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会通佛儒的佛学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圆瑛法师沿着汉传佛教“融儒入佛”“会通佛儒”的中国化路径,以儒家“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思想及其“博施济众”的救世精神,来诠释大乘菩萨“自利利他”“利生救世”的慈悲之道,并立足近现代中国佛教的现实处境,对佛、儒二教的经典教义加以契理契机的发展与会通。他会通佛、儒的佛学思想,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而且体现了爱国爱教爱和平的情怀、不存门户之见的包容态度、关注现实人间福祉的人本主义等时代意义。

明清回儒人性概念阐释与伊儒会通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学通四教”的回儒学者,他们积极介入中国传统思想和伊斯兰哲学议题的讨论,生产出了一套风格独特的社会知识体系。就人性的内涵而言,明清回儒学者将人性界定为人生而为人的本质,这一本质体现为人所具有的智慧、理智之性;在人性的类型上,回儒们认为人性具有丰富的外延,除人之特性,还有人之物性。在人性概念的讨论上,明清回儒学者既有对伊斯兰灵魂观和儒学人性观的借鉴吸收,也有与二者的不同创新,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化融会贯通中的和而不同。

佛教对西方深层生态学的会通与超越

佛教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与西方深层生态学存在会通及超越之处。一方面,佛教中所蕴含的“万物一体、依正不二”的生态整体论、“无情有性、珍爱自然”的内在价值论及“众生平等、六道轮回”的生态平等论,与西方深层生态学的核心思想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佛教中缘起与假名、真如与现象的辩证论述,更是实现了对深层生态学理论缺陷的总体性超越。将二者比较研究既符合当前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发展趋势,又可在视域融合中确立佛教生态思想研究主题,为建构佛教环境伦理学及环境哲学提供崭新的致思路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会通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追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念表征的是中国人对其生命体验的自我理解,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塑造“哲学自我”与实现“马中会通”,二者是一致的:一方面,当代中华民族在思想与实践上创造性地理解、运用与实现自己的文明理念,需要在现实性、实践性、哲学性以及历史时代性等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另一方面,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需要超越用西方哲学的模式解释中国哲学的哲学观,消解直观性、外在性、机械性的思维方式,以各自保有其个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基础,实现二者的真正会通。实现“马中会通”,需要真实地把握其思想实质、现实基础与哲学使命,阐明相关哲学观及其变革,揭示二者的内在契合性,澄明会通的连续性与时代超越性。只有在“马中会通”的基础上,才能憧憬当代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文明境界与塑造新的“哲学自我”。

中西文化会通与近现代传记文学新变——以江苏传记文学的创作为例

王韬创作于1880年的《弢园老民自传》表现出与中国古代传记不同的质地,被看作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轫之作。中国有强大的史传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非常优秀的传记,到清代中国传记表现出渐渐脱离史传向文学变化的趋向,直至后来在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下,发展出新的特征。以近现代江苏传记文学作家的创作为例探讨近现代中国传记文学在创作方面的新变,具体如下:第一,西学影响下的主体意识之变;第二,中西碰撞中的国际视野之变;第三,自传的兴起;第四,实业家新形象的书写;第五,中国母亲形象的海外传播。中国近现代传记的写作和传播表现出中西文化会通的特点。

易宗神化天人道,经妙会通圣哲心——清代天主教徒吕立本《易经本旨》“耶易会通”析论

乾隆中期,出现了一本以天主教思想为主要诠释的著作,即吕立本(LyuLiben,生平未详)所撰《易经本旨》。《易经本旨》手稿收藏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经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Dudink)、王仁芳(WangRenfang)编辑整理,后收录于台北“利氏学社”所出版《徐家汇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一、二册之中。《易经本旨》对《易经》的诠释结构,主要针对卦辞、爻辞、传文作出诠释,同时以天主教思想的前理解、天主教的教义与神话故事植入,因此充满着浓厚的天主教气息与神格化诠释趋势。本文主要以《易经本旨》与《圣经》作为对照,分别从《易经本旨》的主旨与风格、天人关系、巽女生离王,以及《圣经》与《易经》的天地观四个向度,探讨析论《易经本旨》受到天主教教义影响后生成的独特内涵。要之,吕立本运用天主教思想注解《易经》之举,含有捍卫天主教原典的宗教意义。此方法与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常使用的格义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转化的过程中,所欲传达的教义很有可能受到语境的限制,而使教义与原典产生偏差;此外,西方耶稣会索隐派(Figurism,SocietasIesu)传教士如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等的《易经》研究,与吕立本作为天主教徒的诠释立场、脉络与内容之间的同异,以及其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或区别等,仍具有后续深化研究的比较价值,值得观照与探索。

