能提供一种新的理解方式:“明”与“微”是天道的修饰语,分别代表了天道呈现的两种形态。而天道,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具有多层面的复杂含义,在其阐释中引入自然法观念,可以使“法”显题化,凸显其法度和秩序义,进而明确“明”与“微”的具体所指。“明”指天道的客观法度,通过时序的先后关系呈现为确定而必然的时间秩序。“微”指天道的变动节度,通过时机的对立关系呈现为变动而适当的时间秩序。明法与时序、微道与时机共同构成黄老学自然法的两个互补面向。这一新诠释不仅丰富与深化了对黄老学天道观的理解,而且发掘并初步建构了中国哲学独特的自然法理论,为中西哲学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

论清华简《畏天用身》中的墨学精神

学界一般认为清华简《畏天用身》与荀学、黄老之学相关联,但深入研究,可发现《畏天用身》中的天人关系具有“命由身定”的特点。与儒家天命观的宿命意味不同,墨学的天人关系表现出人义统天的倾向,《畏天用身》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倾向应该源出于墨学。宋钘、尹文之学作为墨学与黄老之学的混合,具有尊“心”的特点;《畏天用身》同样尊“心”,并混合黄老,上达墨,下启荀,作为典型案例展示了墨学精神向战国时代各家学派的渗透与融会。

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秦汉时期“一”的图像与天下秩序: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中心

道家文本中的“一”往往被视为与“道”相同或者谓述“道”的概念,但在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代表的秦汉黄老学中,“一”有其独立的意涵与作用,而这又与对“天下秩序”的理解密切相关。《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将道家的宇宙论和阴阳术数思想结合,构建起一个以“一”为起点,以“数”为间架的宇宙体系。在这一宇宙体系中,万物相互关联、贯通、互为一体。在政治语境中,通过修身使自我转化为“一”被视为最高级的政治智慧。因为成为“一”的统治者能与事物一体相连、志意相通,并提供事物以自发实现完满与和谐的内在动力。

论韩非子与老子、黄老之关系——以人性论为线索

韩非子尽管深受老子和黄老道家的影响,但从人性论角度看其思想与老子颇有不同,与黄老道家则有更多的相似。老子追求超越升华的精神境界,反对“人”成为任何他者的工具,但黄老道家和韩非子则力图直面战国时代的现实问题,主张以“因情而治”的方式加强对“人”的控制。老子以“道”的视角观察宇宙、俯瞰人类、审视人性,对人类文明进步和权力异化有深刻的反思意识;韩非子及部分黄老道家则聚焦于在列国纷争中如何加强统治的现实问题。老子超越了时代,黄老和韩非子则顺应了时代。

论先秦黄老学对百家之学的整合

黄老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充分争鸣的产物,并最终“压倒百家”,成为战国中后期真正的显学。黄老学之所以能够“压倒百家”,是因为其学说在理论结构上具有超越于百家之上的明显优势,这一优势的获得,来自于对百家之学的整合,特别是对道、法、儒这三个最主要学派的基本理念的优化整合。

简析汉初采用道家思想治国的原因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道家一派源于民俗积淀,成于老庄。然而这一时期,却是法家大用于君王的时期。时光流转,道家一派终在汉初得到君王大用。汉初的选择初看起来更像是一次偶然,尤其在一个封建帝国君主大权在握的时候。然而道家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在汉初的成功实施说明其中必定蕴含着诸多必然的因素。

黄老道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黄老道家研究的一些基础性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黄老学”与“黄老道家”的概念可以成立,这既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思想现象,也是一种对于共同思想倾向的概括。《史记》所见“黄老”可以分为“清静无为”“君道至上”“黄老刑名”“黄老道德”“养生成仙”五类,探究这五类的性质,有助于上溯黄老思想的来源,下探黄老思想的去向。养生思想是黄老道家的底色,贯穿于黄老思想发生、发展乃至转变的所有时期,不能将“道法”融合视为判定黄老道家的唯一标准。在黄老道家中,托名“黄帝”的知识思想系统和老子思想系统是互补关系,不能将黄老学说仅仅视为老子思想的转化。正是通过“黄帝”这个媒介,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禁忌系统才得以导入黄老道家,使之具有实操性和权威性。

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及其治理智慧

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突出治理主题的政治思想,源出于老子,融合了诸子,它既是战国后期诸子思想渗透融合的产物,也体现了古老的治理传统,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治世学说。在黄老道家的治理思想中,"无为而治"具有特别重要的纲领性作用,集中体现了黄老道家思想中的道家成分。在内容上,"无为而治"的思想内容既集中指向治理者的"政",突出了简政放权的原则;也指向了统治者的自我节制,突出了清心寡欲的要求;同时还指向统治者的权术手腕,突出了不被臣下所趁的防奸意识。"无为而治"的思想作为一种治理的智慧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地位与应用价值。它提醒现代复杂社会的治理者要警惕自己的所谓理性,治理者应自觉地简政无为,淡化宏大的改造社会心理,正确处理国富和民富的关系,实现现代复杂社会的稳健有序,保持社会的充盈活力,实现共同体的持久繁荣。

清华简《三寿》《汤在啻门》二文中的鬼神观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和《汤在啻门》两篇文献都对鬼神非常敬重。《殷高宗问于三寿》中彭祖反复强调,让"神"与"民"均得到满足,是衡量统治者是否高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汤在啻门》讨论了构成"人""邦""地""天"的重要因素,其中"四神"和"九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此二文既重视鬼神,又不惟鬼神;既重视人的理性思考,又借重鬼神作为禁忌所能产生的神秘作用,因此和将鬼神视为绝对力量的墨家无关,思想倾向更接近黄老道家。《汤在啻门》出现了"地真"这个特定的道教用语,"四神"和"九神"也很有可能和道家、道教中的"神人""真人"等神仙有关。所以,后世道教可能从这些战国文献的鬼神观中吸收了资源。

