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易学的气论哲学向度——兼议《易微言》是否影响过戴震思想之争

清儒惠栋平生对汉代象数易学进行全面梳理考掘,但后世不少学者认为他在哲学义理方面无所成就。通过爬梳惠栋有关著作中的思想,可见他在接受汉易卦气说的同时,亦以汉儒“以气为元”的本体观念为哲学向度,并立足于此反思宋学的“天理”说,其义理观点非常明确且颇具特色。钱穆曾提出惠栋的《易微言》影响戴震思想之形成,此说迄今仍有争议。通过辨析二家著作体例和义理思考指向的相似性,及戴震本人思想转向的时间线索,乃至惠栋和戴震在气论哲学取向上的一致性,可证此说应能被谨慎接受。

惠栋易学著述考

本文共搜考清代学者惠栋有关易学研究的著述20种,其中3种有目无书,所传17种书中,3种为整理辑佚前人易学之作,其余14种或为惠氏易学专著,或为其笔记、文集,其中多有涉及易学者,本文皆详为考释,并撰写《提要》,对《四库全书总目》以来前人论说之误者,亦皆一一考辨,并加以补正。

易学史研究与符号遮蔽——从惠栋研究误区出发

易学史研究中存在符号遮蔽问题,就表象而言,符号遮蔽问题与语言使用中的简化性有关,也受到循环历史观与进化历史观相互竞争的影响,从根本上言,遮蔽问题有其内在矛盾根源,即符号的无限与有限、开放与封闭、普遍与特殊的矛盾,解决遮蔽问题的关键在于还原符号内在的时间性、开放性与特殊性。

论惠栋易学中采用的“逻辑化”方法

惠栋在易学研究中采用了一些"逻辑化"的研究方法,虽不是严格逻辑学意义上的,但与传统方法相比,逻辑性确实要强烈一些。这些方法主要包括"逻辑化"的叙事方式、"概念化"的注解方式、"归纳化"的研究方式、"演绎化"的推理方式和"语法化"的分析方式。尽管如此,惠栋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中国传统的经验思维方式。

惠栋荀学思想刍议——以《荀子微言》为中心的考察

惠栋是乾嘉汉学吴派宗主,经学熟洽,著述等身。《荀子微言》是他的一部重要荀学著作,也是汉学家专治《荀子》的肇始之作。惠栋节选《荀子》篇章,作案语阐述微言。他以《易》理解《荀》义,以“绘事后素”释“礼后”,由“尊儒”论重“师法”,由辨“危、微、精、一”以驳程朱,均透露出松崖的学术旨趣,体现了《荀子微言》真正“微言”之所在。在《松崖笔记》、《九目翟斋笔记》、《易微言》、《九经古义》等著作中,惠栋多处论及《荀子》,反映其“尊荀”思想。在清代中叶的荀学复兴运动中,惠栋占有重要一席。

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和液体培养法检测新生儿解脲支原体的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FQ-PCR)法和液体培养法检测新生儿解脲支原体(Uu)的临床意义。方法采用FQ-PCR法和液体培养法检测新生儿痰中Uu,比较两者阳性检出率,及治疗后Uu含量的变化。结果FQ-PCR法、液体培养法Uu阳性检出率分别为32.87%、22.69%,FQ-PCR法明显高于液体培养法(χ2=5.58,P<0.05)。治疗后Uu阳性检出率为8.33%,且拷贝数明显下降。Uu对大环内酯类克拉霉素敏感率最高,为93.88%;对喹诺酮类环丙沙星耐药率最高,为89.80%。结论FQ-PCR联合液体培养法检测Uu对诊治新生儿Uu感染有临床指导意义。

八行本《周礼疏》不同印本的文字差异

本文比较了宋刻八行本《周礼疏》不同印本的文字差异,指出北京大学(下文简称"北大")藏早期印本较多保留了原刻面貌,也有刻工偶误;国家图书馆(下文简称"国图")及台北故宫藏后印本既有校订原刻之处,亦有误改及新的刊刻讹误。此外还探讨了民国间董康影印及影刻八行本《周礼疏》的底本问题以及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所引惠校本异文来源问题等,以为读者利用八行本《周礼疏》之参考。

《东吴三惠诗文集》整理记

《东吴三惠诗文集》指清代学者惠周惕、惠士奇、惠栋三人的诗文集。三惠之诗文集,传世者有惠周惕《砚谿先生诗集》7卷、《文集》1卷、《砚谿先生遗稿》2卷,惠士奇《半农集》3卷与惠栋《松崖文钞》2卷等。笔者此次整理,除将以上诸集校勘标点外,还辑得《东吴三惠佚文辑补》5卷,《东吴三惠诗文集有关诸家序跋与提要》1卷及《东吴三惠重要传记材料》1卷。本文即对诸集之版本、内容与整理过程进行说明与述论。

惠栋《易汉学》的卦气学研究

由于惠栋极力推崇汉易,故其《易汉学》中有关汉易卦气学的考述在文献资料的取舍上有明显的倾向性,且对汉人的有些说法也缺少应有的分析鉴别,这对后人认识有关汉易卦气学的一些问题还是有负面影响的。

论惠栋易学的思想特点及其思想史意义

惠栋通过易学建立的朴学范型具有鲜明的思想特点:他将传统的经学考据发展成自觉的证明学说,完成了朴学的知识性转向;他将汉易的象数之学综合成更加完整的象化模型,优化了建立在行为理性之上的传统易学范本;他还提出兼两说与既济说,发挥出一套理情成善的礼治理论,将宋儒的天理重新解释成具体的个体性的分理,奠定了清代哲学走向个体化与制度化的思想方向的基础。因此,从近代哲学的演化趋势来看,可以将惠栋的朴学范型看成是心性哲学与理性哲学融合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吴中惠氏经学平论

