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太平天国时期徽州的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以绩溪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天国硝烟的散去拉开了徽州宗族重建的序幕,后太平天国时期,绩溪南关许余氏宗族通过对自身合法坟产的维权,实现了官府以“给示”为标志的确权。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案表明: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巨大变局后的徽州地方宗族坟产纠纷博弈,是以风水之争为主线,在族内士绅等精英主导、举全族之力应对下,劫后余生的宗族对自身坟产产权权益进行维护与再确认的一个实践过程。在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实践中,以官府颁布告示认可宗族相关权益从而获得宗族赋税缴纳配合、宗族将告示载入族谱形成自身权益的官方依据为显著标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宗族在后太平天国时期恢复重建过程中,以坟产纠纷事件处置为契机与官府形成的某种有效互动。

日常与非常:康熙《上溪源志》所见15至17世纪的徽州社会

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和对异常(乃至非常)事件之社会应对,是村落社会史研究着力揭示的一体两面,需要通过更多具体而微的文书个案加以展现。康熙《上溪源志》抄本是与现存的两种《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相关的珍稀文献,虽然编者可能是希望将之编纂成该处村落的志书,但从现有体例来看,它仍然与《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没有多少差别,仍旧是杂抄或史料长编的性质,离村落志成书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过,也正因为它的原始性,提供了有明一代及清朝前期的生动资料,更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时代婺源东北区域基层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此外,该书也为我们探究从村落文书辑录到村落志编纂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明清徽州乡村宗族秩序的构建与村际竞争——以祁东吴氏为中心

在聚族而居的徽州村落,宗族既是族内秩序的构建者,也是维系村落秩序的主体和重要力量。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精英通过编撰族谱、制定祭祀规则、推行礼俗教化、实施经济救助等措施,积极推动宗族组织化进程,维持村落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村落社会实际权力的掌控者。位于祁门十一都的祁东吴氏宗族通过宗族秩序的构建和完善,提升了吴氏宗族在村落社会的竞争实力。

民国徽州宗族礼仪观的革新——以徽州家谱族规家训为中心

晚清以降,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宗族自身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徽州基层社会逐渐呈现出崭新的近代化文化景观。时至民国,徽州宗族对以冠(笄)、婚、丧、祭为主要内容的礼仪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主要表现为:徽州宗族对冠(笄)礼的重视程度有明显削弱;对婚礼则提倡从简,并在沿袭传统习俗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和转变;对丧礼主张遵从《文公家礼》与名儒古训,提倡节俭,反对铺张行为,保护祖墓坟茔,反对传统陋习;对祭礼则依然非常重视,不仅强调严修祭事,遵守祭祀时节、规则等,还强化了祀产的管理力度。宗族礼仪观的改变,反映了裂变时代中徽州宗族文化的变迁实态,以及衰落时期的宗族社会文化心理特征。

神主与宋以降徽州社会相关问题探微

神主是中华文明中祭祖的重要物质载体。从商周到明清,宗族组织不断发展,成为社会教化体系之中的重要一环;神主及祭祖礼仪也经历了诸多演变,神主之礼贯穿于各种宗族祭祀礼仪之中,规范着社会秩序。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在宋以降徽州宗族组织化过程中,神主不仅发挥了助推各类祠堂建设、强化敬宗收族的作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尤其是在咸同兵燹之后,神主在徽州宗族重建过程中的经济功能得到强化。研究表明,神主与宋以降徽州社会有着紧密、深刻的互联互动。

徽州文书所见清代保甲制度的推行和运作

保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施的一项基层社会控制和管理制度。文章利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方志、族谱等,进一步呈现清代徽州保甲制度推行和运作的实态:保甲门牌、十家门牌等保甲编制过程中给发的官文书,反映出官方推行保甲制度的程序和意志,及其实现对乡村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的目的;合同等私约文书,反映了保甲组织在官方的领导和督促下,依托宗族力量运作的实态;谕单等官方颁定的章程和政令,可见面对乡村社会权力格局的变化和保甲制度的日渐式微,官方强化保甲制度的意图。清代徽州保甲的编制、运行、强化,反映了中央集权和基层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博弈。

浅析宗族文化影响下的徽州祠堂建筑设计

文中从宗族文化的角度出发,以徽州祠堂建筑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发展历程及其与宗族文化的紧密联系,对徽州祠堂的建筑技术与艺术进行归纳总结,并强调宗族文化和徽州祠堂应在适应时代发展的前提下进行保护和传承。

明清徽州大姓的婚配状况和族姓关系——以休宁茗洲吴氏为例

明清时期,徽州大姓对族人的婚姻甚为重视。茗洲吴氏作为大姓宗族,其婚配状况及族姓关系颇具参考价值。文章通过对茗洲吴氏内部婚配状况及外部族姓关系的考察,研究发现该族联姻范围甚广,于数量上涉及郡望诸姓,且联姻族姓较为集中,于地域上不限于徽州。在族姓关系方面,该族以婚姻为基础,同姻亲之族合资经商,在先祖坟茔被侵占事件中与诸吴支派加以统合,重建了吴氏联盟。这表明婚姻维系了徽州的“宗族社会”关系,加强了徽州大姓之间的联结。

晚清徽州吏治败坏及其成因研究——以《裕课清累全案》为中心

同治年间休宁粮差大案是晚清时期徽州吏治败坏的集中体现。此案中差役操纵勒索情形极为严重,对百姓危害巨大。官府腐败无能,长时间内无力解决差役危害,死灰复燃、愈演愈烈成为常态。此种局面的形成与清代胥吏制度有密切关系,而晚清徽州宗族衰落,对胥吏失去钳制能力,也是重要原因。

