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考古视野下“中华”观念的形成

日渐丰富的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中,蕴含着在先秦时期“中华”观念形成的历史信息。“中”的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关。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

自我向化与他者形塑:明代大理地区儒学发展对白族华夏化的影响

明代大理地区儒学发展推动了白族的华夏化进程,反映了边地的华夷一体。大理白族的华夏化主要通过自我向化与他者形塑两个方面得以实现。自我向化华夏化是白族的主动接受、认同儒家文化的结果,反映了白族内部的自觉。他者形塑华夏化主要在他者刻化下的华夏化,体现了白族外部上的影响。大理儒学发展及白族自我向化与他者形塑华夏化,反映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融合。

从边缘到中心:秦人认同华夏民族的心理历程及其历史意义

秦人肇兴于陇右,保留着身为炎黄世系姻族、处于华夏民族边缘的族源记忆,自春秋至战国初期一直被视为且自视为夷狄。不过,通过迁徙、战争、会盟、联姻、重用诸夏人才、吸收中原文化等方式,秦人努力走近和融入华夏,逐渐完成了从夷狄到华夏、从边缘到中心、从自卑到自信的民族心理转变。秦人融入并认同华夏民族的心理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显示了华夏文明的巨大包容性和凝聚力,揭示了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生生不息的内在原因,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体现了华夏周边民族即"四夷"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独特的历史贡献。

姑蔑国源流考述——上古族群迁徙、重组、融合的个案之一

姑蔑本是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国族,经历了源于华夏,由中原播迁东方、由夏而夷、由夷而夏,最终融入汉民族统一体的曲折历程,并在先秦夷夏互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周初东征践奄,姑蔑作为被征服国族,一部分留居鲁地逐渐融入华夏;其主体部分则与徐奄等夷人族群辗转南下越境,并在越国的军事政治活动中发挥过重要影响。楚灭越后,越地经战国纳入统一的秦汉帝国版图,其境内的姑蔑族也在汉晋以后逐渐融入汉族。

清代“大一统”思想与东北边疆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创制

清朝统治者突破了以往历代王朝"华夷之辨"的思想局限,倡导并积极实践"大一统"思想。这一思想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即清入关前皇太极提出"满蒙汉一体"的新的民族观,是其开端;顺康时期基本形成,圣祖废长城而不用;雍乾时期趋于成熟与完善,世宗提出"中外一家"理念,高宗最终实现国家"大一统";晚清时期又有新发展,筹划在边疆地区"设行省、改郡县",实现边疆与内地管理体制的一体化,以抵御列强侵略。随着"大一统"思想的不断发展,清廷对东北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也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在清入关前至清初实行八旗制,清代前中期实行以八旗驻防制为主体、多种体制并存的管理体制,晚清时期则普遍设立州县,最终建立行省体制。东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是清朝践行不断发展的"大一统"思想的例证。

论先秦族群迁徙融合与华夏民族主体的演变

先秦族群迁徙融合是华夏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族群迁徙的规模和范围有所不同,华夏民族形成时期其主体是不断变化的。华夏民族的原胚和最初主体是汇聚和融合于中原的炎黄族群;到尧舜禹时期,除了中原地区的晋陕豫联盟外,东夷族群的加入使华夏民族主体得以扩大;夏商时期,夏商族群的扩展迁徙使夏商族群成为华夏民族的核心主体;周代分封制的建立实现了族群的大范围融合,华夏民族的主体不再以少数族群为主,而是发展成为真正的融合性主体。

四夷认知的形成与华夏观念的确立

先秦的四夷认知,与华夏族群的形成及自我体认有着紧密的关联。华夏族群的形成肇端自夏代,夏人在与东夷诸族群的联合和斗争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他者认知;及至殷商,商人所形成的五方格局及内外服制,深刻地影响到后代的天下观念;到了西周,华夏族群才得以形成,华夏观念也逐渐确立。周人开始以成周(中国)为中心,构建四夷框架,最终才奠定了以华夷五方格局为基本内容的古代天下观。

