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徽商精神视域下高校劳动教育课程设计研究

劳动教育课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回应“劳动创造了人自身”,在遵循学生成长规律的前提下,有针对性、成体系地去全程、全面培养学生崇尚劳动的精神和自觉践行新时代徽商精神的品质。要以新徽商精神的培养为核心开展高校劳动教育,让学生继承和发扬新时代徽商精神,一方面,要传承新时代徽商立身、处事和济世精神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还需要结合时代特点,培养学生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新时代劳动精神。

明清徽商资本组织的转化

资本组织转化是明清商业经营中的普遍现象,徽商也不例外。明清徽商资本组织转化类型分为独资转化为合伙、合伙转化为独资和旧合伙转化为新合伙三种。不同商业中,资本组织转化类型既有单一的,也有多种的。分家、入伙、退伙、拆伙、转卖和重组是资本组织转化的主要方式,人员变故、资本不足和经营不善是资本组织转化的主要原因。资本组织转化是徽商应对经营危机的措施之一,增资增效为资本组织转化的目的所在。资本组织与所有权及所有制相关联,通过包括资本组织转化在内的所有制改革,是改善企业经营不良的重要途径。

超越乡缘的民国徽商新式工业经营——以汪新斋出口蛋业为例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所在的朴园,为旅沪徽商汪新斋(1886-1946)于1932年建成的私家园林。汪新斋祖籍婺源,清末民初在上海从事出口业,积累了丰厚的资财。一战期间及战后,欧美市场亟需蛋品。汪新斋抓住机会,在1915年至1923年,通过收购、合伙、独资等方式,在津浦铁路和京杭大运河沿线创办了夏镇同兴祥、济宁同新祥、徐州宏裕昌、清江增新祥、宿州裕华新记5家蛋厂,并在上海设立了4家蛋品出口商行,产品主销欧美市场。汪新斋的出口蛋业在1920年代达致鼎盛,1930年代趋于衰落,最终在抗战时期遭到毁灭性打击。汪新斋虽为徽商,但其产业扩展并未显著利用地缘纽带,而是更多依靠商会的力量。

近代大变局下的徽商——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汉口徽州钱商为中心

为顺应近代大变局,徽州典商迅速向钱商转型,并在近代汉口钱业中处于优势地位,充分展现了徽商与时俱进的品格和从明清到近代商业发展之延续性,也表明近代以后徽商并未彻底衰落。为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钱业危机,汉口徽商充分利用钱帮公所、钱业汇划所、钱业公会、钱业公栈、钱业公库、金融调剂委员会等组织,从而进入到组织化发展阶段。徽商的组织化发展,既是其近代转型的基本路径,也是近代大变局下商人群体在既有的稳定性和安全感被打碎之后尝试重构的一种几乎本能反应。在巨大的社会危机下,近代商人群体只能被时代裹挟着前进,走被动转型之路。业缘组织的发展虽然有效提升了徽商应对近代危机、推动商业进步的能力,但也无法完全取代地缘组织。近代商人群体的力量远非我们想象的强大,对其社会地位不宜作过高估计,他们对政治的依附性依然很强。

岭南与长江中下游:跨区域贸易背景下的徽商活动与皖南古村落

本文通过整理黟县卢村的相关书信,探讨清代徽商活动对徽州村落社会的影响。从中可见,至迟从盛清时代开始,黟县的经济就与跨区域之贸易活动密切相关。岭南的广州及长江中下游之汉口、九江和大通等,都与僻野山乡的卢村发生了颇为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茶叶经营中,从茶叶生产到销售过程的诸多环节上皆充满了竞争,理性的商人根据汉口、广州的茶市行情,精心策划营销策略、拟定购销规模,以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从频繁的茶叶贸易中获取的利润则源源不断地流入皖南,促进了徽州村落社会的发展。

