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靖宇河南革命斗争的历史贡献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就通过组织领导震惊中外的确山暴动、建立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有力支援了北伐战争,点燃了大革命时期河南革命斗争之火,揭开了鄂豫皖革命的序幕,开启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进程,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过程中,杨靖宇践行和丰富了我党关于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理论,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从杨靖宇的革命生涯来说,河南和东北的革命活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河南和东北的革命经历都是杨靖宇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杨靖宇在河南的革命斗争也是鄂豫皖苏区历史的重要内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方领导机构建设与运行研究——以鄂豫皖根据地道委为中心的考察

八七会议后,为统筹暴动事宜,中共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党组织开始整合、集中,分别建立领导区域内工作的统一机构,向着“区域组织化”迈进。伴随中共重心向乡村转移,特委、中心县委无法适应,组织工作面临调整。中共中央在大别山区建立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道委员会,平衡上下级关系,配合苏维埃政权建设,弥补省委、县委间过大的组织差距。道委建立后,未能发挥预期作用。鄂豫皖省委依据不同区域组织状况,调整机构设置,作“组织区域化”再布局,撤销豫东南道委、鄂皖工委,恢复皖西北道委,建成鄂东北、皖西北道委并立苏区的组织格局。限于指导能力及斗争形势,鄂东北、皖西北道委分别陷入“领导过严”与“自主过大”两种窠臼,组织能效有限。道委的创设、调整、实践体现中共由“区域组织化”到“组织区域化”的演进历程,反映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方领导机构建设、运行进路,为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提供经验、教训。

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武装整改研究(1932—1934)

红二十五军的武装整改是中共在地方红军建立“以党领军”“党指挥枪”党军模式的重要探索与实践。1932年到1934年,鄂豫皖省委为强化党在红军中的权威,对红二十五军进行多次整编、改造,尤其通过整肃方式促进了“以党领军”建军原则在鄂豫皖苏区的贯彻落实。鄂豫皖省委通过整肃方式在红二十五军中确立“以党领军”的路径,是中共在鄂豫皖苏区调适党军关系的重要方式特征,也是中共“党指挥枪”多元路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鄂豫皖苏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探赜

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苏区“局部执政”实践中,以蕴含马克思主义本质要求、反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文本词语和关键语句,建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的基本标识;以马克思主义纳入鄂豫皖苏区教育结构体系、教材内容体系和宣传教育体系,奠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的认知基础;以蕴含马克思主义政党观、革命观、军队观等重要思想指导地位的制度化规范,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的主要载体。尽管如此,受“左”倾错误等因素影响,鄂豫皖苏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仍然处于雏形阶段。

鄂豫皖苏区列宁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土地革命时期,为培养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苏区列宁小学通过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灵活运用各类活动载体、重视实践教学等多种途径,推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鄂豫皖苏区列宁小学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将学校与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相统一。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粮食困境与应对措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生自然灾害,出现非生产人数增加、国民党反动派抢夺和破坏粮食,以及党的部分工作人员对粮食工作认识不清等问题,导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军民面临严峻的粮食困境。为了巩固根据地发展与保障军民粮食供应,中国共产党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通过开展生产自救、动员群众捐粮、开展扒粮斗争、设立累进税、节约粮食等多种措施,在尽最大可能保障军民的生存生活,巩固和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丰富和发展了军民战时斗争经验。

苏、鲁、豫、皖、鄂五省疟疾联防30年效果评价

目的分析和评价苏、鲁、豫、皖、鄂五省疟疾联防30年的效果。方法依据五省疟疾疫情报告和联防统计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结果联防30年,五省疟疾发病减少,流行程度降低,阻断了恶性疟传播,五省发病数占全国发病比例下降。近10年疟疾疫情回升,实际发病数是疫情报告数的6倍。结论五省疟疾联防效果显著,联防形式及实施的措施应予肯定;巩固和发展五省疟防成果仍应坚持联防,但应探索适应新形势的联防机制和内容。

再论1931年鄂豫皖三省大水

1931年所发生之特大洪灾,涉及范围之广、经济损失之巨、百姓死亡及难民流徙之众,实近世罕有其匹。这次洪灾虽有自然诱因,但很大程度属于人为因素。具体言之,一方面因国民政府主观上不作为及各级地方政府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使得本已异常严重的洪水灾难进一步恶性发展;另一方面因世界性经济危机、连年国内战争和日本入侵东北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等因素,亦牵掣了社会各方和南京国民政府在整个赈灾过程中的有序运作及救治力度。同时,此次洪灾亦充分彰显出政府救灾能力不足以及民间公共组织缺失,以致无法构建起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再至各种社会公共组织共同参与救治特大灾害的良性互动机制,终以天灾演成人祸。

1960～2014年淮河流域5省旱涝变化

基于1960~2014年淮河流域5省72个站点的气温、降水数据,运用克里金插值法、标准化降水指数(SPI)、Mann-Kendall突变检验等方法进行分析,探讨该地区气候变化特点,分析淮河流域5省旱涝灾害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1)1960~2014年淮河流域5省多年平均气温为14.463℃,并以0.009℃·a^(-1)的速率上升,1997年年均温发生突变,空间上温度变化大体呈现由西南向东北递减的趋势;(2)年降水量呈缓慢递减趋势,下降速率为0.28mm·a^(-1),且年降水量存在3个较为明显的峰值,分别对应28,22,10a的时间尺度,空间上呈现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W"型分布,并且研究区呈现明显的暖干化特征;(3)气温突变后,雨涝覆盖面积不断增加,干旱覆盖面积逐渐减小;(4)气温突变后与突变前相比,干旱频率和雨涝频率明显降低.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研究述评

