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lienation of Nature in Emily Dickinson’s Poems through the Prism of Taoism

In the poems created by the renowned American poet Emily Dickinson,those related to nature constitute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However,Dickinson’s attitude toward nature is,in fact,contradictory.On the one hand,Dickinson perceives nature as gentle and kind,akin to a mother.Nature is regarded as“heaven”and embodies harmony.On the other hand,nature possesses its own operational principles and harbors inherent cruelty.According to Dickinson,humans should refrain from excessive interference in the natural order.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in attitude towards nature between Dickinson’s poetry and Taoist philosophy.

论所谓“朱子道”之说

潘平格曾有所谓“朱子道”之说,并以此对朱子的理路进行批评。潘平格此说是否合理、有据,要从朱子本人如何看待道家谈起。从朱子文本来看,他确实对道家研究颇多,通过朱子对老子其人、《老子》文本和义理的研究,可以看出朱子最终仍然将儒道两家对立了起来。在道家谱系及义理流变的研究方面,朱子细致地梳理了老子、杨朱、列子与庄子四者之间的思想脉络与思想异同。此外,朱子还研究了道家与道教、儒家和佛教的关系,最终肯定了孔孟之道内圣外王的境界。事实上,朱子对道家与道教所做的研究属于“致知”,其目的仍在于“克己”和“敬”,即“拒盗”和“守门户”。因此,朱子虽然主张“不以人废言”,但终究认为道家“门户”错了。总之,潘平格所谓“朱子道”不合理,也无据。

苏轼诗中的“人”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通览苏诗,可以发现“人”意象成为苏诗一个蔚为大观、具有独特艺术品质的意象集群。这些“人”意象根据组群的不同大体可分为“有人”和“无人”意象,仙人、道人、佛人意象,以及古人与今人、舟人与游人等其他意象,苏诗中的大量“人”意象集群的出现既有对前人意象的承继,也与其儒释道交融的思想密切相关,是其哲学思辨下美学意蕴的生动体现,融哲思与诗意于一体。

从“可归化思想”到重要参考:道家思想西传的生态转向

本文通过梳理并分析道家思想在西方传播历程,阐述西方道家思想研究实现跨文化、跨学科的生态转向的过程。总体而言,道家思想传播在西方共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归化思想”阶段、“替代智慧”阶段,以及作为生态主义理论建构重要参考的阶段。研究认为,道家思想在西方逐步摆脱了早期的基督教中心主义的研究桎梏后,其关联性思维和非二元思想的特质得到了广泛关注,因而与生态主义的联系随研究发展而愈发紧密,并成为当代生态主义建构的重要理论来源。

祈福造势:广东雷祖祠《钦典镌记》探析

广东雷祖祠于明嘉靖三十一年九月立《钦典镌记》碑,借嘉靖帝妃杜氏口吻为其亲生子裕王祈福。碑中称杜氏为“皇贵妃”、裕王为“皇太子”,显然与史实不符。经考辨,杜氏封号仅有“康妃”,裕王从未被立为太子。嘉靖时宫中崇祀雷神,差遣正一嗣教大真人府赞教赴雷祖祠为裕王祈福,雷州府文武官员借机渲染裕王将继大统,显示裕王继位是朝臣与基层官员的共同选项。碑刻反映了雷州府流动文官与世袭武职联手争取社会资源的意向。

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三言”道教书写中的疾病与治疗意识

在明代拟话本小说中,“三言”无疑具有独特性。以往的研究大多从思想主题、作者、本事考证、传播影响等进行分析。但从疾病与治疗角度分析“三言”中的涉道作品是一个新的突破口。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有其特殊的文化土壤生发条件,这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生命意识、长寿的思想,使作品构建了一个对精神和肉体疾病均有治疗作用的世界。小说劝诫世人抛却物欲、隔断迷情,达到清洗心灵、修炼心性的作用;用道术来达到对社会的救济,完成对身体疾病的治疗;借助梦境实现对心灵痛点的治愈。同时作品通过叙事,使疾病与治疗对小说情节的生成与拓展、人物塑造、创作主旨、环境的烘托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意义上讲,“三言”是不可多得的范本。

