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水利视野下徽州歙西北盆地聚落系统研究

【目的】歙西北是徽州地区水利设施与聚落发展最为集中和完善的区域,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季风气候造就了此地以水利建设为骨架的人居环境格局。梳理该区域的水利系统脉络,探究水利主导下的灌区景观系统与聚落格局特征,可为传统水利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提供经验与参考。【方法】以mapping为主要方法将数据空间化,从宏观区域、中观灌区、微观村落3个视角对水利支撑下的人居环境进行空间形态分析,并以棠樾、吕堨灌区为例,分析20世纪70年代典型灌区人居环境综合体中的水文营建方式。【结果】以堨渠与陂塘为主的传统水利灌溉系统是歙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并作为形塑聚落空间格局的主导因素;同时该时期的聚落发展、社会组织均依水展开,形成水利社会共同体。【结论】从水利的视角研究聚落景观,佐证了歙西北地区水利对社会空间形态的引导性,为水利引导下的区域开发提供新途径与方法。

明清徽州乡村宗族秩序的构建与村际竞争——以祁东吴氏为中心

在聚族而居的徽州村落,宗族既是族内秩序的构建者,也是维系村落秩序的主体和重要力量。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精英通过编撰族谱、制定祭祀规则、推行礼俗教化、实施经济救助等措施,积极推动宗族组织化进程,维持村落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村落社会实际权力的掌控者。位于祁门十一都的祁东吴氏宗族通过宗族秩序的构建和完善,提升了吴氏宗族在村落社会的竞争实力。

全面抗战时期徽州经济统制政策探析

抗战爆发后,徽州作为江浙皖一带最大的国统区,周边地区都沦陷为敌占区,物资交流异常困难。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困难,徽州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战争时期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正常运行,实施战时金融统制,扩大战时生产,发展合作事业,不断加强对敌的经济封锁,并对粮食进行统制,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这些举措客观上起到了经济“助推器”与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不仅维系了徽州地方社会的稳定状态,也有效地支持了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战。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国民政府为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逐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抽取力度,徽州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明清徽州慈善文化的成因、特质和历史贡献

崇儒重教的文化传统、同宗抱团的宗族思想、徽商对故土的认同、商业经济的风险是明清徽州慈善文化的成因。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具有商贾反哺乡村、商业反哺教育、宗族内部互济、践行儒家思想的特质,在倡导扶贫济困的善举、维护宗族的整体利益、促进徽州乡村社会的善治、助力徽州乡村社会的繁荣方面作出了历史贡献。传承明清徽州慈善文化,有利于为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借鉴。

文化认同与旅游者忠诚关系研究——以徽州文化旅游区为例

学术界从文化认同和地方依恋的视角探讨旅游者忠诚的研究还不多见。文章梳理了相关概念的关系脉络,以地方依恋为中介,构建了文化认同与旅游者忠诚之间的关系模型,选择徽州文化旅游区为案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文化认同在地方依恋和旅游者忠诚的形成路径中有着显著的作用;地方依恋对旅游者忠诚两个维度均有影响;旅游者忠诚的两个维度存在显著的递进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徽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具体对策。

明清时期徽州涉林契约文书初探

徽州文书是研究徽州社会历史重要的、直接的文献。徽州地区多山少田,自古以来林业资源丰富。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林业生产和林业贸易等活动更加活跃,这些林事活动在明清时期徽州的契约文书中都有所反映。对明清时期徽州契约文书做简单分类,对涉及到林业的部分代表性契约文书进行初步分析,借此对从文献角度研究我国林业史以及林业区域史提供一点启发。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山区自然地理环境对徽州民间服饰的影响

自然地理环境作用于人类社会,对人类的衣食住行起着重要的影响。徽州自然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四面环山,环境幽美。文章从气候环境、地形环境、生物环境、耕作环境四个方面探讨了徽州自然地理环境对其服饰文化的影响,认为徽州的自然地理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徽州服饰的种类、尺寸、工艺、色彩、图案和细节等方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体系,彰显出别具一格的徽州山区服饰特征。

明清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整合

明清时期徽州的村规民约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本文以明清徽州村规民约为例,全面探讨了村规民约的性质,以及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村规民约是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和延伸,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但两者之间的抵触与冲突也是经常存在的,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统治,在发生抵触与冲突时,国家法通常采取妥协和让步的路径寻求消弭冲突、进行整合之道,而村规民约则采取主动“邀请”国家权力进入的方式,从而实现与国家法的整合。

