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至19世纪黄淮间运河自然史研究

1128年黄河改道,经由泗水入淮,改变了战国以来黄淮间运河与自然河流的关系。元开会通河以及徐州以下漕行河运,构成了运河与黄河利害并存的关系:黄河既为水源,又为水道,更以频繁决溢给运河以极大干扰。本文研究了黄淮间运河水道的重构过程与区域水环境演变,得出如下结论:(1)徐州以上,由黄河北泛泛道形成的耐牢坡河,对会通河济宁以南水道和泗水流域水系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徐州以上黄河决溢直接关系会通河-黄河漕运水道的水源丰枯。明前期引沁入汴入河的努力,维系了近200年黄河水道通航。河行漕运最后以徐州洪、吕梁洪淤塞而终结;(3)会通河济宁以南,徐州以下黄河水道的淤积是区域水环境蜕变,泇河、中运河及微山诸湖形成的主要动因。而微山湖等具有水源调蓄功能运河水柜产生,使运河最终摆脱了对黄河水源和水道的依赖,换来了其后大运河200余年的畅通。本文认为,黄河南行的700年间,在黄河南北泛道泥沙累积淤淀与运河工程体系运用的共同作用下,淮北平原自然环境发生了沧海桑田的改变,这是大运河不可忽略的自然史特性。

从凡人到神灵:白英形象的演变及诠释

明朝汶上老人白英,因辅助宋礼治理会通河,济运保漕,受到明清二代封赐,其祠庙先是"从祀"宋礼,后演变为"从祀"、"专祠"同享,再后"专祠",在清代更是被封为"永济神"和"白大王"。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白英的形象和身份越来越高大,故事也越来越多。白英的祭祀活动开始主要由官方主祭渐渐发展为官方、运河过往船只人员和周边群众共同的祭祀。

会通河引水工程演变中的水沙因素

自元代开通会通河,尤其是明代重新开通会通河以后,运河漕运逐渐成为国家经济政治的命脉所在。会通河的引水工程更是成为这一命脉的咽喉。会通河南北分流专藉汶水。在汶水上起主要引水作用的工程先后是堽城坝和戴村坝。堽城坝和戴村坝都经历了由沙土坝到石坝的演变,在这一演变中水沙的矛盾是其关键因素。

清代山东运河船闸启闭制度研究——以聊城为例

聊城是清代山东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有着显著的河工、商业、漕运地位,该段运河上闸座密布,对于水源控制、漕船通行有着很大的意义。这些船闸有专人进行管理,有着严格的启闭制度,其中会牌与并塘作为重要的水源控制模式,能够保障漕船处于一种水源相对充盈的河道之中,使国家粮运得以顺利进行,在国家河政、漕政体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清代会通河北段运西地区排涝暨水事纠纷问题探析——以会通河护堤保运为中心

会通河的开通不只给沿线城市带来了商业的繁荣,还给运西地区带来了严峻的排涝问题。清政府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但没能有效减轻运西水患。为了保护运道安全,清政府对运西河渠疏浚基本持反对态度,致使运西河渠普遍湮废。民间的占种河道和地方官员的按地升科,加重了运西普遍存在的排水纠纷。围绕着排水纠纷,国家、地方、士民利益相冲突,但国家保运行为始终占据绝对优势,以致终清之世无法解决。运西严重的水患体现了运河影响下水环境的恶化,深刻影响到了民众的生产生活,是运河淤废以后沿线经济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

明清京杭运河北段的减水工程及其环境影响

减水保运是明清京杭运河北段治理的首要问题,该河段以漳卫河、潮白河等为水源,伏秋雨水盛涨,往往湍急难控。为宣泄运河西岸坡水以及运道涨水,多在运河东岸修建减水闸坝、开挖减水河,故有恩县四女寺、德州哨马营、沧州捷地、青县兴济、青县马厂等减水工程的建设。研究发现:京杭运河北段减水工程的建设主要集中于明前期和清中前期,其维修以清代中前期最为频繁,但空间分布不均衡,临清以南减水闸众多,而减水河极少。上述减水工程的建设,往往给区域环境带来影响,表现为水环境、土壤环境以及生活环境的变迁。减水工程作为大运河治理系统的组成部分,反映了不同地段的自然地理特征,凸显了国家公共工程建设与区域环境的密切联系。

黄运关系与明清时期的改漕治河思潮

明清时期,为保障会通河安全,朝廷极力维持黄河南流,在苏北地区造就了一个以清口为中心,包括黄河、淮河、运河、洪泽湖乃至黄河(淮河)入海口在内的极为复杂的水文体系。对这个水文体系的维持和治理,超出了明清河道官吏的能力范围。以"保运"为前提的治河,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也牺牲了黄淮地区的利益,导致黄淮平原环境生态的不断恶化。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一"河漕困局"的危险,纷纷提出改良主张。但统治者出于政权稳定的考虑,只愿恪守祖制,惮于冒险更创,这些主张都难以实施。最后人力难为,黄河自行决口改道北徙。不过明清长期存在的改漕治河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为晚清黄河北徙的确定、漕粮海运的进行做好了思想准备。

京杭大运河会通河台前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位于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境内的运河是京杭大运河中会通河的一部分,目前均被淤埋在地下。为配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部门于2018年4月至6月,对该段运河及相关遗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测绘与勘探。基本明确了该段运河的河道走向,初步了解了不同地段的河床、河堤的基本结构和埋藏信息。此外,还确定了一些关键遗存的位置,为以后继续开展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