贾谊、荀学与黄老——简论贾谊的学术渊源

贾谊继承了荀子之学,又深受黄老之学的影响,而荀子之学与黄老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和荀子一样,贾谊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运用黄老道家的治学方法,广泛地吸收百家之学,融会贯通。贾谊的很多学术特点既是对荀子之学的继承,同时也可归属于黄老之学的范围。贾谊的儒家思想因素往往被他纳入自己的黄老学系统,因此,他不能成为所谓"醇儒",同时,人们研究他的黄老之学也无法忽视其儒学中心和基础,这种思想类型和学术风格是从荀子那里继承下来的。贾谊的荀学师承使他的原本具有黄老学成分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向黄老之学靠拢,最终成为以进一步黄老化的荀学为主体的新型儒学。

汉代黄老新“道治”的历史阐说——论《淮南子》著述意图、文本结构、思想体系及其政治理想

刘安及"淮南学派"对《淮南子》的思想著述,根本意图在于为"刘氏"立言,其中隐含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因此实际上表现为为"刘氏"天下立言与为"刘氏"王国立言的复杂意涵。基于此,刘安对《淮南子》展开以"道治"为核心理念与视野的文本结构规设,并将汉代黄老治国方略推向贯通天人古今、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新道学,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构建出一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在《淮南子》文本结构的谨严安排中,刘安还表达出追求"道治良序"的深层的内在诉求,试图实现世俗性的政治秩序与超越性的心身秩序的交互融契,促使西汉统治者获得更为良好的政治主体发展状态,进而推动西汉王朝走向长治久安。

葛洪神仙道教思想与黄老学的关系

葛洪从道论、兼综百家之学和治国与治身三个方面援用了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他的神仙学中所以具有自然论和理性主义的色彩,可从其转承了黄老学的若干积极成分而得到解释。但若对葛洪的这种援用进行宗教追问,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经过他的裁剪、改铸和整合,适成其神仙道教思想形成的一剂酵母,并在某些环节上为其道教思想体系的建构作了理论铺垫。

韩非的道法思想与黄老之学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司马迁提出了韩非思想以黄老之学为本。文章在论证韩非思想本于黄老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分析了韩非关于"道"、"理"、"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与黄老思想进行比较。韩非重视"道"的规律义,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黄老思想有继承和改造。不同于黄老通过直观方式体道,韩非提出根据"道"的功用和表现来认识"道","理"、"法"均为道的表现。韩非继承黄老道法结合的思想,但未明确提出"道生法"的主张,他的"法"是根据现实问题而制定的成文法。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是儒家著作吗——兼与李均明等先生商榷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的整理者李均明认为《殷高宗问于三寿》是儒家著作,但他所举的例证却并非儒家所独有的思想,而是儒家和黄老学共同的思想。从《殷高宗问于三寿》关于"心"的论述来看,与儒家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同,《殷高宗问于三寿》不可能是儒家著作。从《殷高宗问于三寿》相关字句来看,它也不太可能是成书于春秋末期之前而构成儒道共同的思想资源。《殷高宗问于三寿》中充满恐惧的情绪,这一点近于《老子》,而且《殷高宗问于三寿》具有从天道到人道、从养生到治国、因循等黄老学独特的思想特征,表明《殷高宗问于三寿》当是黄老学著作。

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

黄老之学实质是老子哲学与秦朝法家的结合,其基本原则是既要维护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又要兼顾农民利益。代表黄老之学思想特色的“无为而治”,符合汉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社会主旋律,故得到上自中央政府、下及地方官吏的共同贯彻。随着汉代经济的复苏,黄老无为精神为儒家的“刚健进取”所替代,黄老之学与老子哲学重复之处自然消亡,但黄老之学的某些部分却被其他更有力的学派所吸收。黄老学派的寿命短暂,黄老思想的效应则长久。

先秦道家虚、静思想及其演变

作为道家思想的一对核心范畴,虚与静内涵相通,义相互摄。它们既贯通着道体与发用、境界与工夫,也和道家思想的其他重要范畴如自然、无为、柔弱等内涵相通,彼此间存在着互为诠释的关系。从老子、庄子到黄老道家,虚、静的意蕴及其在工夫论和政治哲学上的表现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演变。其中,由早期的工夫境界论范畴转而成为一种人君的御臣之术,是虚、静内涵发生的一次重要变化。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先秦道家的流派分化之状,也展现了晚周之际的治术之变。

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以《史记》、《汉书》相关记载为据,分析儒学由边缘走向汉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真相可以看出,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已确认“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前提背景下,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言,是附议而非创议。董仲舒所以被推为“一代儒宗”,是因为他始以阴阳推《春秋》灾异之变,属辞比事,古为今用,为汉代儒家学者随时变通转化角色意识建立了典范。董仲舒倡“王道三纲”,不惜违背先秦儒家的学术立场,而以黄老刑名学说修正儒家学理,昭示了汉代大一统专制政治下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中国古代房中术

中国古代房中术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是人体生命科学的珍品,它以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提高人体生命质量为宗旨,是中国古代道家、黄老、道教思想家几千年来代不乏人、相沿不绝地研究出的人类性科学的重要成果。今天我们应当揭去封建礼教虚伪的面纱,摘除封建礼教给戴的有色眼镜,不再被诲淫、污秽的诟毁所蒙蔽,来认真研究、发掘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为人类的生命健康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