中国古代成语中的先秦华夏族服饰考

[研究方法]针对先秦时期华夏族(汉族前身)的服饰形制与文化的问题,基于中国古代成语的分析,融合古汉字字源学与先秦时期服饰文物考古三方印证的方法,得到先秦时期华夏族的主流服饰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建构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①成语“天衣无缝”说明了中国原始社会最早的服装应为贯头式,无需缝纫;②成语“束发右衽”“张袂成阴”“前襟后裾”反映了在“礼”的思想影响下逐渐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服饰的正统形制;③春秋战国时期,服饰成语已经开始引申社会文化层次,用服饰及其部件的作用、状况来反映当时的处境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丘濬的族群与边疆观念

丘濬在族群观念上,延续了传统的“内华夏外夷狄”观念,并进一步将之理论化、系统化。在边疆观念上,丘濬秉持防御立场,认可长城防御的历史价值,并重视北方族群在中国历史上的军事作用。丘濬的族群与边疆观念,呈现出内敛、保守的立场,是明代内敛国策的思想投射与历史反映。

从华夷之辨到古今之辨——关于中唐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再思考

本文从前人有关华夷之辨为中唐古文运动诱因的说法入手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华夷之辨与古文运动之间存在一条"辨华夷—复尊儒—辨古今—学古文—复古道"逐步递进的线索。边疆危机、藩镇割据等安史流弊促使华夷之辨在中唐士人心中强化,进而引导士人对"华"之本体进行审视,产生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华夷之辨延伸为古今之辨,即矫正华夷相杂的"今"文化,回归纯净的华夏"古"文化。中唐古文运动正是这种回归古典理念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即通过写作与古圣先王著述表达相一致的文体,探求古道精髓,复兴古典文化。这种复兴的终极目的则是儒学复古基础上的创新。

中古大别山区的蛮民族群及其华夏化

大别山区处于江淮之间南北过渡地带,地域人群演替体现出过渡性特点。受三国长期军事对峙及西晋永嘉丧乱的影响,中古时期大别山及其周边地区人烟稀疏。至东晋南朝时期,蛮人陆续进入,分建种落、定居扩散,成为域内主体人群,其要者有西阳蛮、弋阳蛮与庐江蛮。东晋南朝政权在蛮民聚居区设左郡左县,实行一系列差异化的政治、经济、军事治理策略,促进了民族交流交融,至隋初大别山区蛮民族群的华夏化进程基本完成。

知识生产视野下元明时期白族的族群认同华夏化

元明时期白族基于华夏文化的体认,特别是其士人积极利用华夏历史资源和知识生产系统,进行理论性探讨来回应、对话华夏,使白族华夏身份诉求为华夏所认可的同时,有效维持了自身身份。此种华夏化路径在彰显族群认同华夏化意义的同时,体现了边缘群体追求华夏身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在增强华夏认同、国家认同的同时维护自身身份的信心和能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值得重视的历史侧面。

石峁遗址与华夏民族的发祥

近年在陕西神木发现的石峁古城是华夏族祖先黄帝的居邑。这从其所在地理位置与传说中黄帝活动的地域相一致、与黄帝所属姬姓白狄族活动的地域亦相一致,可以得到证明。此外,石峁古城的建城年代与黄帝活动的年代相当,亦有助于对此问题的说明。石峁古城同时也是黄帝族后裔周族的发祥地,这从文献记载周人出自白狄、周人早期处在戎狄活动的地域,可以得到证明。此外,根据字形分析,周的氏名显示周人原是以治玉为业的氏族,这与石峁出土大量玉器亦是有着因果的关系。周人后来南迁到渭水流域,为了壮大反商部族联盟的声势而自称为夏,后又称其所分封的诸侯国为诸夏,从而导致华夏民族的产生。追根溯源,自可认为石峁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发祥地。

中华民族的凝聚与演进——从“民族”角度认识中国历史

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文章以历史上中国的“扩大”与“绵延”为基本线索,对中华民族的凝聚与演进,尤其对华夏农耕民族与北方民族的交融汇聚机制、北方民族不断南下对民族融合的推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文章认为,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基本趋势是朝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密不可分的整体方向演进,这个整体正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形成凝聚的根本,也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之所以成为可能并持续不断,其精髓与核心在于包容。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发展,正是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包容和彼此接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