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事后素”注解考辨

“绘事后素”一词源自《论语》。古往今来,对“绘事后素”的解读,学者争议不断,其中以东汉郑玄的“后素”说和南宋朱熹的“先素”说最为典型。针对“绘事后素”注解之争,该文从对其解读影响较大的“绘事”、“素”、“后”及绘事工序入手进行深入辨析,探讨“绘事后素”注解之争的根源。通过辨析发现,当“绘事”意指服饰织物的一种局部装饰工艺时为“缋画”,当“绘事”意指独立的绘画艺术时为“绘画”;当“素”意指白采时,素色后施,当“素”意指粉地时,素色先施。最终得出结论,“绘事后素”注解之辩的实质不在于绘事本身“先素”“后素”的工序之争,而在于隐藏其后的孔子“礼”之思想。

“绘事后素”语义考辨

以朱熹和郑玄为代表的两派对《论语》中“绘事后素”之“后素”在解读上截然对立。前者解“素”为“粉地”,名词,解“后素”为“后于素”,即布好粉地然后在上面作画;后者解“素”为“以素粉勾勒”,动词,解“后素”为“后素之”,即绘画中“布完众色之后以素粉分布其间”。二者均没有充分关注孔子“起予者商也”之内涵,亦没有将“绘事后素”之语义与整个对话语境结合起来加以审视。基于对《论语》“绘事后素”章节文本结构的逻辑分析,从对话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参悟双方意图,推敲其“言外之意”,认为占据学术主流的“朱派”观点理据不足,“郑派”则对“后素”的本义作出了准确判断,惜乎对“素以为绚兮”的解释仍有失偏颇。

《尔朱荣传》与《魏书》“秽史”说新论

《魏书》“秽史”说的传统问题之一是魏收因受贿而为尔朱荣作佳传。结合《魏书》内对北魏覆灭的总结和对尔朱荣的评价,《洛阳伽蓝记》等当时的各类史料对尔朱荣、尔朱兆的区别对待,以及高氏自身塑造合法性的需求,可知《魏书》力图塑造的是关于北魏末年的两条叙述线索:“胡太后—尔朱荣”和“尔朱兆—高欢”。《魏书》让胡太后背负北魏灭亡的罪责,以此肯定尔朱荣匡扶魏室的功绩;同时对尔朱荣和尔朱兆进行区分,突出了原出于尔朱荣军中的高欢灭尔朱兆、振兴魏室的功臣形象,塑造了高氏和北齐的合法性。这一现象符合北齐国史撰作的“起元”要求,《魏书》因此呈现了尔朱荣“佳传”的面貌,不能以“秽史”一言以蔽之。

论商丘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

商丘古代教育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墨子重视因材施教,强调学以致用,主张"强说人"和"行说人",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主张述而且作,培养弟子的创新精神。庄子主张"行不言之教",常用寓言故事与弟子交流,注意培养他们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惠施以善辩为名,善于培养论辩人才。应天书院的办学特点有:实行开放式办学;典型的官办书院;以经义、文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培养廊庙之器为教学目标;与科举关系密切;执教者多为博学之士,教学有方,对学生要求严格;关爱贫困学子,师生关系密切;学生学习刻苦,志向高远;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影响深远。

清代翻译科考论

翻译科是清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清代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翻译科开始于雍正年间,但雍正年间只有翻译童试、翻译乡试,乾隆年间才开始有翻译会试。嘉庆之后翻译乡会试才正常化。翻译科分满洲翻译、蒙古翻译、宗室翻译,其中以满洲翻译为主。满洲、蒙古、汉军均可参加满洲翻译考试,而只有蒙古人才允许参加蒙古翻译考试。嘉庆之后,宗室翻译停止举行。道光之后,蒙古翻译停止举行,仅有满洲翻译。