从“结社祭祀”到“醵金营利”——明代徽州祭祀型会社的发展演变

明代是徽州祭祀型会社从祀神组织转变为小型营利组织的关键时期。明前期,在族社崛起的过程中,祭祀型会社承袭了里社的轮流值首制,这使得各会众地位更加平等,为日后祭祀型会社能够平等地按股分配收益奠定了组织基础。明中期,祭祀任务日益繁重,宗族组建的会社个数随之增多,这促使会社拥有了独立的会产,为其参与营利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货币白银化和金融市场供小于求的外部环境,也有利于会社参与民间借贷。在宗族乡约化的过程中,领导层的权威和会众的积极性都得到了提升,促进了会社的稳定运行。明后期,会社优化管理方法和经营手段以保证盈利,有利于其得到民众的认可。

新安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

新安程氏的数部统宗谱,反映了不同时期新安程氏的祖先认知以及祖先谱系的重构过程。唐末程淘所撰之程氏世录,追溯祖先仅及十三世之前的忠壮公程灵洗;宋代程祁修撰的程氏族谱则将新安程氏定居祖追述到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将程氏祖先追溯到了重黎乃至黄帝;明景泰年间程孟所修《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则将新安程氏不同派系的谱系整理得相当清晰;清嘉庆及民国年间所修程氏支谱,则更加清楚地将世系从黄帝延续到了当时。新安程氏不同时期形成的几部族谱重构祖先谱系的历程,说明传统时期重构宗族祖先谱系的现象在徽州亦不例外。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

明清时期,由于人地矛盾加剧、自然灾害频发、战争摧残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徽州宗族部分族人生存状况趋于恶化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之中。族人的贫困处境引发了秩序动荡、伤风败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有效维持族人的基本生存及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徽州宗族非常重视救济贫困族人,并通过设置义田、义仓、学田、义屋、义冢等途径积极开展内部救济,以帮助弱势族众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实现了宗族社会正常的持续的惯性发展。许多徽州宗族在实施族内救济时,通过增设各类禁止性与惩罚性的附加条件或条款以约束、控制族人。

徽州宗族历史的建构与冲突——以黄墩叙事为中心

徽州宗族迁徙史上普遍存在"始迁黄墩"的记载,而"篁墩"之称则始于程敏政。此类记载更多的是传说,而非史实,其实质是徽州宗族为建构自身历史而作出的叙事。围绕这一叙事,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各宗族为消解冲突而不懈努力。对黄墩叙事的研究,具备方法论与历史观的双重价值,可以成为打开徽州宗族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

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治理:以祁门康氏为中心

本文以民间合约为切入点,对祁门康氏宗族处理纷争的实态进行了个案介绍,最后指出:民间合约是宗族惯用而有效的解纷方式;在传统乡村治理中,宗族发挥着多方位的自我调控功能,是国家扶持和利用的主要社会力量,并与国家一道形成了"协调共治"的景象。

汪氏祠墓纠纷所见明清徽州宗族统治的强化

汪氏在祠墓纠纷解决中采取的应对措施说明:自明迄清,徽州宗族组织在自身统治削弱之时,适时把握与外族纷争的契机,运用宗族内部联合以及主动与官方联手等形式,推动着自身的统治不断地强化。

明清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发展

明清徽州宗族对教育在"亢宗"、"大族",以及培养子弟良好的"德行"、"资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极其深刻的认识。积极创办各类宗族性教育机构、重视家庭早期教育和宗族蒙学教育的规范化、对宗族子弟的学业进行严格的考核并予以奖惩、慎择教师等是其兴学重教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宗族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宗族商人的资助,而宗族的教育追求及其规范则是徽商资本与教育结合的心理媒介。

继嗣与继产:明清以来徽州宗族的族内过继

族内过继是明清以来徽州社会延续宗族世系的主流做法,虽然也存在异姓继承方式,但仅是少数家庭的选择。徽州宗族在遵循国家法的前提下,从继子的人选到如何上谱书写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并载入族规家法以为定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族内过继行为。现存徽州过继文书具有丰富的内容,再现了族内过继的具体实态,而过继文书的订立,意味着过继得到了宗族的承认,继子获得了合法地位,宗族也试图通过文书把继子应享有的权利及应履行的义务规定下来,以避免当事人日后产生纠纷,我们从中能够看到徽州宗族对乡村社会控制权的不断强化。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会问题的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区及族内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功能有日益强化的趋势。对宗族社区及族内赌博、溺女、假命图赖、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进行积极控制,是这一时期徽州宗族社会自治和社会管理角色扮演的重要体现。徽州宗族积极控制社会问题的主观努力,对于遏制或解决这一时期徽州境内社会问题的恶化和蔓延,从而维持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族人的职业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宗族法的制定与执行等途径,对族人的职业规划和职业选择进行积极的干预和控制,要求族人从事士、农、工、商本业,反对族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从事贱业或恶业。徽州宗族的职业观具有较强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其对族人控制的日益强化。对徽州宗族的职业观,我们应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族组织的态势——以徽州宗族为对象的历史考察

辛亥革命后,社会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宗族势力的态势如何?这是窥测中国社会变迁进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宗族组织有三个要素,即族谱、祠堂和族田。本文拟对其中的族谱、族田在20世纪上半叶的态势加以考察和评估,并进而指出中国宗族组织的消亡是革命的结果,不是自然变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