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近代留日回族教育活动研究

论文探讨了留日回族对近代中国教育转型改革的作用和贡献。认为留日回族是近代回族留学生中人数最多、生源地最广的群体。立身特殊的时代中,留日回族以强烈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投身国家教育事业,在回族社会中积极普及国民教育,奠定了近代回族教育的爱国传统,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回族社会的思想文化顺应国家需要与时代发展。这既是他们参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讨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方面,也是近代回族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族聚居地区的民族关系——基于宁夏L镇回汉社会交往与民族关系的调查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回汉关系。宁夏南部山区是回族的主要聚居区,通过对回族聚居的海原县L镇的实地调查,结合民族社会学的有关理论,认为回族聚居地区回汉民族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边界,但回汉民族关系在求同存异、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维持着动态的和谐。

回族民间机智人物故事的类型探析

回族民间机智人物故事是回族民间故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有长工与地主的故事、女性机智人物的故事、智断官司的故事等类型。用类型分析法对其进行归类分析,可概知回族民间故事的叙述方式,并有助于理解回族人的智慧审美。

日喀则“藏回”族际通婚调查研究

伴随着族际交流的日益深入,日喀则"藏回"作为文化涵化的典型例证,是族际深度交往过程中,逐步"藏化"的群体,但是在宗教信仰与族际通婚方面,刻意保留并维持着原有的民族特征。较之内地回族严格族内婚姻的戒律,日喀则"藏回"可以接受"藏入回"或者其他民族"入回",可以婚娶他族的配偶,但是前提条件是对方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即改变原有宗教信仰。除却极端个例外,不存在"回入藏"的现象。

甘青宁回族聚居区老年人生存质量及焦虑抑郁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目的了解西北回族聚居区60岁以上老年人生存质量的现状,并探讨同一地区回族和汉族老年人焦虑抑郁的主要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甘青宁回族自治县1 051名60岁以上老年人,采用自制问卷进行入户调查。结果 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独居、慢性病、近两周内患病、去年住院、男性、低保或贫困户是回族老年人焦虑或抑郁的危险性因素,配偶健在、有宗教信仰、有固定娱乐活动及亲友经常联系是保护性因素。结论同一地区存在问题的回族老年人比例较高,宗教信仰在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有独特作用。独居老年人是焦虑或抑郁的高危人群,患慢性疾病加重了老年人的心理负担。

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制度性“回民”身份的形成过程及其执行效果

从雍正朝中期开始,清代制度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回民"身份。适用该身份的人群即回族。在这一过程中,"回民"这一身份从只有民间日常生活意义,逐渐附加上了国家制度的意义。这一制度化身份主要体现在治安方面,与保甲制度紧密关联。此过程始于甘肃,由保甲组织中的特别管制办法开端,进而逐渐发展出特别登记、统计、刑例等规定和具体举措,并普及全国。这一过程以多次具体事件为契机推进,至乾隆朝基本完成。由此形成的制度性"回民"身份有着污名化特征,但因保甲制度缺乏实效而流于形式。

也论常遇春的信仰与族属问题——与问永宁先生商榷

问永宁先生的论文《论常遇春的信仰与族属问题》没有拿出新的资料,其推测性的结论完全建立在一知半解的猜测之中,逻辑混乱、概念错误、缺乏回族常识是这篇文章不能令人信服的主要原因,较对原文中所有的论据一一反驳,并通过常遇春后裔、家谱等论据证明常遇春为回回人无疑。

回族语言及其反映的民族认同心理

回族因历史和文化的原因而使用汉语 ,但在其语言中保留了部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成份。同时 ,部分词汇受到了宗教的影响 ,从而体现出一种民族认同心理。

河南开封回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基于开封清真寺碑铭的研究

开封回族中,出仕为官者、未出仕者和普通民众因各自所处阶层不同,对主流价值观有不同的认知并相应采取不同的交往交流方式。汉族文人、地方官员因社会身份不同,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不同,交流交往的方式也不相同。从开封清真寺碑铭中所反映的回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来看,增进民族间的沟通和了解,是减少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的根本途径。

青海卡力岗人的族群身份变迁

青海化隆县卡力岗地区的卡力岗人,操安多藏语却信仰伊斯兰教,这一特殊族群的文化变迁现象被称为卡力岗现象。本文基于文本分析,从人类学视野的族群理论来探究卡力岗人的身份认同,认为它是在伊斯兰文化与藏族文化涵化后产生的现象,卡力岗族群身份认同随社会变化经历了变迁,由历史上藏族的身份认定,到现阶段趋向于回族身份认同,并日益疏离了藏族文化。

回族聚居区文化环境与民族教育发展的互动影响及对策分析

回族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少数民族,在回族聚居地区文化环境总是有机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试图从回族传统习俗、宗教文化以及教坊文化3个方面来研究回族聚居区的文化环境与民族教育之间互动影响的关系。并且针对回族聚居区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更新教育观念、强化学校教育意识、引入职业教育以改进民族教育管理体制等主张。

