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创世神话中的华夏认同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创世神话等不仅表达了各民族的世界观、宇宙观,也从“华夏边缘”反映出本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流传的口头传统中,有大量以“同源共祖”为主题的英雄史诗、创世神话、建寨传说和叙事长诗等。这些口头传统是在少数民族内部自发形成的、超越血缘和地域的共同体认同。在西南横断山区,汉、藏、羌、彝等民族和睦相处,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十分活跃。因此,在彝族的创世神话中,既包含着彝族先民的本民族记忆,也包含着彝族与周边藏、羌、汉等民族交往的历史记忆。同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彝族通过对神话的“复述”和重新“叙事”,不断调整和重塑与其他周边民族的关系,这使古老的神话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彝族创世神话中所体现出的朴素的华夏认同观念将有助于进一步凝聚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东周白狄与华夏互融的历史进程探究

东周时期,原居陕北的部分白狄逐渐东迁,散布于今山西、河北境内。东迁白狄与华夏诸国杂居并处,通过政治联姻、人才流动、朝聘会盟等方式实现政治互融。双方战争频繁,晋、魏、赵诸国运用战争手段,灭亡白狄国家,吞并白狄土地,官方的驻军派官,移民垦殖,俘虏和流亡人员等,实现了政治、文化、土地、人民的彻底融合;借鉴胡狄治军方法,赵国实行胡服骑射。通过互相仿铸货币,推行相同的货币体系,白狄和华夏诸国融汇成为统一的经济贸易圈。通过胡服与华裳并行,葬俗趋同,世风互融、语言文字效仿等方面,两者形成了文化共同体。中山国形成国家观念后,通过吸纳儒家的仁义、天命等道德伦理观念,构建了儒术治国理念。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白狄与华夏交流互鉴,推动了东周时期白狄与华夏互融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环节。

基于社会网络的建筑行业科技创新主体合作网络演化研究——以“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为例

对创新主体合作情况进行研究,探究建筑行业创新主体合作现状和演化趋势。根据2007—2021年“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获奖情况,以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对创新主体合作整体、个体网络及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创新主体多通过跨类型机构合作方式推进建筑科技创新,“校—企”合作是当前的主要合作模式;合作网络规模不断扩展,创新主体逐渐向一个联通子图聚集,形成具有紧密关系的“小世界”;以同济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创新主体处于合作网络核心位置,促进边缘主体的建设科技创新合作。

出土文献与考古视野下“中华”观念的形成

日渐丰富的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中,蕴含着在先秦时期“中华”观念形成的历史信息。“中”的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关。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

唐代奚人的华夏认同——以奚人家族墓志为中心

奚为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唐代,奚人保持与唐中央的密切交往交流,向心于唐,认同华夏,这在奚人家族墓志中有明确的反映。奚人家族墓志中将族属归于黄帝系的记载与文献所载奚族为东胡系民族、源出宇文鲜卑存在明显不同。这种差异性书写缘于唐朝“华夷一家”的民族理念、奚是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及奚人家族“不外于中华”的历史事实,体现了奚人的华夏认同。奚人的华夏认同是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内涵的深刻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进程。

华夷观在十六国时期的曲折演变补说

夷狄在十六国时建朝立业于中原之地。他们虽困苦于“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的传统华夷观,但为了巩固统治根基、缓和华夷间的民族冲突,不得已确定“变夷”,追求“从夏”。夷狄在出身、地缘、受命、文化上的言论及举措起到极为关键性的作用,然而这种“变夷从夏”最终只停留于种种“尝试”而已,未能取得具体成效。石虎等胡人统治者的一些倒行逆施和冉闵的民族大仇杀,以及卢谌、高瞻、周虓等汉族士人的言论及行动可作为典型性的例子。

《公》《穀》“取郜大鼎于宋”发微

“取郜大鼎于宋”为《春秋》鲁桓公二年所载之文。《公》《穀》二传皆肯定鲁桓公“受赂而还,以成宋乱”的历史事实。基于此,《公羊传》又批评宋国灭郜取其鼎。在义理阐发上,《穀梁传》言“名从主人,物从中国”,颇重亲亲与尊尊之间的张力,并强调夷夏之分。《公羊传》则欲通过“器从名,地从主人”申明孔子寓《春秋》中“兴乱继绝”的万世之法。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家在形名问题上的相关讨论,可以视作孔子正名思想的经学化解读。就“取郜大鼎于宋”所阐义理来看,二传所述各有所长,呈现出《春秋》学内部不同的诠释学特色。

