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追求精神自由与灵魂安宁的一贯之道

禅宗传入中国后,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延续了印度禅宗的"止啼"宗旨和自由精神。虽然教授方法发生一些改变,但诸如机锋、棒喝、体势之类的教授方法只起启发作用,无实质性内涵。慧能没有改革禅宗,跟迦叶和达摩一样,他所做的只是指示方向,引导更多人踏上探索精神自由、灵魂安宁的漫漫旅程。

慧能禅与庄子关于“自由”思想之比较研究

慧能禅义和庄子思想于"自由"之旨上有深层共鸣。从形体而言,庄子思想讲求"离形去智",以"诚忘"求形体虚无、物我两忘之自由;慧能禅义则从"无相"出发,讲求无念去相、一无所滞之自由,甚至庄子之形上之思一并抛却,其宗旨略胜庄家。从灵魂(心性)而言,庄子从"诚忘"而有"心斋",从"心斋"而达"物化",于逍遥无待之祉尚求万物其一之无限自由之境界;慧能则自"无相"而有"无念",挈"无念"而达"无住",于念念不染之地能得不离不住之无极自由之境地。庄子自由而有万物,慧能已然自由至虚空。从这点来看,慧能禅比庄子更加高明。

慧能禅与人间佛教

禅宗站在人的立场来言心性,它超越了先前那种注重解释所谓宇宙实相的心性论,"佛"、"佛性"等概念名相在"人"、"人性"的范围内获得直接的规定,在这一前提下,慧能的"见性成佛"实际上指向了"成人成佛"的问题。在"即心即佛"、"即性即佛"以及"直心是净土"等问题的阐释中,慧能禅彰显了其对于人性、生活以及生命这些最有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的伦理关怀。由此我们可以说,慧能禅所表征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指向了人间佛教。

作为“传宗简本”的敦煌本《坛经》考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印顺、净慧为代表的禅门宗匠就提出过"敦煌本《坛经》为传宗简略本"的观点。结合禅宗史料与敦煌本《坛经》文本分析,可以发现,敦煌本《坛经》文字简约、节略较多的特点是后人根据传宗需要省略的结果,并非古本原貌;考察唐五代禅宗史不难发现,正是神秀一系在南禅北传过程中基于与北宗较量和传宗的需要,才一再推崇《坛经》乃至修改文本内容。两相对照,更有理由相信出土于北地的敦煌本《坛经》是用以传宗的简本,而非最接近曹溪古本的版本。

论作为禅宗伦理经典的《坛经》

《坛经》作为禅宗经典也是一部禅宗伦理典籍,佛教作为伦理性宗教的特点在《坛经》中得到突出的体现。《坛经》建构起了禅宗伦理的道德形上学,即心性论或人性论的三主题:心性清净、本有佛性、本有智慧;又以如来藏理论解释了恶对于人的本性显现的障碍作用,在此基础上确立了道德认识的内省式方向:明自心、见自性,以及道德修行的无修之修的特色。《坛经》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其中突出了慧能孝的道德形象。

论惠能禅由广东向海外传播

惠能禅不仅在广东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传播及影响到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越南、韩国和日本等。惠能禅为这些地区的人民所接受,并与当地的文化相融相会而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禅宗新派别。19世纪,随着东西方文化的广泛交流,惠能禅还传到了北美和欧洲大陆,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钱穆对胡适禅论思想的批判

钱穆不仅对佛教禅宗及其六祖慧能颇多开创性研究,还密切关注时论,对学界禅学研究予以评说。钱穆认为胡适的禅学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的错误:一是《坛经》乃六祖慧能佛学义理之所系,而非神会的"杰作";二是禅宗袈裟传法确有其事,并非神会"自由捏造"。文章初步分析了钱穆批驳胡适禅论思想之原因以及胡适在中国禅学研究史上的贡献。

敦煌本《坛经》析义之立宗破疑

20世纪初,敦煌写本《坛经》重现于世。此后近百年,对此本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2009年还发现了新的旅博本。文章解析敦煌本《坛经》中一段,约占全文的四分之一。六祖惠能在此回答了各种问题,澄清了禅宗和其他宗派的关系,建立了他所开创的南宗的宗旨。录文来自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并根据诸家校勘成果,有所斟酌去取。

从《坛经》看慧能对中观学的继承与转向

《坛经》是禅宗六祖慧能思想的记录。以《坛经》为基点,可以清楚的呈现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对中观学的继承,即在"性"上联接了中观学的"性空"与禅宗的"见性",而慧能的改革之所以在中观学的框架中更为清晰,因为他在继承性空的基础上实现了向内在"心"的转向。