明清徽商与徽州武术文化的发展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起、特点及其对徽州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力,探讨了徽州武术的历史演变与特色形成,揭示了徽州武术在精神、道德和社会网络层面对徽商的正面作用,以及在二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下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文章广泛搜集历史文献与史料,结合历史及社会学视角,为徽商与地方武术文化相互作用的模式提供了新的解读。

《金瓶梅》的地域性实证问题

明代的运河码头城市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金瓶梅》中的清河,并不是山东的清河,而是更多有着淮安清河的影子。《金瓶梅》中的清河所指与山东的运河码头临清相混淆。徽商和清河等的书写,皆展现了运河文化的流动性。从文化流动性的维度,解读《金瓶梅》与京杭大运河文化之间的关系,发现不能坐实《金瓶梅》故事中的地理位置、地名;也不能以为故事委实是发生在山东进而通过山东方言尤其是临清方言来印证或考索小说作者的籍贯。《金瓶梅》叙事的地域性实证研究往往忽视了运河文化的流动性而导致缘木求鱼。大运河的交通,促成人口、物质、文化等的流动,而正是这种流动性生成了包括明清小说在内的运河文化。运河文化的流动性解构了小说叙事实证研究的地域性。

乡村振兴视角下徽州古民居楹联的时代价值探讨

乡村振兴战略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传统文化在其中大有可为。作为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徽州古民居楹联,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能够发挥自身价值和重要作用。今日重新检视徽州古民居楹联,可以从中体悟种种徽商精神,如徽商勤俭相持、坚韧不屈的性情气质;徽商开拓进取、通权达变的创新精神;徽商以义为利、诚信积善的职业道德;徽商贾而好儒、雅俗并蓄的个人旨趣等。这些精神完全可以促进当下乡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早日实现。

明中叶以来徽商初次外出贸易的筹备与日常

16世纪以来商业贸易的发展促使商贾群体出现了规模化与职业化的现象,徽商在初次外出贸易时的筹备机制与应对举措就是其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为了保证外出安全,徽商初次外出贸易时一般由长辈亲友陪同前往,并需在物资携带、衣装打扮、启程饯别等诸多事宜上留心准备。另外,徽商主要通过个人薪资积累、家产资本投入与家人资助以及借贷做会等方式筹措初次外出经商的资本。与人初次合伙经营时,徽商需要在对象选择、财务管理以及契约签订与祈神起誓等环节遵照相关经验知识。通过深入考察徽商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过渡阶段”,人们可以洞悉明清以来商业浪潮所引发的社会变迁与时代脉搏。

明清徽商与两淮城市的艺术繁盛和社会风雅

明清时期两淮城市经济发达,文化繁荣,音乐风貌多彩多姿,戏曲演剧盛况空前,说唱音乐热闹非凡,时调小曲风行不衰,书画艺术风格多元。明清两淮城市艺术的繁荣离不开徽商的巨大贡献,徽商凭借其雄厚的商业资产极大地促进了两淮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市民阶层的崛起,提高了城市的内生动力,影响了两淮城市的文化价值取向,强烈地刺激了市俗音乐文化的全面勃兴。徽商大贾的园亭宾客、文酒诗会对明清学术的交流与发展影响深远,使得明清两淮城市呈现人文荟萃、名伶辈出、风雅尽显的特殊气象。

徽会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苏南地区的非正式金融

合会是民间自发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发轫于徽州的徽会是二十世纪中叶流行于苏南地区的一种合会形式。几乎同时出现在苏州城乡的“苏州会”和“潭东会”,二者的运作方式、参与者社会网络等存在差异,最终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形成不同的演变路径。基于合会案例的比较分析,可知国家经济政策变动对于民间资源流动性分配的重塑,是影响非正式金融的外在诱因;而非正式金融走向衰落的内在关键因素,乃是扩展型合会自身存在的履约困境。潭东会的倒会,以及由此引发的参与者对社会网络之调整,为理解传统徽州商帮的转型与衰微过程提供一种微观视角。