神灵与宗教:明清时期徽州与淮北民间信仰之比较

就安徽的行政区域来说,南部的徽州与北部的淮北,历史上的一南一北,两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存在诸多迥异之处。从民间信仰来说,徽州文化与淮北文化同中有异,异大于同。徽州与淮北皆有崇尚自然神、社会神、人鬼神习俗,但徽州社会更倾向祖先崇拜和人神崇拜,渗透着浓厚的儒家思想和宗族伦理气息,这与徽州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厚重宗族伦理对异域思想的排斥密切相关。淮北的民间信仰则更多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有自然神、社会神、人鬼神崇拜,特别是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都在淮北扎下根来,而祖先崇拜则较淡化,这与淮北广袤开放的地理环境、宗族观念不强、淮北人文化状况、域内外频繁的人际流动等因素很有关联。徽州与淮北历史上民间信仰的异同,反映了地方历史地理的特殊性和社会变迁的复杂性。

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

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淮扬 ,基本原因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久长的弘治叶淇变法 ,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 ,而很可能应该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由边商内商到内商 ,到内商之有力者 ,到囤户 ,到纲商 ,徽商是在盐商的这种不断分化中占了先机而逐渐称雄的。

明清徽州的职业教育

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之所以能呈现出一片全面繁荣的景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成功的职业教育。徽州人的职业思想教育表现为:破除重农抑商的陈腐观念,树立四民平等的意识,努力塑造子弟重义轻利、勤俭治生的职业道德和精神。徽州人还通过著书的方式将经商经验留给他人,通过合作与雇佣等关系对同族子弟给予帮教,还用家训、家规等手段在两代人之间完成生产管理经验的传承。

清代中期徽州山区生态环境恶化状况研究——以棚民营山活动为中心

本文对清代中期徽州山区外来棚民的基本状况、棚民营山活动的内容与类型、棚民营山活动给山区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以及徽州社会为遏制生态环境恶化所采取的应对举措等方面作了分析与探讨。文章认为 ,清代中期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主要是由外来棚民所从事的简单粗放、掠夺式的营山活动造成的。在长期饱受生态环境恶化之苦情况下 ,徽州山区社会采取了驱禁棚民与封山育林 ,调整产业种植结构相结合的标本兼治的应对措施。

徽州乡土建筑和传统聚落的形成、发展与演变

该文从建筑史和聚落史方面，研究了徽州乡土建筑和传统聚落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过程。

徽州传统山村聚落形态的生成模式与演化机制研究

总结了徽州传统乡村聚落形态的基本特征与生成发展模式,揭示了其空间形态的形成演化机制,据此对当前的乡村规划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从分家书看徽州地区分家习惯

文章研究中大图书馆藏徽州分家书,讨论徽州地区分家的一般原因、分家原则和分家形式。徽州地区一般因父母年事已高、家庭不和、子女婚嫁出继等分家;建立了易于操作的分家程序——拈阄为定;遵循诸子平分、虽分犹合、按房分家原则;多采用一次性分完父辈财物的分家形式。

旅游发展背景下的徽州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

徽州文化遗产是皖南旅游区依托的重要旅游资源。立足于文化生态学理论,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提出旅游发展背景下的徽州文化遗产保护模式。认为建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打造皖南综合型旅游目的地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旅游发展与徽州文化遗产保护一体化的最佳途径和模式,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目标和保护方式。该模式可为中国旅游导向型区域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

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地方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基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调查数据

基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1561名地方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分层回归法分析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社区依附对居民的文化认同和社区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0.248、0.244,生活满意度调节了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和社区认同的影响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0.156、0.120;社区认同在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正向影响中具有一定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58,同时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受到了生活满意度的调节。

清代图甲与保甲关系新论——基于徽州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

在徽州赋役保甲合同文书的语境中,清代保甲的推行主要以图甲为基本框架,是在图甲基础上添设的一个职役,长期沿用或模仿图甲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徽州民间长期存在图(里)、保并存的格局,它们之间功能或有重合的情况,却没有发生更替。这说明了都图里甲体系为主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城乡之间:徽州旅沪同乡会的救乡功能

"同乡"是联系城乡的纽带,也是城乡认同的符号。寄寓他乡的同乡,关心本土的同乡,家乡的天灾人祸都与他们痛痒相关。徽州旅沪同乡会在其存续的30年间,尤其是抗战以及国内战争期间,都是处于艰难困苦的非常时期。同乡会的救乡除了长时段日常的慈善事业外,更多的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不能出同乡于水火之间,毕竟缓解了同乡的苦难。20世纪上半叶,当乡村自治走向衰落之际,城市自治组织的兴起以及城乡之间的互动,使乡村自治得以维持,乡村社会在动荡中保持着相对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