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黄梅调电影的空间向度与认同美学

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视角,对邵氏黄梅调电影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邵氏黄梅调电影蕴含的不同类型空间的表征显现。在空间视域下,邵氏黄梅调电影的发展还体现出了共同的文化美学特征,其内在的心理机制就来源于电影创作者和接受者对文化传统的体认和认同。分析了邵氏黄梅调电影不同空间下的共同的文化美学特征,为中国香港邵氏黄梅调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从空间理论和文化理论角度研究黄梅调电影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示。

“邵氏”黄梅调电影的叙事伦理

“邵氏”黄梅调电影是上世纪50年代香港地区影坛重要的电影现象,因为其借鉴内地的地方戏黄梅调而显得独特。黄梅调电影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伦理语境,本文主要从伦理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论析。研究发现,整个电影文本呈现出官方道德的集体伦理、民间道德的集体伦理以及女性主体的个体伦理的杂糅状况。黄梅调电影能成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现象,风靡于港台、祖国内地是与这种内在的伦理机制暗合观众的观影期待密不可分的。

邵氏黄梅调电影艺术论

在电影工业理念下的邵氏黄梅调电影,尝试了走现代性格的戏曲电影之途,为传统艺术在现代艺术中的转换作了有益的实验。邵氏黄梅调电影的艺术特征首先反映在银幕结构上是以主唱段分割的唱段式结构;第二是它的通俗流传,因为其黄梅曲调好听易唱;第三是它的写实风格,体现在写实时空与写实动作造型两方面。虽然邵氏黄梅调电影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戏曲”,但邵氏黄梅调电影自身的艺术“空间”,却给了我们“创新”的可能,它都显示了人们对艺术概念的重新思考——一种建筑在电影基础上的,以大众的市场思考为主的“以戏就影”的黄梅调电影。

黄梅戏影视剧中的故事性与戏曲艺术性之关系研究

分析了现存的黄梅戏影视剧作品,其故事性是相当强烈的,故事来源有二:其一是民间故事,其二是文学名著,黄梅戏剧种艺术特征不只在于其故事性而在于其戏曲艺术性即歌舞表演。现存黄梅戏影视剧中歌舞与故事结合的模式主要有两种:"浓墨重彩式"与"水墨淡彩式"。未来黄梅戏的剧情故事可以进一步民族化、国际化;未来黄梅戏的音乐、舞蹈可以进一步文学化、大众化、流行化。

市场为王: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黄梅调电影生态衍变与启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黄梅调电影对黄梅戏的产业化开发是非遗资源市场化运用的较早尝试,它具有除市场外其他介入元素较少和市场发展形态较为成熟等特点,是研究文化市场和非遗产业生态关联的极佳范本。"市场"对香港黄梅调电影的内外部生态及互动均产生重要影响,其繁荣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顺应市场与媒介变化;遵循市场规律能有效激活非遗文化产业的内外部生态系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加深市场介入程度。

新时代背景下黄梅戏影视传播的思考

分析了黄梅戏从一个民间小戏发展成地方大戏,再到跻身中国五大戏曲剧种行列的过程,得益于影视传播等现代媒介载体的加入与推动:影视传播不仅扩大了黄梅戏的受众群体,也使得黄梅戏在艺术表现上更加贴近时代,与时俱进。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随着影视等现代传播手段在内容与方式上的日益多元,黄梅戏的传承发展可以有更多的路径选择。

李翰祥黄梅调电影中的多重世界探析

黄梅调电影脱胎自传统黄梅戏,电影剧本选择和情节安排在内容和思想上与黄梅戏截然不同。李翰祥对黄梅调电影剧本的选择有明显的倾向性,造成其作品在思想情节上的连贯性,电影最终超越原有戏曲的框架而拥有更多个人印记。"身份变化"、"女性自残自杀"等情节的反复出现不仅是黄梅调作为类型片的一个特性,也是李翰祥在黄梅调电影中构筑其"多重世界"的重要手段,潜藏着他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多重思考。

战后香港黄梅调电影的“通约”之路:从《天仙配》到《七仙女》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内地兴起的戏曲电影被香港电影制作业迅速吸纳、改良成为风靡东南亚华人地区的黄梅调电影。多样化的地方曲种被移植并"通约"成标准化、产业化、流行化的黄梅调电影,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多元现代化议题中西方现代化观念与民族语境的结合,也为今天民族电影全球化进程提供了观察和借鉴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