民族精英与当代村寨歌舞乐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近40年是中国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语境的变化让各文化事项的组织结构经过了解构、重构等历程。村寨“神圣艺术”“日常艺术”和“文化表演”的界限逐渐模糊,在政府、民族精英与民众等各方力量共谋的过程中,民族精英成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交融的重要一环,在不悖民众对民族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适应需求”,其选择、行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民族村寨歌舞乐的传承、变异及其发展走向。

抗日战争时期泰西回民抗日救国会研究

抗战爆发后,泰西地区回族民众毅然投身抗战洪流。1942年3月,经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政府、泰西地委专署以及泰西军分区的批准,成立了以金晓村为主任、金光等人为副主任的泰西回民抗日救国会。此后,泰西回民抗日救国会在泰西动员回族民众,建立抗日政权,数次组建回民抗日武装,组建泰西回民抗日学校和军需工厂,先后动员一千多名回族青年参军参战,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回族家族记忆和民族历史——清代回回有关“回纥(回鹘)”记述的分析

元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中普遍地混淆"回回"与"回纥(回鹘)",对于明代中期以来回族的自身族源认识有很大的影响,成为回族人构建自身早期历史的主要内容。相关认识进入了汉文伊斯兰教典籍,进入了清真寺碑刻,也进入了回族人的家族碑刻。而最值得注意的则是清代后期的《清真先正言行略》,将多位唐代回纥等族名人列为回族先世,构成一种回族群体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现代回族史学确立之时。

呼和浩特市回族人口就业状况论析

从呼和浩特市回族与蒙古族、满族在人口就业状况方面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回族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青少年的科学文化素质亟待提高,唯有如此,才能较好地改善就业结构,提高就业率。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对文章所研究地区,而且对全国回族聚居的地区,特别是对回族聚居的广大西部地区回族人口就业都具有普遍意义。

东干语的走向

苏联时期为数仅数万人且分散居住在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几个加盟共和国的东干族创制了以基利尔字母(古斯拉夫字母之一,系俄文字母的基础)为基础的东干文,开始了以拼音文字拼写汉语的成功范例。苏联解体后,以往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政策失效,东干语言文字的发展受到影响。东干语言文字如何继续发展?是仍然保留原有风貌还是学习汉语普通话?抑或是改用拉丁字母?学者们对此展开了讨论,本文即是对各种观点的一个总结。

回族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差异——以宁夏永宁县纳家户村及西吉火石寨乡的对比分析为例

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利益群体,目的地的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所持的态度对旅游业的规划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研究少数民族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和态度的差异,有利于因地制宜,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提供依据,有利于少数民族社区的旅游业发展。文章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纳家户村以及西吉县火石寨乡为例,进行实地的问卷调查,运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借鉴旅游心理学、旅游经济学等分析了旅游开发对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回族社区居民的影响和感知差异,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

苦芦湾人:一个回民家族的记忆与认同

苦芦湾是一个被数万人所铭记的地方,从明初到清末,一个回民家族世居于此。同治年间为躲避杀戮,这个自称"苦芦湾人"的家族逃离苦芦湾,分散到甘、青、新、宁、蒙等地。虽然此后苦芦湾只是一个遥远的地理记忆,但长期围绕保护祖坟和上坟等活动,"苦芦湾人"的认同维系至今。在群体文化自觉的当下,"苦芦湾人"已着手书写历史记忆并成立寻根组织。苦芦湾人是一个认知西北回民家族文化、祖先文化的绝佳案例。

超越民族关系的身份复合性——基于高村“彝回”历史的人类学研究

人类学关于回族特殊性族群的研究经历了从过去关注其'特殊'到当下关注其的转变,近些年来常常被表述为是一种'边缘回族'。然而,现代民族并非是不存在历史逻辑的,反之会忽略掉在民族识别之前所经历过的重要文化遭遇。文章借用'文化复合性'的概念,对高村回族的'彝回'历史进行解读,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彝回'族群的复合性身份是彝族文化与回族文化相互达成的重叠共识,而当下所呈现出来的现代身份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历的'回族化'与'全球化'的结果而已。这种'文化复合性'的方法,即既承认彝族与回族的民族边界又能在两者中实现超越的视角,将有利于我们更为真实地回答出回族特殊性族群关于'我们是谁'的问题。

建构家族意识 拯救民族认同——刍议南方回族谱牒中的文化认同

本文试图从回族家谱具体内容来探讨南方回族在历史上对民族文化认同的重构。指出南方回族谱牒是特定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克服认同危机而所作的积极应对的手段,是回族社会内部进行自觉文化认同重构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南方回族在宗教认同淡化前提下文化认同重构的一种转换和替代。这种历史实践隐含着南方回族发展的一个历史特点,即家族意识的构建和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南方回族的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