英国汉学家庄士敦道教思想述论

庄士敦是近代英国百科全书式的汉学家,道教是其汉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道教思想散见于其汉学著述中。庄士敦对道教的起源、神仙谱系、教规教义等许多问题都有深入探讨。在道教起源问题上,庄士敦主张道教起源于民间方术,并称之为“大众道教”。在道教神仙谱系方面,庄士敦持“人文多神论”,认为道教神仙几乎都来源于历史人物,代表民间的一种英雄崇拜。在道教的教规教义方面,庄士敦认为教规教义具有象征性意义,其形式远远大于内容,这是统治阶级维持政治权威与等级制度的需要,也是中国人尊崇祖先、恪守传统的体现,同时也为世俗社会提供了一定的休闲与娱乐。其研究理论、研究方法比较新颖独特,研究视野比较开阔,对道教的发展与改革具有借鉴启发意义。

道家与佛教的圆教之比较——玄学与天台佛教的互证

牟宗三先生对道家与天台宗圆教的义理进行过深入阐发,认为以王弼、郭象为主的道家玄义固然圆融,但其中所含的道家式的圆教,还没有达到天台宗以“存有论的圆”作根据而发挥出来的圆教内容,即只能说是主观的作用的圆,而不能说是客观的存有论意义的圆教。顺着牟先生的思路,道家与佛教的圆教之比较可以从玄学与天台佛教的互证角度展开:从王弼以“无违”来体会自然,通于郭象的“与物冥”之义,这就可以开出回应外物的作用,而无为就含无不为;又从庄子注中的逍遥义,论证郭象的相关诠释已经表达了对一切存在的不同情况都加以肯定的存有论之圆“具一切法之义”;于是郭象所表达的道家式的圆教,其内容虽然不若天台宗之丰富,但是二者在义理层次上是相同的,通过玄学的内容,可以帮助了解天台圆教若干重要的说法。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城市生态批评与道家思想的融合:构建中国可持续发展愿景

在中国,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和对环境质量改善的迫切需求,城市生态批评再次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该批评方法揭示了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两种反城市倾向:其一是将城市描绘为自然的对立存在;其二是忽视了由种族和阶级不平等而导致的城市空间发展不均衡性。这些反城市叙事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学作品中广泛存在,而且对读者的认知以及城市生态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结合城市生态批评和中国道家思想,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并展示了其在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方面的实际应用潜力。

侈谈鬼神与神道设教——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的神道观之刍议

明清时代儒释道三教进一步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同样见于众位明遗民士人的笔下。明遗民文学创作成就较高者如江西南城籍遗民徐芳,其小说集《诺皋广志》《藏山稿外编》即为融摄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典型例证,笔者即以神道观概而论之。其神道观以道教万物有灵、鬼神信仰为基础,杂糅佛教因果轮回之说,以宣扬伦理道德为旨归。徐芳在这些怪力乱神故事中秉承了《周易》“神道设教”的儒家精神。

司马迁“藏之名山”说新探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史记》分为正、副两本,副本藏于京师的国家书府,正本“藏之名山”。“藏之名山”是为了将《史记》传给“后世圣人君子”,即所谓“传之其人”,希望以此做到立言不朽。“名山”属于泛指,是秦汉方士宣扬的神仙所在,“藏之名山”用典应为此前流传的大禹得神书以治水的神话。藏于名山的《史记》只有通过后人主动寻找,才能实现“传之其人”,这是一种在时机成熟下的自发性行为。司马迁将儒家立言不朽的追求与方士求仙思想相结合,创立了“藏之名山”的文化传统,成为后世文人著书立说的最高追求,对道教中道经的传授方式也有重要影响。颜师古对“藏之名山”所作“备亡失”的阐释,对古代图书的保存同样也有深远影响。