新时代背景下徽商文化市场精神变化及时代发展研究

发源自中国徽州地区的徽商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形成了诚实守信、重视科举、重视教育以及坚韧不拔的文化精神。而徽商文化市场精神的内核是贾而好儒,并且包括了胡适先生所说的“徽骆驼”品质,儒家提倡的仁义和信义也成为徽商的行事信条。徽商的文化市场精神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迭代、变化和更新,在明清时代纳入了新安画派和徽剧等内容。在新时代下,徽商的市场文化精神也对现代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徽商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演化路径、热点透视与发展趋势(1992—2022)

以1992-2022年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818篇核心期刊文献为分析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与CiteSpace软件梳理、绘制徽商研究年度文献、合作网络、共现网络、关键词聚类的科学知识图谱,揭示徽商研究的演化路径、热点主题与发展趋势,提出拓展研究视域、深化合作交流和拓宽研究视角的研究建议。徽商相关研究模式和结论为未来徽商学术研究和业界实践提供基础性知识工具。

徽州山水影响下徽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探究

徽文化作为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是在独特的山水格局中产生的。徽州地区山地众多,水系发达,山水带来的人地关系影响了徽州的村落布局,推动了徽派建筑主要符号特征的产生,促进了徽州水利文化和器物文化的繁荣,同时,为徽商提供了向外交流的通道并塑造了其坚忍不拔、自立自强的“徽骆驼”精神,从而共同构成了徽州独一无二的人文特色。

承继与变革: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近代转型的历史考察

近代以来上海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原有的社会秩序难以为继,迫使社会群体做出必要的回应,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徽州茶商在上海的活动因徽茶出口而兴,形成了服务出口兼内销的经营特点。容身于急速发展变迁中的上海社会,徽州茶商开始逐渐从传统延续的经营模式向近代经营模式转变,转变的同时传统因素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与近代因素交互为用成就了徽州茶商。上海茶叶市场上颇具规模的徽州茶商的继续发展,印证了这次转变的成效。

论传统文化在商业运营中的作用——以晋商与徽商经营管理比较为例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化作为商业运营的文化底蕴属于非正式约束机制的范畴。晋商与徽商作为明清时期两大地方商人集团,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演进轨迹的差异,使其管理阶层的划分、商业运营中的激励约束机制等呈现出不同特点。晋商与徽商不同管理模式的选择及其特定的约束激励机制也为现代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可资利用的资源。

徽商:人才培养的催化剂

徽州历史上人才辈出,灿若星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崛起。徽商对人才的培养作用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重教兴学,奠定成才文化基础;二是以饶养学,确保成才多方需求;三是藏书刻书,提供成才丰富营养;四是惺惺相惜,帮助人才排忧解难;五是贾而好儒,刻苦自励力学成才。因此完全可以说,徽商是人才培养的催化剂。

论徽商的价值观

徽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即孝悌为本的家庭观、立品为先的教育观、虽富犹俭的生活观、重信崇义的伦理观、积而能散的财富观等,这是徽商延续几百年的精神支柱。徽商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价值观,是因为他们信仰上天意志、信仰儒家思想、信仰朴素真理。有信仰才有敬畏,才有文化自觉。徽商的价值观是我们今天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晚清徽商合伙经营实态研究——以徽商商业文书为中心的考察

遗存下来的同和、兆成等合伙商号的盘单、合墨文书详细记载了合伙股东、资本和利润分配等内容,具体呈现了晚清徽商合伙经营的实态。这批合伙商业文书揭示了股东构成、股权流转和资本流向的新变化,以及影响经营利润的社会因素和内部机制。

清代徽商与经营地民众的纠纷——六安徽州会馆案

因经营活动及其他种种措置,徽商与客籍地社会各阶层时有矛盾,有时甚至形成严重的冲突对立。清嘉庆年间,徽商在安徽六安州为建会馆,与当地士绅形成严重冲突,并导致一场历时近两年的诉讼,这是一个重要的徽商与经营地各阶层关系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