裴休的儒释会通思想研究

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逐渐会通,佛教迎来了理论创新高峰,但谏迎佛骨、会昌法难的发生说明佛教与中国社会的矛盾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中国化。裴休被唐宣宗称为“真儒”,同时笃信佛教,他继承并发展了师友宗密的禅教一致、一心万法思想,并参与撰写了黄檗希运的即心是佛思想。裴休以禅思想融会儒家,将慈悲与仁爱、禅教一致与述而不作、阐教利生与经世致用、圆觉与成圣、心性与道等会通,涵盖了两教的核心教义、社会功能、终极超越等内容,对儒释两家做了全方位的融会贯通。裴休以禅宗心性哲学为核心、儒家济世为功用,不仅在个体层面实现了生命的宗教解脱与儒家经世致用的融合,而且其儒释会通思想也成为宋明理学的先声。

五台山高僧镇澄《道德经集解》中的三教会通思想探析

镇澄之《道德经集解》为现存明代佛教老子学的重要文献。以《道德经集解》为据,探析镇澄如何通过注老的方式来会通三教思想。一方面,镇澄摒弃了以儒拒道的立场,在注解中消解了历来的“愚民”说、“绝仁弃义”说与“权诈”说对老学的批评,同时更是视老学为儒学的同向超越。另一方面,镇澄以佛学思想来注解老子的“无名”与“无为”,将其判为禅宗的“教外别传”,从而以佛学来融摄老学。因而,镇澄注老的旨归无疑是以会通为主,展现出明代佛教对三教关系的回应。

王道《老子亿》之儒道会通思想探析

王道的《老子亿》是明代以儒解老的注老代表作之一,反映出明代儒道关系的新局面。王道以儒家之“允执厥中”来阐明老子哲学的治国理政意蕴,并进一步以儒家之“为政以德”来诠释“无为”之治的内在逻辑,由此达到会通儒道两家政治哲学的目的。对于《老子》书中“绝仁弃义”之论,他以儒家之《易》来发明“道德”与“仁义”之关系,并提出“仁义虽下于道德,而犹出于中心之实然也”,由此化解了“道德”与“仁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外,《老子亿》中对以往以儒拒道的愚民说、权诈说、空无说等观点进行了驳斥,通过对老子学说的正名来消解儒道对立论。

会通孟荀的儒学典范:罗献修《荀子讲义》探析

罗献修是中国近代著名儒家学者,曾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经学教授,著有《尚书大义述》《周礼学》《荀子讲义》等。其《荀子讲义》认为,荀子言“性恶”或系误会,孟荀并非截然相对。其主要观点有四:1.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子之力为多;2.人或误会荀子性恶缘于见“伪”不明;3.孟荀之学殊途同归,当会其通;4.荀子深于礼,其学说、治法皆以礼为本。罗献修是民国时期会通孟荀的典型代表,其会通思路与治学方法可为当下统合孟荀提供有益参考。

中外文明的会通与翻译——以《中国诗学之路:在历史、文化与美学之间》英译项目为例

中外文明各有本心,同时也欣赏着彼此的辉煌和灿烂。基于存在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层次联系和融合,浅析中外会通、回归本源的机缘,探索道之所存、心之所向的中华文明之道心,追溯中华诗意无蔽无碍的大境界,同时明确中华学术外译的重任和使命,为促进中华文化推广和中外文明互鉴贡献力量。

王真以道家思想言兵与《孙子》思想的会通

唐代王真以道家思想言兵,在中国兵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文章在深入分析老子道家思想和孙子兵家思想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比较了王真言兵主张与孙子思想的会通之处及不同特色,充分肯定了儒、道、兵三家思想融合的思想价值。其主要内容为:王真的反战观念与《孙子》的慎战思想;王真的政治战略思想与《孙子》的全胜思想;王真的军事谋略思想与孙子的兵者诡道思想。

会通河——兴废间见证千年辉煌

会通河,这一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篇章,始于元代,盛于明清,其故事如同一部宏大的史诗,记录了中国大运河工程的曲折与辉煌。会通河自山东临清市起,向南延伸至枣庄市台儿庄,与中运河衔接,成为连接北方与南方的重要水运通道。