病与药:鲁迅、陈撄宁道教观歧异与民族精神建构

鲁迅从文化内省角度,以道教为国家民族落后的病源;陈撄宁从文化抗争角度,以道教为抵抗他国文化侵略的良药。在晚清民国的政治、文化与思想语境中,知识分子的个体意识与民族国家话语交织,他们对道教的不同认知,成为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抗日浪潮中建构民族话语的重要依据。鲁迅对以道教为根柢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欲重塑现代性、健全独立的民族性格;陈撄宁在“淞沪抗战”后,明确主张以道教为“团结民族精神之工具”。

仙境题材山水画中“洞天福地”景观构成研究——以西岳华山为例

“洞天福地”作为现实世界对神仙世界的再现,是道教修行的理想仙境,在山水画中多有体现。通过分析山水画图式语言的内在依据与表示手段两方面来说明道教之“道”与绘画之“道”的关系;以相关题材画作为例,分析此类绘画作品的图像系统及蕴含的道教景观意象,梳理其仙境景观构成要素,提取出“洞”“道观”“植物”“云气”4类主要构成要素;进一步解读各要素在建成景观西岳华山“洞天福地”景观意象中的内涵与表现。旨在挖掘“洞天福地”中典型案例的价值,丰富西岳华山洞天福地的相关研究。

Reasons of Taoism in Robert Bly's Poetry

Bly's preference of Taoist thoughts to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deology in his poetry has its deeper reasons. It is his secluded life attitude and his poetics construction that promote him to learn from the ancient Chinese poetry which contains adequate Taoist ideas.

刘完素儒道援医阐释火热论之路径初探

中医经典蕴含着大量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儒道援医对阐释中医经典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本文以刘完素阐释《素问》并创立火热论为例,探讨儒道援医阐释中医经典的路径。结果表明,取象比类、格物阐释是火热论形成的基石,五行形成之象是阐释六气化火的基础;儒道合流援医,“上善若水,下愚如火”是刘完素阐释五志化火的基本原理。由于格物只是对事物一般性的认识,儒家和道家认识事物的方法援引到医学领域还不一定就是真知,刘完素最终结合临床,参验考实以证实火热论。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哲学对当代生命教育的价值引领及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众多深邃的生命智慧。从伦理学的角度,儒家重视生命,认为生死由命,注重人生命的社会价值;道家从“道”的视角认识生命,认为生死自然,重其“生”之个体价值;墨家则从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待生命,反对“宿命论”,提倡“非命观”。这些思想对当代生命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助于学生更加关爱生命、珍惜生命,树立积极健康的生命观。

中华传统勇德思想探源——基于儒道释三家勇论的分析

作为一项传统美德,勇德是人之不惧且积极的生命力量,是一种向善与为善的道德科目,正是这种德性内涵才使其超越时空而备受古今中外推崇。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勇德思想,主要散见于儒道释三家的典籍之中,它们关于勇德内涵及弘扬之道的论述对当下国民道德人格培养与社会道德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从内涵上看,儒家强调“道义之勇”,赋予勇德以道德德性,将其限定在知与仁的道德阈限内,认为勇德只有发乎仁、合乎知、导于义、成于礼,才能祛其劣性、扬其德性;道家主张“无为无待之勇”,赋予勇德一种顺应自然、遵循本性的自然德性,呈现出向往自由、追求独立、不断超越的行为特征;释家呼吁“放下之勇”,赋予勇德以坚韧、静修、劝善的精神德性,提倡一种放下执念、清心静修、普度众生的出世精神。从弘扬上看,儒家遵循的是由内而外的发现逻辑,而道家与释家遵循的是由外而内的生成逻辑。

宋儒程大昌的学术地位及评价

程大昌为南宋官历三朝的经世名儒,一生勤精治学,著述丰厚。当时及后世对其学术地位评价极高。一是程氏以当世名儒与重臣双重身份在传播儒学及其经世致用等方面弥补了新安理学家治学中所欠缺的践履工夫,成为新安理学的“先哲”;二是程氏肆力为学,博通二典,着力于儒道互补,成为会通儒道的“桥梁”;三是程氏勤政务实,政绩丰硕,被时人誉为国之宝臣,学之准的,成为学术与人格的“典范”。程氏既能在学术上着力于会通儒道,又能将此种会通精神贯彻于政治践履上,甚为当时及后世所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