大果型枣新品种灰实2号的选育

灰实2号是新疆林业科学院和阿克苏大枣源枣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新疆阿克苏实验林场2队灰枣园中选育出的大果型、芽变新品种。该品种树姿半开张,树形圆头形。针刺不发达,长3.31 mm,二次枝弯曲度140°,当年生枝灰绿色。果实较大,近圆柱形,果实纵径3.48 cm、横径2.06 cm、果形指数约1.69,完熟期单果质量9.10 g。果皮稍厚,果面较平整。可食率95.6%,果核质量0.41 g。半干枣总糖含量(w,后同)66.11%,黄酮含量25.96 mg·g^(-1),可溶性蛋白质含量139.75 mg·g^(-1),纤维素含量7.37 mg·g^(-1)。4月中旬萌芽,比灰枣晚7 d左右,10月中旬进入完熟期。树体营养生长期206 d左右,果实生育期105 d左右。较抗缩果病、枣树病毒病,裂果较轻。适于新疆南疆枣区及相似生态区及栽培,嫁接当年开花结果,第9年平均单株半干枣产量7.0 kg。

会师法治疗左肝内胆管多发结石(附21例报告)

目的：探讨左肝内胆管多发结石手术治疗的新途径。方法：采用手术切除左肝外叶部分肝组织，敞开左肝内胆管，会师法双向取石、冲洗、扩张狭窄部，治疗２１例患者。结果：术后Ｔ管造影，１８例结石取净，３例残石患者用胆道镜经窦道取净。术后残石率１４．３％（３／２１），治疗后残石率０％。无手术死亡。随访８个月至４年，平均２年６个月，无临床症状复发。结论：会师法具有保留左肝内叶，而能彻底清除结石的作用。

唐志契《绘事微言》之“陈”“新”“弊”

唐志契的《绘事微言》是一部中国山水画论著,不仅对宋代画论以及同时代的明代画论有着一定的继承,还提出了新的见解,成为当时绘画创作的理论依据。《绘事微言》中袭陈言之处体现为对刘道醇、莫是龙画论的继承,出新意之处体现在“山水性情”“山水写趣”“丘壑藏露”等观点,但在论述李成、郭熙之子孙有绘画建树方面出现错误,且将李思训、范宽的里籍记载错误,评论吴道子也有问题。《绘事微言》总体而言瑕不掩瑜,是一部有价值的画论著作。

再论“濠梁之辩”

"濠梁之辩"历来是《庄子》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各种观点莫衷一是。物各适其性,鱼在水中的快乐类似于人在道中所能体会到的快乐,庄子据此反对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的错误。"濠梁之辩"中,庄子和惠子的分歧在于对"鱼之乐"语义的不同认识,借用现代汉语对"乐"的深层表达,庄子所谓的"乐"是"快适",惠子所谓的"乐"是"愉悦"。从《庄子》寓言的创作背景来看,作为"鱼之乐"探讨对象的儵鱼带有《山海经》的神话元素,可能是庄子有意为之。

迷途之人:《庄子》视野中的惠施形象

作为庄子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之一的惠施在《庄子》一书中被提及14处之多,由此可见他在庄子心目中的地位之高。但同时庄子为他因心灵上的蒙蔽而迷茫于仕途,并最终失落于精神荒原不知归路而深感惋惜。

一语天然万古新 豪华脱尽见真淳——绘事后素的美学启示

"绘事后素"继承了《周易》"贲"卦中朴素美的传统思想,但不拘泥于此而是进行了重大发展。文质关系应当相互融合、和谐统一,达到"文质彬彬"最高境界的美。"绘事"与"素"和谐统一,二者是一致的,这正充分符合孔子"和"的思想精髓。

历代“绘事后素”注释新解

"绘事后素"历来都是中国画论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命题,但有关它的注解一直没有定论,多有歧见,主要有郑玄的"后素"说和朱熹的"先素"说。就其实质而言,此类歧见并非"绘事后素"本身,而是对隐含在其背后的孔子的儒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仅以此为评判标准,又会使人们对"绘事后素"的理解陷入单一化的局面。所以,必须考量"绘事"本身对于理解"绘事后素"的重要意义。郑玄和朱熹二人以不同的出发点去了解孔子的"绘事后素",其理解却殊途同归。"绘事后素"本身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演变过程中,已经逐渐脱离了孔子儒学思想的限制,它早已独立成为一种在不同的门类艺术中皆有一席之地的美学思想。从《考工记》与绘画的角度来看"绘事后素"的注解,郑、朱二人在解读上的偏差并非是因为其对某种知识认知的不同,而是这一问题原本就蕴含多种解读的可能性。若仅基于《考工记》解读"绘事后素",对朱熹的时代而言,彼时"画缋"中的素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此时"绘画"中的素,因为在时间的长河中,不同门类艺术的特点和媒介不断变化的综合作用,赋予了"绘事后素"一种时代性,而这也是其能够历久弥新的原因。