清代苏州惠氏家族四世传《易》,远绍汉学。其在尊汉传统中所表现出的通达的学术观念和实事求是的学风,足可斥倒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吴派经学只拘局于门户的误解。

简论惠栋标帜“汉学”的易学特色

论文分"崇尚汉易家法"、"融通汉易师法"、"批评图书易学"种"学术价值与思想意义"四部分,论述了乾嘉著名易学大师惠栋的易学研究。论文指出:一、惠栋研究《周易》,重视汉易的家法,融通汉易师法,提倡复归汉代的象数易学,体现了他对传统易学的继承与超越;二、作为经学大师,惠栋企图借鉴汉代象数易学理论来指导易学研究,既是他诠释易学当代价值的认真尝试,也是他以独特的方式延续了象数易学的生命;三、惠栋梳理汉易各家源流、勾勒其象数学特点,祛除宋儒图书易学中的臆说的流弊,成为清代易学研究的一个成功典范,具有转变当时学风与确立十八世纪经学研究方向的意义。

国家、地方与民间之互动——巍山民间信仰组织“圣谕坛”的形成

借助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角度,从国家、地方政府、乡村基层组织和“洞经会”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圣谕坛”产生的原因,展示了权力控制过程中,各方利益与策略的交汇,探讨了民间宗教组织确立自身合法性,寻求、构建生存空间,与国家维持平衡关系的机制。

清代吴地藏书家校勘学家惠栋

惠栋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学家、经学家,吴派经学的创始人。惠栋学术思想承沿顾炎武,一生治经以汉儒为宗,在文字、音韵、训诂、辩伪、辑佚、校勘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清代及后世古籍整理产生极大影响。他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对汉代易学的整理、保存和研究上、

《救荒活民书》中救荒思想浅析

《救荒活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专门针对救荒的专著。书中提出较完整的救荒思想如 :预先救济思想 ;以常平、义仓、劝分、禁遏籴、不抑价等五种救荒方法为主 ,辅以一系列配套方法的综合救荒措施 ;救荒过程中的各级行政管理的程序思想等。

提高临床医学生对超声认识的教学体会

超声医学是一门临床应用广泛、发展迅速的新兴学科,超声医学教学过程中,从超声应用的广泛性、局限性、先进性3个方面入手,提高临床专业医学生对超声的认识,这种教学方式有助于促进超声教学工作的发展,培养更全面的临床人才。

作而非述——从《太上感应篇注》看惠栋的学术取向

关于清代汉学吴派鼻祖惠栋的学术取向的论断,以梁启超"述而不作"的观点最为学界所接受。不过,清代汉学家远不止具有考据的层面,对义理和经世的重视则是考据之外的另一种面相。这既是近年来学界清代学术和思想史的重要发现,也是重新思考惠栋学术取向的出发点。通过对《太上感应篇注》的创作缘起、引文和内容的分析及其影响的讨论,可以看到惠栋的另一种学术取向。这种学术取向与其说是"述而不作",毋宁说是"作而非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丰富我们对惠栋和清代学术与思想史的认识。

惠栋的性情论及其在清代哲学中的定位

惠栋通过文献学考辨,指出《文言传》“利贞者性情也”的“性情也”本当作“情性也”,以此批评王弼、程颐等有“性善情恶”之嫌的“性其情”说。与此相对,惠栋斟酌《参同契》等古义,提出“推情合性”说,即情之发自然合于性,以与《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相发明。汉儒不论是董仲舒还是翼奉,皆没有“性善情恶”之说。在他们看来,情最初只是人的一种机能事实,它只有在后来的发展中,在与外物接触时,才能因人自主的选择而产生善或恶的结果。然人情就其现实而言非常复杂,情之发随时合于性,这是圣人之境地。惠栋即由此判摄古代学术,以六经的“推情合性”义为生知安行之学,以理学的克治工夫论为困知勉行之学。由此他实现了对汉学和宋学的统合,这与戴震及其后学的性情论思路有较大差别。

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研究史

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为乾嘉学派之吴派训诂学代表作之一。清代学人对此书评论较多,主要从辑佚、辨伪、考证、故训等方面予以推崇,在其改易经字、尊汉抑宋方面予以批评。民国时期章太炎、梁启超褒皖贬吴,认为该书古今文不分,裁断之识较薄。同时期刘师培的评价却更为客观,他指出江声之学能够融汇经义,不仅是搜集古注古义,而是有自己的选择与见解。当代对其研究多是概述性评述,难现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小学研究之价值。

北宋三次回河东流失败的社会原因探讨

北宋治河用力勤、投入大 ,但三次回河东流工程皆以决而北流宣告回河的失败 ,这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以政治、经济和军事为治河决策的惟一依据而导致治河的决策失误 ,回河前忽略东流堤防和河床的综合整治及不合理的规划设计或根本没有进行规划设计 ,水官因受到歧视地位低下而造成治河不得其人 ,因机构臃肿而造成各管理部门和各堤段之间的互相推诿和牵制、治河埽料和治河人员的混乱调度和不到位的管理、吏治腐败和监管不力 ,治河方略只针对黄河的水而忽视了黄河的高含沙量 ,为保卫京城和国家的运输大动脉而重视黄河南岸大堤和轻视北岸大堤的修筑等 ,这些诸社会因子反映了北宋以人事治河和人事不振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