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太平天国时期徽州的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以绩溪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天国硝烟的散去拉开了徽州宗族重建的序幕,后太平天国时期,绩溪南关许余氏宗族通过对自身合法坟产的维权,实现了官府以“给示”为标志的确权。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案表明: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巨大变局后的徽州地方宗族坟产纠纷博弈,是以风水之争为主线,在族内士绅等精英主导、举全族之力应对下,劫后余生的宗族对自身坟产产权权益进行维护与再确认的一个实践过程。在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实践中,以官府颁布告示认可宗族相关权益从而获得宗族赋税缴纳配合、宗族将告示载入族谱形成自身权益的官方依据为显著标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宗族在后太平天国时期恢复重建过程中,以坟产纠纷事件处置为契机与官府形成的某种有效互动。

徽州木雕门窗纹饰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应用

为更好地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究徽州木雕门窗纹饰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应用方式。通过采集、整理和归纳徽州木雕门窗的题材内容,分析徽州木雕门窗纹饰特色,提炼其艺术特征与文化价值。对典型徽州木雕门窗纹饰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其与服饰设计的美学契合点,探讨徽州木雕门窗纹饰在现代服饰中形态设计与色彩转化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徽迹》系列服饰设计的创新实践,为徽州木雕艺术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中国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当代重构议题——基于徽州合院形式的设计探索

徽州合院是特定地域内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在建筑形式上的重要表征。本文针对中国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当代重构议题,立足于徽州合院形式的设计探索,从形式美学、空间组织、场所营造三个方面解析传统徽州合院地域特征,运用特征归纳、比较分析、案例解读等方法解读三个当代建筑案例,进而揭示出徽州合院在形式操作、空间组织、组群构建三个层级上转译与重构方法,阐释当今地域创作中对徽州合院形式的传承与变异,探索徽州合院形式对当代创作的潜能,并探讨建筑实践中传统与当代、地域与全球的关系。

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日常与非常:康熙《上溪源志》所见15至17世纪的徽州社会

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和对异常(乃至非常)事件之社会应对,是村落社会史研究着力揭示的一体两面,需要通过更多具体而微的文书个案加以展现。康熙《上溪源志》抄本是与现存的两种《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相关的珍稀文献,虽然编者可能是希望将之编纂成该处村落的志书,但从现有体例来看,它仍然与《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没有多少差别,仍旧是杂抄或史料长编的性质,离村落志成书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过,也正因为它的原始性,提供了有明一代及清朝前期的生动资料,更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时代婺源东北区域基层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此外,该书也为我们探究从村落文书辑录到村落志编纂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徽州合同文书词汇的特点及价值——以清代合同文书为例

徽州合同文书中的词汇具有词语种类丰富、地域方言俗语词多、模式化词语及套语丰富、词语书写不规范、形体不固定、量词丰富且具有独特性等方面的特点。徽州合同文书在语言方面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利于徽州语言词汇面貌及词汇演变方式方法的考察。对独具特色的地域方言俗语进行研究,有利于徽州地域文化的挖掘。同时,文书中的词语在大型辞书的词目、语义及书证等方面都有较好的建设性作用。因此,加强徽州合同文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近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建设,同时能够为其他学科,如历史学、文献学等在研究上提供帮助,也可以为深度解读徽州历史文化提供帮助。

图像学视域下徽州祖容像的文化阐释与艺术价值建构

徽州祖容像因用于徽州民间祭祀而出名,基于图像学视角,对现存的徽州祖容像从文化和艺术两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徽州祖容像包含徽州文化的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同时借助仪式空间与视觉符号展现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徽州祖容像在艺术价值建构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技法进行了沿用与提升,二是受新安画派的影响与理论支撑,三是区别于皇家祖容像作画技法。

全球史视野下清代中后期徽州茶商的际遇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徽州茶商发展历经繁荣——受挫——复兴的曲折际遇。在此期间,国际茶叶贸易格局从绿茶贸易为主逐渐转向以红茶贸易为主,开埠通商更进一步刺激世界市场对华茶的巨大需求,使得徽州茶商发展迎来短暂的繁荣局面。19世纪中叶的国内外复杂局势给徽州茶商带来重大挑战的同时也创造了时代机遇。徽州茶商在夹缝中迎难而上,主动迎合国内外市场需求,创制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新的优质茶叶品牌,努力争取并拓宽世界市场空间,从而迎来新的发展。徽州茶商亦在此时走向复兴,成为引领近代徽商群体发展变迁的核心力量。

从徽州传统家训看古徽州乡村阅读环境的地域特色

古徽州素有东南邹鲁的美称,这与徽州地区阅读文化的繁荣息息相关。现以徽州的传统家训为中心,探讨徽州乡村阅读环境的地域特色,汲取传统阅读文化的经验,以促进当前乡村阅读活动的发展。

亦神亦祖:明清时期双忠信仰在徽州地区的本土化

“双忠”是唐代名臣张巡、许远的并称。宋元以降,作为官方祭祀对象之一的双忠,在徽州地区也获得了建庙享祀的待遇,而且相关庙宇遍及徽州各地,香火旺盛。双忠作为神明,其法力在徽州当地不断演化,包括驱瘟除疫、斩鬼除怪、禳灾祈福等,满足了徽州民众的心理需要。双忠由是成为地方的保护神,且相关祭祀活动融入民俗活动之中。在为祭祀双忠所举行的船会活动的推动下,双忠信仰的徽州本土化趋势愈加显著。而由于徽州许氏宗族全力建构与许远的血缘关系,双忠信仰在徽州实现了从神灵到祖先的人格化转变。双忠信仰融入徽州社会既体现了当地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也反映出国家意识获得基层民众认同的一面,从而对徽州宗族社会的生存与整合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