王维《能禅师碑并序》探析

《能禅师碑并序》是王维受神会所托为六祖慧能撰写的一篇碑铭。作为现今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有关慧能禅师的史料文字,文章清晰而简练地记述了慧能大师的一生,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不仅如此,文章一方面对慧能以及南禅思想进行了精辟的阐释,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王维融儒释道为一体的变通思想,思想含蕴丰富。此外,这篇碑铭也显示了王维的文学才华。文章融散入骈,骈散结合,属对多样,用典精当,达到了华实相符、文质彬彬的审美境界。

论禅宗六祖慧能与广东南江文化之联系

广东南江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禅宗六祖慧能与南江文化有着割不断的渊源,这种渊源不仅表现为广东南江流域地区是他的本根之地:生他、养他、育他、圆寂之所,更表现为这一地域历史文化、稻作文化以及习俗文化对他的熏陶。慧能深受南江文化影响,他对南江文化也有着重大贡献。通过对禅宗六祖慧能与广东南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归纳和分析,为研究六祖慧能与地域文化之间联系以及解读六祖慧能的文化思想,开辟出一条新的思路。

六祖慧能与韶州曹溪结缘考略

慧能生长在广东新州(今新兴县),得法于湖北黄梅,剃度出家于广州,而最终在韶州曹溪弘法37年,圆寂后其真身永久供养在韶州,这不仅是他与韶州有缘,还有诸多原因需要探究思考。

论“以无念为宗”的三重展开

《坛经》中"三无"思想被认为是六祖慧能思想之概括,"以无念为宗"尤重,慧能在《坛经》中多次阐述这一思想的内涵。慧能这一"以无念为宗"的思想,有其承前之思想渊源,既有般若空,又具佛性有,是般若中道之继承;又有与同时代教内之呼应,作为"最上乘"的基本特征,而超越作为"大乘"的教内,同时两者又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具有对后世禅宗理论之宗旨性意义,后来的大禅师虽以"无为宗旨"等不同表达方式表达禅宗的宗旨,但都只是与"无念"名异而已。

韶州曹溪在禅宗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惠能与韶州曹溪宿昔有缘,生在新州,得法黄梅,广州剃度,却在韶州曹溪行化四十多年,并把真身永久地留在了曹溪宝林寺。韶州曹溪是惠能黄梅求法的准备出发地,又是他回到岭南的首选避难地,还是禅宗宝典《坛经》的演绎创作地。曹溪宝林寺更因为惠能的到来而得到繁荣发展,最终成为岭南禅宗祖庭。惠能用曹溪法乳,孕育了一大批禅宗大师。他们又背靠岭南,立足曹溪,挺进中原,最终推动南禅顿宗发展成花开五叶、五家七宗的繁盛局面,"凡言禅皆本曹溪"也就顺理成章了。禅宗文化在韶州曹溪的发展使韶文化大观园中增添了新的姿采。

十多年来广东的禅宗六祖文化研究

1997年至2012年,在广东举办了多次禅宗文化学术研究讨会。广东社会科学界和佛教界的禅宗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了一大批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和论文集,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岭南禅宗六祖文化研究的进展。

韶关禅宗文化面面观

韶关作为岭南粤北的历史文化名城,唐宋以来佛教禅宗思想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并以此为起点,挺进大江南北和中华大地,成为影响全国的佛教主要宗派。后来,禅宗的影响波及欧美和南洋诸多地区。如今,禅宗文化成为韶关文化旅游的灵魂。

惠能禅学的“三无法门”之解密

无相、无念、无住的法门是惠能禅学参禅悟道的根本法门。无相,即于外则自然显现万相而一相不执。无念,即于内则自然显现万念而一念不执。无住,即于中则心性本体恒常变化而变化恒常,永动不居。掌握了三无法门,并且修行到家,便达到了明心见性而得道成佛的境界。

浅论禅宗中国化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禅宗既反对北方民间对释迦牟尼的狂热崇拜和偶像化,也反对南方士大夫崇尚义理,苦研佛经的教条化。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指出了“见性成佛”的佛教发展新方向。禅宗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早期印度式坐禅,中期中印融合的参禅,后期中国化的悟禅三个阶段。

般若与禅:敦煌写本《金刚经》注疏研究——以北敦15403号背与《晋魏隋唐残墨》第36号为中心

本文选择了北敦15403号背《夹注金刚经》和《晋魏隋唐残墨》第36号《夹注金刚经》等“随文注释”式经疏为研究对象,对此类经疏的释经方式、宗教立场及其解经特色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佛教典籍,重点分析此类经疏与禅宗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

禅宗的神灵观之终极解密

惠能禅宗属于彻底的无神论宗派。其不仅不信佛经中所谓天龙八部的存在,也不崇信诸佛菩萨等一切偶像。其彻底颠覆偶像崇拜的精神是人性解放的号角,是自由精神的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