中国传统绳治思想考

中国传统文化重在以文德为本的成人之道,由此发展出了治国化民的绳治思想,并通过传统的时空观得到体现,形成了中华文明最显著的特点。这些思想的起源年代旧无定说,而考古学资料则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证据。湖北秭归柳林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支座或契刻文字,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汉字,对上古社会夷夏东西形势下的华夏文明起源以及汉字创制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所见之五位图和九宫图或以文字的形式标为二绳或四维,不仅体现了柳林溪先民已经具有了以“文”字表达文明的观念,而且更将时间与空间赋予了文德的意义,从而无可争议地将华夏文明的历史上溯到了距今七千年前。这种将文德观念通过空间绳维而表现的设计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绳治思想,不仅揭示了四维名义的本质,而且成为传统治民方略的思想之源。

《史记》“本纪”“世家”中的华夏族形成发展史——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

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要有历史维度,要从历史文献中寻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支持,寻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初的起源。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历史,在《史记》的“本纪”和“世家”中有相关记载,故研究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史,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来说都是基础性的,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周代华夏族贵族阶层男性婚服类型辨析

针对周代华夏族贵族阶层男性婚服类型的问题,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和图绘资料,对周代华夏族上层社会的男性婚服进行了推导和梳理。结果表明:从文化背景和形成条件的角度,婚服是在周代逐步完善且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逐渐构建而成的一种礼仪服饰文化,其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的冠服制度和祭祀文化息息相关;从服饰类型的角度,周代华夏族贵族阶层的男性要依据其身份地位服用不同样式的婚服,士以上阶层亲迎时身穿冕服,头戴冕冠,足蹬赤舄,其身衣纹样和冕冠旒数随穿着者身份等级递增;而士人新婿则着爵弁服行礼,头戴爵弁,足配纁屦,其衣身并无章彩。

王亥的历史地位——兼论原始王权的产生

王亥是甲骨文即有表现的商人先公先王中第一个被称为“王”的首领。从甲骨文中“亥”的字形来看,有以鸟为图腾的痕迹,但商族并不属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族系,从夏朝开始,夏人、商人、周人都是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王亥被称为“王”,是因为此时的“王”所具有的力量中,主要是继承了来自玄鸟崇拜的神性和神力,其“王”的观念主要表现的是宗教性。王亥称“王”的意义,体现的是当时原始王权的产生。王亥是早期形态的王,他所具有的王权仅限于商族内部,尚不能支配商族之外的其他部族或邦国,与夏商周王朝国家的“一统王权”有所区别。

“华夏”称谓的构词及语义模式——兼论族称“华”的意义

族群称谓“华夏”是同义并列式复合词,不是偏正式复合词。“华夏”的语义模式为“凸显特征+事物类”,“华”是凸显复合词“华夏”的“盛丽”这个特征的非类义语素。“盛丽”是“华”的内涵评价义,反映的是华夏族群所属的语言社团对“华”所指称的客观对象“花”的主观性认识。族称“华”源于“花”义的隐喻引申,指称“盛丽的”“中国(中原)之人”,与“华夏”同义。

自我向化与他者形塑:明代大理地区儒学发展对白族华夏化的影响

明代大理地区儒学发展推动了白族的华夏化进程,反映了边地的华夷一体。大理白族的华夏化主要通过自我向化与他者形塑两个方面得以实现。自我向化华夏化是白族的主动接受、认同儒家文化的结果,反映了白族内部的自觉。他者形塑华夏化主要在他者刻化下的华夏化,体现了白族外部上的影响。大理儒学发展及白族自我向化与他者形塑华夏化,反映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融合。

华夏^(TM)白金PCR扩增试剂盒的法医学应用评估

目的调查华夏^(TM)白金PCR扩增试剂盒所包含的23个常染色体STR基因座在中国汉族人群中的遗传多态性,评估其在法医遗传学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应用华夏^(TM)白金PCR扩增试剂盒对500名汉族无关健康个体进行分型检测,统计分析所含STR基因座的频率分布及群体遗传学参数,与目前国内外常用的7种商品化试剂盒在STR基因座个数、内标、荧光标记、Ladder中等位基因总数以及系统效能上进行比较。结果 23个常染色体STR基因座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P>0.05),个体识别率为0.791 5~0.986 2,多态信息含量为0.559 0~0.914 0。系统累积个体识别率高达1-4.1×10-28,三联体累积非父排除率为1-4.1×10^(-10),二联体累积非父排除率为1-8.4×10^(-7)。通过与7种试剂盒比较,华夏^(TM)白金PCR扩增试剂盒含有的等位基因分型标准品(Ladder)中的等位基因数最多。结论 23个常染色体STR基因座在汉族人群中有良好的遗传多态性,可用于法医遗传学亲权鉴定及个体识别。通过与其他常见的7种商业化STR检测试剂盒比较,华夏^(TM)白金PCR扩增试剂盒可进一步提供更为丰富的遗传信息。