徽州契约文书词语考辨

徽州契约文书中有许多语义晦涩的词语,这些词语有些是需要考释的疑难性词语,有些是流行于古徽州的方言俗语词,有些则是表面普通但却另有含义的语词。今拣选“栈平”“看倖”“断卖”“碎领”“推扒”“解纳”“摽账”“花撘”“是身”等进行考辨,以利于对徽州文书的解读和对徽州古文化的理解。

德业相劝:论明清徽州民间教化观及其实践路径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以稳固基层礼俗秩序为目标指向,对宗族成员实施系统性教化。在教化目的方面,徽州宗族秉承儒家人性论观念,将德性培养作为族中子弟教育的重中之重,意在奠立宗族秩序的伦理基础。在教化内容方面,徽州宗族非常注重个体成员对宗族行为规范、人伦道德以及礼俗传统的遵守,借此维护当地的礼俗秩序,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在教化实践方面,以宗族为单位,徽州宗族普遍设立了涵盖族内子弟的家学和族学,授以族中子弟待人接物之道,并大力支持书院等教育机构的建设。徽州宗族的教化思想形塑了当地的社会交往模式,为徽州礼俗秩序的长期稳定提供了助力。

基于图式语言的徽州祠堂文化景观数据库构建

按照“语汇”“词组”“句法”尺度层级,建构徽州祠堂景观空间图式语言体系,进行祠堂空间特征的比对认知。通过图式语言横纵向比对不同祠堂的地域特征,构建相互关联的数据库的逻辑层级,进而完成徽州祠堂图式语言数据库的设计,构建祠堂文化景观数据资源存档和数字化保护传承体系,为徽州祠堂的资料数据储存、特征比对研究、地域性保护规则制定,提供科学平台和数据支持。

徽州古民居生态美学特征的现代建筑设计应用探索

徽派古民居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其成型过程中受到徽州地理和文化影响,展现出独特的区域特色,在其造型、功能、装饰等诸多方面也自成一格,呈现出“天人合一”的协调美、“道法自然”的和谐美以及“古朴典雅”的整体美的生态美学特征。现代建筑设计可遵循特色地域文化与传统建造技术相融合、传统建筑文化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建筑空间形式与功能适用性相统一的原则,探索因地制宜,构建以“和”为美的地形界面;秩序井然,构建以“序”为美的空间界面;情景合一,构建以“情”为美的人文界面,做到古为今用的同时,彰显徽州古民居生态美学的科学构成、地域特色和价值理念。

晚清徽州士绅与基层社会控制——以余缉熙手稿为案例

晚清徽州士绅余缉熙手稿是当地各种社会事件的档案汇编,集中展现了该地区一段时间内的各种社会矛盾,从中可见士绅阶层对晚清基层社会的管控能力,以及在绅董体制下的进一步强化,士绅已然成为基层社会控制组织的领导者,亦可见士绅阶层出现了土豪劣绅化的迹象,不过仍处于地方士绅公共舆论的批判控制之中。该手稿还反映了徽州地仆与宗族地主之间愈发紧张的对立矛盾,是士绅阶层社会管控的重点对象。

化民善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官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

太祖圣谕六言是明代王朝国家推行教化、整合地方的一种国家与社会治理工具,在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则成为一种“国家在场”与国家意志表达的象征符号。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六言宣讲演绎实践是当时徽州社会化民善俗与县域治理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作为王朝国家在地治理重要代表的晚明徽州地方官致力于通过圣谕宣讲演绎这一教化环节,将王朝国家的意志和治理理念直接下沉、灌输至治下乡绅、宗族等代理人及普通民众,以实现将所辖之区打造成为善治之域的目的。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主要体现为一批深受儒家思想理念熏陶的实践主体,紧密结合其所处时代特点与徽州府县地域实情,对圣谕文本进行灵活发挥以为己所用的过程。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呈现出居高临下、软硬兼施、家长式口吻、说教味重以及俗化、接地气等特点。

守正创新: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板凳龙”传承人的口述史考察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正创新为视角,对徽州板凳龙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访谈、口述史考察及传承地田野考察,分析徽州板凳龙守正传承的制约因素;探讨其守正传承路径选择;提出对徽州板凳龙器材创新、服饰创新、音乐创新、技术创新、形式创新的守正创新策略。

晚清徽州女性节烈旌表研究——以《清光绪黟县汪姓益隆店业讼案文抄》为例

中国的女性节烈旌表传统由来已久,至清朝晚期发展到顶峰。徽州文书《清光绪黟县汪姓益隆店业讼案文抄》中余氏亡故25年后未获旌表以及旌表制度以“追旌”“补旌”的形式出现,是晚清请旌竞争激烈的结果,反映出清朝中央政府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下希望进一步借助这一制度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的目的。同时,地方乡绅也参与其中,与国家政策高度配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安定,然而,在此价值体系之下,女性群体则深受其害,成为礼教制度下最大的牺牲品。此外,旌表制度与节烈观念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徽州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独特面貌。

非物质文化遗产助推徽州传统村落活化研究

徽文化历史悠久,底蕴丰厚。徽州传统村落是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载体。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徽州传统村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徽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受到了影响。通过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有效地活化徽州传统村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徽州四雕为例,通过对徽州四雕以及传统村落的现状分析,挖掘存在的内在问题,并结合实际案例,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助推徽州传统村落活化的方法。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徽州传统村落活化研究

徽州孕育了丰富而悠久的徽文化。作为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极其重要。传统村落的价值离不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保护与传承,传统村落就会失去文化内涵,传统村落也就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和更新。立足于历史文化悠久的徽州传统村落,以徽州砖雕技艺为例,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推动徽州传统村落发展中的现状和不足,并尝试分析在村落“活化”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的作用和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