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劳动与文质之辩:社会主义爱情与政治关系再探

学术界流行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爱情的叙述有两种观点:一是爱情压倒政治,一是政治压倒爱情。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也有着共同点:它们都是从男女权利平等原则出发展开的讨论,而忽略了劳动生产话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爱情建设中的作用。从劳动生产话语出发,会发现其不仅为自由爱情的出现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对爱情中的爱欲表达造成了限制。这一打开和限制与新中国建设带来的生活方式由文趋质的变化有关。因此,劳动对爱情表达的限制不能简单地视为政治压抑爱情的表现,毋宁看作是生活方式由文趋质的表征。

蒋光慈革命文学中的皖西故乡书写

蒋光慈是从皖西大别山走出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驱。皖西这片革命的热土深深地滋养着他影响着他,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蒋光慈常常把写作背景置于皖西乡村,以革命的笔触审视家乡,以作家的眼光回忆故乡,融皖西田园空间图景于革命叙事之中。在《少年飘泊者》《咆哮了的土地》《乡情》等革命小说和诗歌中,呈现了大量皖西山川风物、民间风俗以及方言俗语,地域文化特征凸显。这些畅销的诗文既广泛宣传了革命思想,也扩充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题材领域,并从一个角度见证了皖西革命历史。

从江门到世界:华侨华人视域下的江门地区民谣文化

该文深入探讨了华侨华人视域下江门五邑地区的民谣文化,揭示了这一独特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与深远影响。首先,界定了民谣、华侨及华人的概念,明确了研究范围。其次,通过分析江门地区华侨华人歌谣所蕴含的文化元素,如出洋、盼归、婚嫁、相思、哀怨及劳作等主题,展现了这些民谣如何生动记录华侨华人的历史变迁、情感世界及社会生活。该文指出,江门地区民谣不仅具有独特的韵律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见证价值和家族传承价值。它们既是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奋斗历程的见证,也是华侨华人与故土之间情感纽带的体现。这些民谣还反映了江门地区的社会风貌、价值观念及文化变迁,对于理解该地区乃至整个华侨华人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从《神弦歌》看六朝民间信仰的复杂性

《神弦歌》是六朝时期建康地区民间祭祀杂神的乐曲。察其所祭之神,既有被视为巫信仰的自然神灵,又有道教众神;视其祭祀仪式,既沿袭巫祭“迎神—祭神—送神”的模式,又模仿道教斋醮仪式。这反映了《神弦歌》巫与道相交融的特点,也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复杂性。这一特点的产生主要有创作群体和文化交融两方面的原因,凸显了建康地区文化信仰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

窄韵行腔与繁复错落:长江中下游民歌的行腔、结构特色及成因探究

文章通过数理逻辑演算与测音频谱相结合的民歌行腔及其旋律生成分析,以及“歌唱形式-结构形态”相结合的民歌歌唱模式及其曲体结构生成分析,认为长江中下游民歌在行腔与曲体结构层面上呈现出窄韵行腔与繁复错落的特色。此外,该研究表明,深入探究民歌音乐形态,理解其生成方式、过程及成因,对于揭示民歌音乐的本质至关重要。背景层(包括自然地理、社会、历史、文化等)和生成层(涉及人在特定共生环境中的歌唱语言、状态、方法、方式等)是分析框架中两个重要的考量维度,对于理解民歌音乐具有一定意义。

论《诗经》作者所属地域与《方言》之关系——以戴震《方言疏证》为考察之重心

《诗》三百零五篇,不成于一时一地一人。《风》按地区划分,包括周南、召南、风、风、卫风、王风、郑风、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风、陈风和曹风,合共一百六十篇,又称“十五国风”。《国风》带有浓烈的地方色彩,故有民歌、民谣之说,学者虽不尽赞同,然而《国风》带有地方特色的一点,实可深入讨论。西汉末年,扬雄撰有《方言》,其全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轩使者辗转各地,收集不同地方相异的语言。清代戴震《方言疏证》以逐条疏证的方式,勾勒经典文献解释与《方言》相合者,作为佐证。其中《方言》条目有与《诗经》释义相近者,或可视为原本《方言》收集词汇的依据。论文以《方言》所载与《国风》释义相比较,辅之以戴震《方言疏证》和钱绎《方言笺疏》,以见《方言》释义之出处。其次,比较《国风》与《方言》字词之载录,讨论诗文的地方色彩。

徽州民歌的语言特质及其保护

徽州民歌是安徽特色地域文化的一种形态,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民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备受重视,徽州民歌对徽文化的传承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具有深远意义。徽州民歌蕴含着浓厚的地域文化基因,反映着地域性的社会实践。文本以徽文化与徽州民歌的渊源关系为背景,分析了徽州民歌语言的特质,探讨徽州民歌发展的困境,提出传承保护徽州民歌的建议,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并提供实践借鉴。

皖南徽州民歌的方言性与地域文化性

在曾为山越人聚居地古徽州,历经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孕育出了跻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徽州民歌。受当地方言和地域历史文化的双重影响,徽州民歌在音韵、用词、语法和主题思想方面都体现出了别具一格的特色。对于徽州民歌的方言性与地域文化性特征研究,有利于进一步保护和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论陕北方言在陕北民歌中的作用