华南岩石圈三维结构

从穿过华南陆块的6条P波地震层析剖面出发,综合引用海量出版物中部分成果,对华南岩石圈三维结构作了初步探讨。以川湘黔裂陷槽和钦杭断裂为界,可以将华南岩石圈分成三大部分。在钦杭断裂东南为华夏岩石圈。它是东南亚西太平洋低速带的一部分,它与东南亚西太平洋低速带的其他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岩石圈地幔都受到软流圈物质上升而被改造。部分地区幔源物质侵入地壳,形成丰富的矿藏。川湘黔裂陷槽以西的地区为上扬子岩石圈。它在地表是一个热块体,但在深部有延伸超过200 km的高速基底。上扬子岩石圈受到其西攀西地幔柱的改造,在壳幔过渡带产生峨眉山岩浆房,在古生代末曾引发玄武岩的大面积喷发,至今仍在滇西留有岩浆房,并产生丰富的热泉。在川湘黔裂陷槽与钦杭断裂之间的是中扬子岩石圈。中扬子在地表是一个冷块体,在湘中实测热流值低到小于20 mW m-2,根据热流值计算得到的岩石圈厚度达到300 km。具有低速、低电阻率特征。根据大地电磁测深得到的结果也与地热流计算得到的相似。

华夏小葱含药血清对缺糖缺氧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

目的:研究华夏小葱含药血清对缺糖缺氧乳鼠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方法:采用差速贴壁法体外分离心肌细胞。调整细胞数随机分为4组:正常组、模型组、华夏小葱30%含药血清组、50μg/ml依那普利组。采用MTT比色法检测细胞活力,分光光度法检测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水平,流式细胞仪分析细胞早期凋亡的变化。结果:华夏小葱30%含药血清组与模型组比较,SOD有明显上升,MDA有明显下降(P均<0.05),其调亡率和依那普利组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华夏小葱30%含药血清可以使缺糖缺氧心肌细胞SOD活性增加,MDA含量降低,并能抑制缺糖缺氧心肌细胞的凋亡。

华夏传播理论建构试探：从“传播的传递观”到“传播的接受观”

建构华夏传播理论,需要厘清何为理论、如何建构理论的问题。前者是知识论问题,我们可以从韦伯、吉登斯、格尔茨和凯瑞的思想中获得启示;后者是方法论问题,我们可以向凯瑞和黄光国学习。在他山之石的指引之下,我们尝试建构"传播的接受观"(a recept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理论。其首要问题是,传播不等于"传",而是"传-受之链","受"与"传"都是传播过程的重要部分。相对于现代西方传播学"传"的传统,中国人更侧重于"受"的传播观念。一方面,"传播的接受观"是对中国古代传播现实的表征。例如在文人雅士中流行"观""味""知"的传播观,庄子、慧能与王阳明等儒释道思想家也倾向于接受中的主体性,可以称之为"接受主体性"(receiving subjectivity)。另一方面,"传播的接受观"能为新的传播现实提供表征,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例如很多传播事件会出现始料未及的后果,或许原因多出在"受"的方面,而非仅仅是"传"的方面。"传播的接受观"不仅意味着视角的转换,更意味着立场的转移,使得华夏传播研究转向作为个体的、具体的、能动的受者,而非作为群体的、抽象的、被动的受众。这样的视角有助于呈现一个鲜活的中国古代世界,同时也有助于加深对当下传播问题的理解。

稻旱关系:中华早期文明形成的农史考察——兼论历史早期的“华夏”意识

对中国农业发生、发展和中华早期文明演进的路径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与相似性,为系统探索农业与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可能性。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以来,古代中国南北方各自形成了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两种带有地域性色彩的农业类型,在两种农业类型之间产生的"稻旱关系"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进程。具体而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和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自其产生之日起便呈现出相互交流迹象,并以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秦岭-淮河一线形成了一片稻旱混作农业区为标志而达到高峰;然而,史前洪水事件与先民平治水土的活动使彼此交流互补的稻旱关系走向分异独立,与平治水土相伴而生的华夏族对苗蛮族的持续打击,则使华夏、东夷、苗蛮之间的族群界限明晰化,从而促成了历史早期"华夏"意识的初步形成。稻旱关系的分异一方面使得史前中国南北格局得以终结,另一方面促成以华夏族为首的"泛北方地区"开始形成,从而为历史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即稻旱关系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

华夏—汉族、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

本文在解释"华夏"、"中华"等概念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华民族"的近现代涵义,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局限性及"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的区别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构建"中华人民共同体"和公民化国家的建议。本文认为,"中华人民"是神圣的,不可分割的、主权性的共同体,因此,国家应把它作为永远追求的理想目标。

《春秋穀梁传》华夷思想初探

华夷之辨是《春秋穀梁传》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穀梁传》的作者看来,华夷之辨首先源自于双方的自然差异,这一差异的扩大化则形成了"华夏为尊,夷狄为卑"的等级观念和"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穀梁传》巧妙地赋予"华"、"夷"概念以文化的内涵,并通过"贬夏为夷"和"进夷为夏"的双向流动,从根源上消解了华夷对立的基础,为华、夷在更广阔意义上的融合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