浅析医易会通-易经卦象课程思政——以滑胎为例

目的 基于《周易》中蕴藏的哲学辩证和象数思维模式,将易经卦理融入中医妇科学理论知识中,并尝试对其进行思政化。方法 授课中以屯卦的卦象、卦义解释生命初始之复杂的生殖理论。以既济、未济二卦切入滑胎“预培其损”的临证应用,引导学生在卦理中筑德修心。结果 比类取象,以熟识的水火、草木生长之“象”诠释晦涩难懂的中医藏象之“意”;将卦义、卦理引入复杂的病因病机及诊疗思路中,使中医妇科理论知识学习简单化、趣味化。结论 学生在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领悟先人智慧,学会经世之道,建立文化自信。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以梁漱溟文化创造两种路径转向为例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当今中国所必然要回答的问题,梁漱溟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则可以提供良好的经验。梁漱溟作为“最后的儒家”,他的思想在建国之后进行了转变,由最早的对马克思主义不理解,到最后努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沟通。这一思想的转变,鲜明地表现在他所提出的两种文化创造路径转向之中。这两种路径的转向体现了梁漱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会通的努力,为正确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会通”一词正式出现于《周易·系辞上》。“会通”强调的是融合、创新,而不是冲突、对抗。“会通”精神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他认为“君子”以“和”为准则,不肯盲从附和,敢于提出自己的主张;“小人”则处处盲从附和,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世界上各种不同形态的文明都是平等的,他们对人类的文明都有贡献;这种贡献只有在交流与会通中才能得到实现。文化的多样性是文化得以进步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在21世纪,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文化的格局是多元的,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发展不但符合现实的需要,而且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世界文化了解得越多,对本国文化就会更加珍惜,在借鉴和研究上就会更有深度,更有感情;在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将文化思想精华与古代文化中的糟粕加以剥离上就越加科学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伊儒会通为例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逾千年,在共生互动的漫长历史中,伊斯兰教信仰者群体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考察历史上中国穆斯林学者对儒家文化的融汇学习,以及儒家士大夫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探析双方的交流互通及其历史经验,指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穆斯林构建起了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建立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共享的文化意识。伊儒会通活动对当代中国穆斯林认同中华文化,融入中华民族,认同伟大祖国,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张载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原始会通及其对理学和道论的超越

张载哲学与作为西方哲学起源的古希腊哲学思想十分接近,但二者叩问的方式不一样,致思的方式不一样,知识的体系不一样,推理的方式不一样,而最重要的是,立论的基础不一样,结论的目标不一样。以张载哲学为分水岭,可以把北宋以前的哲学看作中国哲学的原生态阶段或自发阶段,把北宋以后的哲学看作中国哲学的自觉阶段。张载哲学超越了理学和道论,隐含着中国哲学自由发展的趋势,这种自由阶段既是中国哲学自我发展的逻辑结果,又是中外哲学交流融通的历史结果。在思维差异中能够获得文化自信,在理论协同中能够获得价值认同,这正是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

“造园如作诗文”:中国园林营构与文学创作的会通

中国园林和文学孕育于同一文化土壤,园林构筑与文学创作之间亦会通互渗。“有法无式”是中国艺术创作的基本准则,文学创作提倡“活法”,反对“死法”,园林营构反对模拟蹈袭,倡导新创与因地制宜。“以少总多”作为中国艺术创作的本质性规定,是中国古人对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园林构筑也试图在有限空间造无限幽境。作为艺术手法的虚实互见是创构意境的重要途径,中国文学创作强调虚实结合生无限意境,虚实相济更是造园的根本法则,尤其体现在中国园林构筑贵“曲”之上。

《会通汉语》教材中人物形象设计研究

国际汉语教材不仅是海内外学习者学习的主要媒介,而且是他们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教材中的人物不仅是语言材料的载体,更是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途径、实现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辅助力量。但是目前学术界对其开展的研究却非常少。笔者选取《会通汉语》作为研究对象,对该套教材中的人物形象从外在和内在两个角度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分析,总结其人物形象设计的特点,此为基础对国际汉语教材中人物形象设计提出建议:人物性格需更加丰满与真实;重视汉语教材中故事情节的趣味性和连续性;人物形象的构建兼顾虚拟性与真实性;塑造的人物形象要具有跨文化交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