专门研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论著迄今尚未得见,相关研究成果大致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的专著中设专章或专节粗线条、定性式地从宏观层面研究法制建设,尤其聚焦其曲折性;二是研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政治保卫局等司法机关的设置与职能,独具特色和创造性的工农监察制度等司法制度;三是较为集中地研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法、婚姻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的内容与历史作用;四是研究董必武和张国焘等人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关系。学界需要加强对于法律文献的系统收集整理,从整体性角度加强对于发展阶段、特点、经验教训的研究;从近代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变迁、马克思主义法制观中国化、苏联法制建设经验移植、中共领导法制进程等角度开阔研究视野和拓宽研究领域,突破传统研究框架和研究路径,借鉴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把根据地法制建设研究引向具体化和实证化,把定性和定量、静止的法律条文与根据地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相结合,清晰地展现法制建设的发生逻辑,分析法制建设的效果、不足与困境。

音乐与教化:革命歌曲在鄂豫皖苏区教育中的运用及成效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区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敏锐地察觉到革命歌曲对于普通民众的特殊教化意义,因地制宜将传统音乐元素进行革命化改造。在鄂豫皖苏区,经过改造的革命歌曲广泛运用于普通教育、工农教育以及红军教育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教育工作中,在音乐教学的形式、教材和内容方面都有新的创举,在提升苏区民众文化水平和识字能力,宣传革命思想,激发参军热情,鼓舞红军斗志,推动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方面发挥了显著成效。

论鄂豫皖根据地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贡献

鄂豫皖根据地创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由该根据地诞生的红军部队,历经浴火斗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部队,成为中共领导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根据地重视干部培养和人才集聚,为抗日斗争和日后中共建政,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鄂豫皖根据地虽然长期孤悬敌后,但是在中共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抗日武装队伍不断壮大,游击战争始终得以坚持,有力打击和牵制了敌伪顽力量,根据地成为中共抗日武装东进南下的桥头堡,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中共"绾毂中原"在全国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论红二十五军长征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影响

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和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迫使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调动了敌人"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部分兵力,并在经济上、政治上配合了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但也对根据地的组织、思想建设以及军事斗争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鄂豫皖根据地克服因红二十五军撤离而带来的种种困难最终得以保存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

鄂豫皖苏区宣传鼓动的多样化形式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鄂豫皖苏区为了动员农民支持和参加革命,创造了极其多样化的宣传鼓动形式,主要有:办农民夜校、教唱革命歌曲、运用口号标语传单、召开群众会议、创办各种报纸刊物等纸质宣传品等,其综合运用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浓厚的场景氛围,身处其中的农民被感染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汇入革命洪流之中。

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妇女运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广大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战争事业,在根据地生产建设、扩红运动、拥军支前、情报工作、武装工作和锄奸防特等方面显示出了伟大的力量,同时也为争取自身解放进行了不懈努力。她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等各方面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并为革命战争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基础和保障,也为鄂豫皖苏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鄂豫皖苏区的干部教育及其启示

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面临着党政军干部严重缺乏,中低层干部中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政治素质参差不齐的困难。由于鄂豫皖苏区党及苏维埃政权非常重视干部教育,在政权建立伊始,就在许多党内教育专家的帮助下,紧紧围绕中心任务,采取形式多样的干部教育措施,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努力消除干部中的落后思想,重塑他们的世界观。经过不懈努力,达到了纯洁干部队伍的目的,并建立了较完备的、全新的干部教育体系,为苏区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使得鄂豫皖苏区红军以及苏维埃政权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并为其他革命根据地党的干部教育提供了借鉴。

土地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宣传动员——以鄂豫皖苏区为例

在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中,从农民与地主的关系来看,农民支持和参加革命的一个重要外在原因是中共思想意识的宣传动员。中共在鄂豫皖苏区创造了举办农民夜校,教唱革命歌曲,运用口号、标语、传单,召开群众会议,办报纸刊物与印刷书籍小册子等多样化的宣传动员形式,并自上而下成立了党政军群的宣传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宣传队等领导机构。一些农民在加入革命队伍之初不是因为信仰而是被中共宣传动员营造的舆论氛围所感染而融入革命洪流中,这也说明在革命队伍里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大别山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开发

大别山是一块重要的红色革命根据地,这里有丰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同时还伴生着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由于大别山横跨三省六市,交通不发达,加之革命遗存分散,保护开发资金短缺等原因,大别山红色文化旅游始终处于低层次运行之中。因此,打破区域障碍,统筹旅游资源,广开融资渠道,打造精品线路,扩大社会影响,提升服务水平,是大别山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的必由之路。

鄂豫皖苏区文化教育模式的形成与特征

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开始探索红色政权的文化教育模式,逐步确立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方向与目标,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与管理系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因为鄂豫皖苏区的建立正处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文化教育体系作为革命政权体系的一部分,具有战时文化动员体系的特征。苏区文化教育体系为动员一切力量赢得革命战争作出了伟大贡献,同时它的战时动员特征也对建国后的国家文化教育体系的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鄂豫皖苏区开创卫生防疫事业及历史经验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面临着战争人员伤残和疫病流行的严峻挑战。面对挑战,鄂豫皖苏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医疗卫生队伍、创建医疗卫生组织、筹集医药物资和器材、训练机动灵活的便衣队等,战胜种种艰难险阻,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卫生防疫措施。鄂豫皖苏区开创卫生防疫事业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三点:党的领导是政治保证;中西医相结合是现实途径;人民至上是根本宗旨。这些历史经验对深入理解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史和中国共产党卫生防疫政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