“知”的逻辑变奏——试论“濠梁之辩”的潜在进路

庄子、惠施展开"濠梁之辩",探寻知的可能性、根据及知的方式,隐现出不同的思维进路。庄子的探讨进路富有变奏色彩,其以"道通为一"或类的相通为起点,肯定"鱼之乐"可知,进而将惠施"知何以可能"的质疑转化为"知"的方式,最后转换为"于何知",以"知"的空间场所作结。相对来说,惠施将"异类不比"的逻辑贯彻始终,对认知的可能性保持了悬置的态度。

从相对性思想看庄惠思想差异

相对性思想,是庄子和惠施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在其著作中大篇幅的讨论了相对概念的运用以及理解,提出了“齐物我”“齐生死”等重要观点,并从多个方面对相对性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而惠施的部分相对性思想观点是庄子论述相对性思想时所引用的重要对比。但当今的庄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庄子相对性思想现实意义的诠释,缺乏对其理论贡献的研究。对于惠施相对性思想进行研究的学者更是寥寥可数。该文从两者思想出发,对庄子、惠施所处时代及相对性思想进行同异辨析,对二人相对性思想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庄、惠相对性思想的真正内涵,对发展并丰富庄学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郯城县会师水库溃坝洪水后果分析

通过对郯城县会师水库造成溃坝影响因素及出库洪水演进计算分析,确定了淹没范围及人员转移线路,为会师水库应急抢险及调度运行提供了依据,同时,提高了水库及大坝突发安全事件的防预能力。

“把似/把如”的词义与理据

"把似/把如"是宋元时期常见的一个口语词,用法灵活,词义复杂,自张相(1953)以来,解释者不乏其人,但意见颇为纷歧,对同一个例子往往有不同的理解,至于"把"字作何解、"把似/把如"的得义理据是什么、各个义项之间是什么关系,则未见有人论及。本文利用"大数据(big data)"的便利条件,在穷尽搜罗文献用例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梳理"把似/把如"的词义及其理据。"把似/把如"的词义可以归纳为五项:①当作;比作。②假如。③即使;就算。④与其。⑤不如;何如。"把"有"拿;当"义,"把似/把如"即"拿来像;当作像","像"义淡化,就是"当作;比作",这就是它的得义理据。五个义项间的关系为:①→④是引申关系,④→⑤则是转化关系。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一书创辟新域,影响深远,但也存在美中不足,对它进行全面研究和整理是一项很有必要和意义的工作。

庄子与惠施哲学思想之比较

庄子与惠施之学在“道”“言”“物”“用”等维度既有明显的理论差异,亦有清晰的内在联系,呈现出“互文”与“对话”的特征。惠子试图依靠名辩的力量,在“道”之外证成“天地一体”观念,以为“去尊”“泛爱”奠定基础;庄子之“道”则欲摆脱宇宙生成论之拘囿,而在本真存在论层面促生“道通为一”的存在视野。惠子将言辩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并有“两可”的相对化思想倾向;出于对整全之“道”的执守,庄子力陈言辩之限度,以“怀之”的态度申述“两行”之说。“道”的缺失不仅让惠子沉迷于言辩,亦由“历物”而“逐物”,使生命沉沦于物境而不得自宁;庄子以“道”观物而有“齐物”之论,以“心”观物而生“乘物”之说,归乎“游心”之境界。在社会政治层面,惠子倡导“有用”而贬斥“无用”,庄子则通过对“无用之用”的阐述以示“有用”之弊,而申“游世”之旨。

惠施的数学思想探析

惠施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一,提出了著名的"合同异"思想理论。为了支撑和论证"合同异"理论,惠施对自然现象和客观事物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历物"十事、"尺棰"论、"镞矢"论等命题。这些命题蕴含了丰富的无穷、极限、运动、连续等数学思想。

师卫器丰公、郐师小考

传世文献记载周代有姬姓之丰,此丰氏在以往发现的相关金文材料中不易辨别,吴镇烽先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所收师卫诸器铭文中的丰公,应当就是文王之后姬姓丰氏,他驻军的会师在今河南新密,而员卣中被周人征伐的会则是东夷国族,其地望或在鲁东南的临沂,西周中期以后南迁至淮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