陕北民歌依附于陕北方言,陕北方言于陕北民歌有着重要的作用。陕北方言中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使陕北民歌的演唱呈现出独特的魅力;而土色土香的陕北方言词汇大大增强了陕北民歌的表现力;另外陕北方言词法运用的一些特点,让陕北民歌生动而充满情趣。

徽州契约文书方言俗语词辑释

明清徽州契约文书中含有大量的方言俗语词,具有重要的词汇学、方言学、辞书学价值。本文运用辞例归纳法,考释徽州契约文书中21则方言俗语词,补充《汉语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等大型辞书失收的词条和义项。

信阳民歌方言语音特征研究

歌词是民歌的核心内容,而方言语音则是不同地域民歌风格特征的显著标志与集中体现。信阳民歌融合多种优秀的文化元素,通过丰富多彩的方言语音体现出来,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性、融合性、过渡性的总体特征。

徽州民歌音腔和方言的关系

徽州民歌是诞生于徽州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由于民歌的音腔发声形式很大程度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因此在音韵、用词乃至修辞等方面都体现出别具一格的特点。文章将聚焦徽州民歌,主要从发声方式、唱词内容等方面切入,对其音腔和方言的关系来进行相关的考证。

徽州民间歌谣中的妇女形象

安徽徽州民间流传着大量的歌谣。反映了旧时代徽州妇女受封建礼教思想的束缚,婚姻爱情上的种种不幸和卑贱凄惨的生活;也表现了她们勤劳善良,坚忍不拔,追求和向往幸福美好生活的理想。对研究古代徽州的社会风情,特别是妇女生活很有价值。

四川原生态藏族民歌艺术特征的差异化比较研究——以康巴、安多、嘉戎方言地区为例

四川省康巴、安多及嘉绒方言区的原生态藏族民歌,素来曲目繁多,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强烈的民族风格及地域特色,都使它们成为当地藏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形式之一。文章通过旋律学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着重从这些民歌的音阶构成、核心音列、旋法特征及结构特征四个方面,对其艺术特征的差异化进行比较研究,以期理性把握这些方言中原生态藏族民歌的音乐风格特质,从而展现四川省原生态藏族民歌独特的艺术价值。

徽州民歌中女性的爱情观

徽州民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爱情是徽州民歌传唱的重要内容。在民歌中,徽州的女性们大胆地表现内在的想法,勇敢地追求自由爱情,无悔地坚守忠贞、如一的爱情理念,深情地诉说着对天长地久婚姻的期待。徽州爱情民歌质朴、纯真,洋溢着一种原始的野性色彩。

关于在紫阳民歌演唱中如何处理方言字音的探讨

民歌以方言为底蕴。要研究民歌必须了解民歌的方言特点,要演唱民歌就必须学习和运用方言。在今天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时代环境下,普通话正在影响着人们原先的语言习惯,方言自身也在发生某些变化。本文介绍和分析了紫阳传统民歌中的方言字音现象,对民歌演唱中歌手如何处理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提出了一些见解。

兴国话对兴国山歌的影响——兼谈兴国山歌的保护与发展

兴国山歌的咬字、吐字、归韵和兴国话的声母、韵母关系密切。兴国话声母音感差异大、送气音多,韵母没有撮口呼、韵腹开口度大,形成了兴国山歌咬字清晰有力、吐字悠扬宏亮的特点。兴国话声调的音高变化较窄,导致兴国山歌旋幅不大,旋律比较简单。兴国山歌通常一字一音,歌词中有许多单音节的兴国话特征词,如果用普通话来唱往往音不够多。原生态兴国山歌需要保护,但兴国山歌也需要在保留兴国话基本元素的基础上,向通俗化发展。

吴方言文化与江南民歌演唱的属性特质

吴文化是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文化,它依托江南水乡的特有地理优势,形成独有的风格特质。吴文化的审美特质有"水、柔、文、融、雅"的特征。吴语方言对江南民歌有方言调值、押韵、双关语、衬词和衬句等方面的影响,对其音乐形态的旋律、曲式、同宫系统、主属移宫等方面也产生重大的影响。吴文化与吴语方言孕育了江南民歌的鲜明特色,具有温柔敦厚、含蓄缠隐喻曲折、吟诵性强的特点,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特点,体现并传承着"软、糯、甜、媚"的语风与音乐特征。

梁子湖民歌地望与方言探析

梁子湖一带历史文化悠久,流传有不少悠久古朴,风格独特的民歌。对古代民歌和现代民歌方言进行浅析,使人们对梁子湖民歌方言的古越语和赣方言有了一定的了解。

徽文化视角下的徽州民歌研究

徽文化博大精深,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徽州民歌作为徽文化的一部分是徽州地区古老的民间艺术,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徽文化不仅赋予徽州民歌丰富多彩的内容形式,还有饱满激情的内涵和精神力量。作为一个深受本地自然景观和传统文化影响的地方民间艺术,徽州民歌与徽州的语言文化、宗族文化、徽商文化、民俗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