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回族汉语tf声母社会意义的二元分化

tf声母是西安回族方言变体的重要语音特征,具有标识回族语言社区的社会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安坊上回族社区的居住空间分化为自建房和单元楼两种形式,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个子社区。经对变体测试数据的量化和质化分析发现,居住空间的重置引发了回族对tf声母识别和认知的分化,tf声母在原有社会意义基础上,衍生出了标识回族内部自建房社区的内涵,而这一分化是在“三元变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实现的。研究表明,“三元变体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将微观的语言变体与宏观的社会背景相结合,以社会意义为连接点,有利于深入探讨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河北沧惠片“阳平上”三调类方言的单字调与连调

河北沧惠片沧州东部地区广泛分布着三字调方言,其单字调除了包含阴平及去声调类以外,还有阳平与上声调类发生合并。这种分合表现与三字调“银川型”类似。在连调层面,河北“沧惠片”与“银川型”三调方言阳平和上声调类均保持对立,但两地调类复原范围不同:①沧州:上声+阳平≠上声+上声、阳平+阳平≠上声+阳平;②银吴片:阳平+去声≠上声+去声。此外沧州地区“阳平上”的调类合并呈现单向性,是上声调类并入阳平调类。

包头东河回族话音类比较与接触研究

包头新、老派东河回族话语音系统中声母、韵母(主要是入声韵)以及声调来源的差异比较显著。研究东河回族话中知庄章组声母自由变读和止蟹摄来母开口三、四等字韵母ei的文白异读现象,对阴山地区语言接触有重要意义。比较、研究包头东河回族话音类,不仅有助于拓宽阴山地区民族文化的研究途径、丰富回族话研究的形式,而且可以进一步加深对阴山地区语言接触等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

西北回族汉语方言文白异读与语言接触关系研究

回族在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区聚集生活,且共性与特性并存,使得西北五省区成为研究回族汉语方言的沃土。尽管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同属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但回族汉语方言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在语音、词汇、语法系统中体现出特有的元素。立足于语言接触的视域下,研究西北地区回族汉语方言嬉变历程,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命题。语言接触是一切交流的起点,语言通过接触开始竞争,从而形成语言的演变面貌。语言的“演化和竞争”促成了语言的变迁,并产生了语言结构的演化层次。语言演变需要很多条件的支撑,了解语言竞争的面貌是研究语言演变层次的直接途径。以西北回族汉语方言音韵结构演化与竞争的两种变迁途径为线索,将西北回族具有代表性的方言点的音值特点与地理、社会等语言生存环境紧密结合得出音韵内部的关联与外部的差异,以此来论证西北汉语方言与语言接触的关系。语言之间频繁交流带来的异质结构成分通过接触叠加在方言音韵内部时,出现了竞争形式、条件、方向和层次的多样性,其中“文白异读”成为异质方言音类渗透、竞争形式的表现。通过展现西北回族汉语方言文白差异、追溯文白异读在汉语音韵史的不同层面、行政区域的变动与民族的形成,来探讨西北回族汉语方言文白异读与语言接触关系。

西安回坊话单字调的声学及发声分析

以两男两女为例,分析了西安回坊话的单字调,得出以下研究结果:第一,在调值上,西安回坊话单字调,每度之间相差3.3个半音。阴平调是中降调,记为31;阳平调是高升调,记为24;上声调是高降调,记为51;去声调是高平调;记为44。第二,在开商模式方面,西安回坊话的阴平调是降,阳平调是平,上声调是降,去声调是平。第三,在速度商模式方面,西安回坊话的阴平调是降,阳平调是升降,上声调是平,去声调是平。

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以吴徽语区为例

本文在对吴徽语区内的方言岛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问题。文章指出方言岛的形成有三种方式:填水成岛、蓄水成岛、隆起成岛,并讨论了移民与方言岛形成的关系。论文考察了方言岛的生态环境,发现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区内方言悬殊的地区是适于方言岛生存的土壤,最后指出方言岛的消亡有两种方式:渐变式消亡(“融岛”)和突变式消亡(“淹岛”,即语言转用)。

宋代徽语考

文章穷尽考察宋代徽籍诗人的用韵,参照清代的韵书,证之以现代方言,我们勾稽了四种徽语特征。从徽语特征的演变可以看出,徽语形成的历史较早,徽州方言应是清中叶以后包括徽语在内的众多方言融合的产物。

西安坊上回民亲属称谓语变异及身份认同

不同方言区的回民往往以当地方言为基础形成兼具区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回民汉语变体。西安坊上回民所使用的汉语,是西安方言一种民族变体形式。与汉族人使用的西安话相比,坊上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其中亲属称谓的独特性尤为显著。对西安回民称谓语变体选择进行量化分析,可以看出身份认同的构建是在语言互动中实现的,变体选择本身即是构建和强化身份认同的行为过程,而对不同变体社会内涵的认知判断则是变体取舍的依据。说话人对同一变体的解读处于两分或多分状态,表示不同变异形式处于竞争阶段,语言中存在潜在的变化;若解读趋向一致,表示变化已经产生。

