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卷耳》“虺隤”异文考辨

历代学者普遍认为《诗经·卷耳》篇中“虺隤”一词为“联绵字”,大体为“病”的意思,认为训释“联绵字”无需拘泥于字形。但是摆脱古人“联绵字”观念的束缚,搜集“虺隤”的异文,进而从文字上加以分析,发现“瘣隤”为其本字,且是今人观念中的同义复词,意为“因过度劳累而致某部位肿胀”。

惠栋的性情论及其在清代哲学中的定位

惠栋通过文献学考辨,指出《文言传》“利贞者性情也”的“性情也”本当作“情性也”,以此批评王弼、程颐等有“性善情恶”之嫌的“性其情”说。与此相对,惠栋斟酌《参同契》等古义,提出“推情合性”说,即情之发自然合于性,以与《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相发明。汉儒不论是董仲舒还是翼奉,皆没有“性善情恶”之说。在他们看来,情最初只是人的一种机能事实,它只有在后来的发展中,在与外物接触时,才能因人自主的选择而产生善或恶的结果。然人情就其现实而言非常复杂,情之发随时合于性,这是圣人之境地。惠栋即由此判摄古代学术,以六经的“推情合性”义为生知安行之学,以理学的克治工夫论为困知勉行之学。由此他实现了对汉学和宋学的统合,这与戴震及其后学的性情论思路有较大差别。

绍兴后期高宗对中枢体制的调整——以汤思退再次“兼权”参政为中心的考察

绍兴后期,秦桧去世,标志着"绍兴和议"以来十余年的秦桧以独相且兼任枢密使控制政局的专制体制开始瓦解,高宗开始"复亲庶政",逐步对以宰辅为核心的中枢机构进行调整。其调整的核心是罢去宰相兼任枢密使的战争时期特殊体制,恢复北宋以来"二府"分立的和平时期常态体制。这种恢复是以签书枢密院事汤思退再次"兼权"参知政事的事件为开始,继而扩展到枢密院的人员编制、"录圣语"制度、"台谏录报"制度和"罢机速房"等方面。它体现着高宗的意志,反映了高宗在秦桧去世后,试图摆脱其在中枢政局中的影响,重新强化皇权,进行拨乱反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