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编华夷译语》之“西洋馆译语”译者初探

乾隆十三年(1748)敕撰的“华夷译语”中首次出现了汉语和西洋语言的对译辞书,其中葡、德、法、意、拉五种译语中均有“西洋馆”字样。德汉辞书《额哷马尼雅语》是目前唯一可以确认(部分)译者的一种,其译者、德意志来华耶稣会士魏继晋的一段话也成为迄今为止推测其他译者身份的唯一线索。然而这语焉不详的一段话所含的信息量其实很有限,参与翻译者到底有谁、身份为何,难以凭此断言。本文从五种译语的文本出发,结合中西文史料,试图揭示外国传教士在五种译语翻译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分工模式,确认译者群体的身份,并对译者的具体名单做出一些初步的推测。

记我国最早的汉日互译教参——寄语

明代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研究日本的热潮,出版了许多研究日本的著作。这些著作中大都收录了日语词条——寄语,成为我国早期研究日本及学习日语的重要参考资料。明代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培养翻译人员的中央机构,四夷馆使用的教材《华夷译语》中的寄语与明人研究日本的著作中的寄语相比,具有音译准确,词意丰富等特点。

《咭唎国译语》编纂流程考

《咭唎国译语》为明清时期"华夷译语"的一种,是汉语和早期广东地区"中国皮钦语"的对照辞书。通过分析《咭唎国译语》词条中不对应的语义关系,可以看出祖本《咭唎国译语》的内容和体例先后受到了两套不同的汉藏对照辞书的影响。同时,《咭唎国译语》存在用官话诵读汉语词的"主译"环节,而在具体翻译时则采用了先译音后释义的顺序。这些特征与既有对"华夷译语"的认识不同,可为了解明清时期的语言和社会研究提供参考。

“华夷译语”汉字注音法考源

在汉语拼音出现之前,用汉字为民族语和外国语注音时,如何标注“此方无”音节的读音是古今翻译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唐宋时期的经师们往往用“加口旁”、创制“切身字”和加注“二合”等形式为梵文陀罗尼注音,并逐渐形成了梵汉对音规范。梵汉对音法在西夏新译汉文佛经陀罗尼中得以继承,并被巧妙地运用于《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夏汉对音和西夏文佛经陀罗尼的梵夏对音当中,且用“大字加小字”注音形式代替了加注“二合”的形式。文章梳理了西夏对梵汉对音法的系统继承与创新,认为西夏首次创造性地把梵汉对音法运用于汉语与民族语、民族语与梵语对音中,开启了元明清时期汉语与民族语对音字书的注音体例。明清时期编订的“华夷译语”类字书均延续了唐宋以来定型的梵汉对音法,并吸收了西夏“大字加小字”的拼合注音形式。

《暹罗馆译语》所见古泰文的汉字对音及相关问题研究

《暹罗馆译语》是明清以来四夷馆、会同馆等官方机构所编《华夷译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反映的汉字对音材料可以作为明清汉语音韵、古泰文早期读音研究的重要参考。本文从版本源流、汉字对音所见音节结构特点、汉字对音所见汉语基础方言、相关史实钩稽等角度,对《暹罗馆译语》的已有研究进行了全面评述,并介绍了本文作者的相关见解。

《西番译语》(川五)所记尔苏语方言考——兼谈确定译语所记语言和方言的方法

“华夷译语”是记录明清民族语言的珍贵历史文献,明确其所记语言和方言是利用译语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一般认为,《西番译语》(川五)记录的是尔苏语西部方言,但比较发现译语和尔苏语东部方言一致性更高,记录东部方言的可能性更大,语言特点和文献记载都支持这一结论。考察译语记录的是何种语言、何种方言,除了传统的词汇比较法之外,还应该重视音变路径和语音历史层次的比较。

洪武本《华夷译语》汉字音系的阳声韵系统——兼论其基础方言

洪武本《华夷译语》是一部严谨的蒙古语-汉语对音文献,既是古代蒙古语的重要资料,也蕴含大量元末明初汉语音系的信息。通过考求其对音规则并结合近代汉语语音的演变,本文较全面地揭示了阳声韵的音值、构成及其特点,构拟了含有22个韵母的阳声韵系统。综合来看,音译汉字反映了以中原音为基础的近代汉语通语音系。

明清四类“西番译语”收词比较与关系探讨——兼谈《[口英]咭唎国译语》的收词问题

"西番译语"可以指称明清时期编纂的四类不同的译语文献,是开展藏缅语历史研究的珍贵材料。本文将明清四类"西番译语"所收录的词条及门类设置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其联系与差异,同时也简要讨论了《[口英]咭唎译语》的收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