深莞惠粤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意义

深圳、东莞、惠州在地理上连成一片,三市是广东粤语大本营与东部客家话的过渡地带,其方言有着和广州话不同的独特之处。目前深莞惠粤方言研究还缺乏大范围、深入的研究,从地理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本文概述深莞惠粤方言研究现状,探讨从地理语言学角度研究深莞惠粤方言的意义与方法。

台湾国语的助动词“会”

台湾和大陆在助动词"会"的使用上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点。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的助动词"会"在语义类型上基本相同,但在使用上却有明显差别。台湾助动词"会"的使用频率很高,其中表示事件发生可能性的用法又占了绝大多数,部分用法语义已经虚化,具体使用方面也有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独特之处,这主要是受到闽南语影响的结果。

先秦名家知识论研究

先秦名家通过辨析概念与事物的关系,揭示了一、概念是主观的;二、概念作为实在存在的条件;三、概念的真实意义在于运用;四、事物作为现象存在,其空间性、时间性是主观的;五、作为现象的事物是不确定的;六、现象是主体先验感知模式与外在尘缘的作为;七、现象是静止的;八、理性思维只能关注经验现象,对事物的真正无效。

惠安方言特殊兼语句

福建惠安方言有两种特殊兼语句,一种是普通话以两个表述与之相对应的兼语句,一种是普通话以"把"字句或动补宾句与之相对应的兼语句。从句法、语义、语用方面考察了这两种兼语句的内部各个成分及其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

晋方言古支微(灰)韵同韵史

从唐宋以来山西籍作家的用韵以及方志所记支微同韵的实例入手,对晋方言古支微(灰)韵同韵的历史作了简述,认为晋方言中的支微(灰)韵同韵现象是唐以来该现象的传承。

甘肃徽县方言的语音辨正

甘肃徽县方言是北方方言中西北方言的一个分支,属中原官话秦陇片。从对徽县境内各方言点的调查情况来看,徽县方言在语音上与普通话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其内部差异也是明显的。在此,我将徽县方言(以城关口音为代表)与普通话进行对照,找出其在声韵调方面的主要差异并进行辨正,以方便徽县境内的人更好地学习普通话。

徽语实词词汇特点初探——兼论汉语方言词汇规范化的原则

徽语实词作为徽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词义、构词特点以及词源上与普通话相比,有其独特的特点。对这些特点的研究,有助于制订汉语方言词汇规范化的原则。徽语词汇作为徽文化的载体,对它的研究有深远的意义。

先秦名家思想中的老学因素

先秦名家思想与老子思想有深刻联系,可以说老子思想为先秦名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先秦名家中的老学因素集中体现在惠施对于老子之道的解读,公孙龙对于老子道本原论以及道物关系理论的借鉴和对于老子天、地与万物关系的理论的发挥。具体言之,惠施的"大一""小一"出自老子的"大""小""一",惠施关于"物"的同、异的理论出自老子"无"和"有"的同、异的理论,公孙龙关于指、物关系的理论出自老子道、物关系的理论,公孙龙的天地生万物出自老子的天、地辅助道生万物。

“往+回_3+(X)V”结构中的“回_3”

近现代汉语中存在着一种"往+回3+(X)V"结构中的"回3"。它的用法,是"回"业已概括诸用法之外的一种未予概括的用法,一种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用法。基于语义、语法特征,该用法的"回3"的词类性质确认为兼含有一定趋向动词性质的方位名词。

从《厦英大辞典》看泉州方言语音100多年来的演变

《厦英大辞典》(1873)以厦门方言为主兼记泉州方言,概括《厦英大辞典》所记泉州方言音系,将它与今泉州方音进行详细比较,并结合上溯泉州方言韵书《彙音妙悟》(1800),可以说明近一百多年来泉州方言语音的演变。

从徽语看中古开合分韵的一等韵

本文利用中古开合分韵的一等韵在徽语中古开合相混、寒桓韵主元音不对等的材料探讨《广韵》分韵而设的原因,认为《切韵》时期原本开合相配、主元音对等的格局发展到了《广韵》,其韵部内部主元音发生了变化,这是u介音同化的结果。

《同音字汇》音系与台山方言

韵书《同音字汇》的音系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中古清平声字与清去声字合流;二是知庄章组声母合流,与精组声母构成对立。将该书的音系特点与王力、钱淞生《台山方音》(1950)所记录的台山方言语音特点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之间只有少量由于古今语音演变造成的差别,据此可判定本书为记录清代中后期粤方言四邑片台山方言语音的韵书。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探讨该书中语音至今台山方音的发展演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