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华条约》为视角透视东亚国际格局的演变

中国、日本和朝鲜是东亚三个主要国家,在1876年日朝签订《江华条约》之前,三国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尤其中朝结成宗藩体系,然而《江华条约》之后,三国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中国主导的传统东亚宗藩体系解体,日本成为东亚强国,中朝也成为日本的主要侵略对象,新的东亚国际格局开始形成。日本由受西方侵略逐渐成为侵略中朝甚至独霸亚洲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由东亚宗藩体系的盟主变为被侵略对象。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起始于《江华条约》,然而其主要原因在于三国面对西方侵略的态度和应对方式存在巨大差异,日本不仅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而且进行了深刻的变革,而中朝则反应迟缓,既缺乏必要的忧患意识,更没有足够深刻的变革。

“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

以"朝贡"形式推展于东亚地区的"华夷秩序",经历过从"文野之别"到"国族主义"的漫长演变过程。与此相应,穿梭其间的亲缘关系网络亦经历了从紧密到松弛再到解体等次第演化阶段。其中,"自民族中心主义"和"利益中心主义",构成了秩序组建与解体的核心内情。

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正统意识的演变

十六国时期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华夏族群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纠葛的历史时期,"华夷之辨"思想的长期存在与汉文化的主流地位使慕容鲜卑在确立自身正统地位的道路上面临重重困境。通过追祖溯源、比附祥瑞、五德历运等手段,慕容鲜卑逐渐深入地对自身统治合法性进行了阐释,从理论上为自身位列正统提供了文化依据。而随着自身正统地位的确立,慕容鲜卑对待晋室正统地位的态度亦同时产生着变化,这种转型成为十六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政治心态转圜的一个缩影。

“宁失藩服,毋损郡县”:中法战争与晚清国家观念的变迁

"宁失藩服,毋损郡县"是清政府在地缘政治变化下的战略调整,是在华夷秩序瓦解后晚清"国家"观念的重大转变。正是在"宁失藩服,毋损郡县"影响下,"大一统"的边际与"中国"的边缘日趋统一;传统的"一统天下"、"一统四夷"观念,向稳定、维护多民族国家的"一统"观念转变。由此,"中国"观念在近代中国的转型中进行了调适,即认同的"中国"不再是文化上的"天下一统",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多民族的国家统一体。

古代朝鲜的国际秩序观——基于《李朝实录》的档案解读

朝鲜王朝的《李朝实录》作为王室档案,记载了朝鲜王国政权的基本对外交往活动和关系,显示出古代朝鲜对于国际秩序的理解和东亚国际结构的认同,通过研读《李朝实录》可以发现,朝鲜王朝遵守着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即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和封贡体系。与此同时,朝鲜也采用封贡制度维持着与周边部落和地方政权的联系,形成了以朝鲜王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小中华"体系。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传统边疆体系不同地区之间的盛衰兴替通常都有连环性,必然会刺激或影响王朝中央政府的内政决策问题,由于外患与内政之间存在内在本质的互动关系,必须全面兼顾才能做出准确可靠的分析或判断。传统边疆治理积累的历史经验复杂繁多,但仍可以模式建构的方法进行归纳与总结,其中可举者如汉武帝的治边模式、诸葛亮的治边模式、两宋时期的治边模式、清代的治边模式,均各有其利弊和得失,而以诸葛亮用德而备兵即“威德”型的治边模式最为可取。由于边疆地区本质上也是民族聚居区,因而边疆治理也关涉华夷秩序如何建构的问题,尚有必要重新理解或诠释“大一统”观念的原初本义,看到天道人心既是政治行为正当性的本体依据,也是华夷与天下秩序合法性的形上根源,而只有做到“天下归心”与“天下归仁”,才能长久建立造福人类社会的和平稳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