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在《管锥编》和《谈艺录》等著述中,钱锺书对语言哲学问题作了创造性的探讨,贡献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第一,通过对汉语中“一字多意且同时合用”现象的举证和分析,充分掘发汉语思辨特质,认为汉语足以表达思辨的哲理,驳斥了黑格尔“汉语不宜于思辨”的谬说;第二,在辨析“名”“字”异同的基础上,重思传统哲学中的“名实之辩”与“言意之辩”问题,批判神秘宗在处理言意张力问题时以“圣默然”为归趣,将其言说方式概括为权实双行、以言破言、正言若反、言默相即;第三,在经典诠释的视域中,环绕“诠释学循环”“诠释的多元性”等主题,讨论名言在理解与诠释中的定位问题。钱锺书的语言哲学研究展开于中西哲学互镜、会通的背景之下,其相关思想有助于印证人类“心同理同”原则的普遍性;但在如何界分中西哲学之深层差异、彰显中国哲学之特质等方面,似稍有不足。

人工智能语言的哲学认知基础及学科知识发展维度

认知科学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勃兴交互而行,人工智能语言的认知基础以认识论为前提,具体体现为“人”与“类人”对智能世界进行的合法性改造。超人类主义的讨论以及算法的实践本性表明,人类思维存在着能动性。在人工智能语言的认知范畴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贯穿于认识论和存在论的一体化过程。“自我意识”不能成为机器智能“人型逻辑”预设的充要条件,从“人机智能交互”到“人机智能共生”,再一次证明了人工智能语言与“自我意识”本能的互斥性。因此,要充分认识人工智能语言可以生成人类“默会知识”这一悖论逻辑,在智能框架内挖掘“行动中的知识”和“内在于行动中的知识”。要突破人工智能“人型逻辑”的分析范式,重新理解人工智能语言与人类意识的互构关系,遵照学科知识生产革新的分类发展方向,建构价值性关联和工具性应用的学科平台,驱动人工智能在语言知识领域的发展。

俄罗斯语言哲学史中的马尔主义及其当代评价

20世纪前中期是俄罗斯语言哲学史上颇富争议的马尔主义时代。马尔的语言新学说既奉行纯粹的语言学理念,又融合了民族考古学思想,同时纳入社会学和人类学因素,对语言的本质、起源、发展以及语言与思维之关系等普遍性问题阐发了独特观点,其初衷乃为本国理论语言学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秉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且适合新建国家发展的道路。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马尔及其语言新学说的局限性也许恰恰代表着一种创造天性,其部分观点在语言学的某些领域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当今的跨学科理念来看更是如此。

超越大语言模型:物导向哲学路径下的意义生成

人类创造是人们通过构建关系之网以确证自身在世界之中的位置,塑造意义世界的基础,此种构建需要某种“超越”的外部之物作为支撑。目前,大语言模型已经在智能生成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创造潜力,甚至在部分原创性任务中可以取代人类创造,这或将对人类的意义世界造成潜在性威胁。究其症结在于,大语言模型的底层生成逻辑是建立在相关主义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基础预设在激进化演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其深层局限。一方面,大语言模型以“相关主义循环”的方式将自身封闭于字面主义的符号表征与现有的固定范式之内,使得“超越”之维不再可能;另一方面,大语言模型的智能生成功能对于现实架构的渗透性影响又转而超越了相关主义的可理解范畴。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深层矛盾必将冲击一直以来人类从单一主体视域出发建构而成的意义世界。人类何以突破相关主义的内在生成逻辑,维护自身意义世界,这是智能技术时代人类必须直面的问题。立足“物导向哲学”,实现对大语言模型生成逻辑的“超越”,其意义在于这种“超越”的双重性,既能更包容地将大语言模型类智能机器及其功能纳入“物”的可阐释范畴,又能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突破相关主义束缚,借助“联合实在”的美学活动,通向超越性的外部,为人类创造添注活力,为人类意义世界提供支撑,以此开辟出“超越”大语言模型的意义生成之路。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照下的机器智能

在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视域下,机器被定义为缺乏面相知觉能力的“面相盲人”和不具有意向性的“意义盲人”,由于机器无法具身化的参与到“语言游戏”中因而不存在思维。维特根斯坦强调机器只是在遵守一种机械式的程序,非语境化的机器智能只有回归了语言的实践才能够消解“遵守规则”这一悖论。同时机器翻译在“语言游戏”中也面临着语义困境,只有实现人工智能语境化的语义识别才能消除句法与语义的内生对立,解决语义歧义,输出带有自然属性的语义内容。维氏的语言哲学思想对指导具身机器智能科学的发展路径以及机器翻译机制的迭代方向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金岳霖语言哲学思想探微

语言问题是西方现代哲学面对的重要问题,更是贯穿于20世纪整个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核心。金岳霖是近代中国运用西方哲学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精神的代表人物,他有关语言哲学的思考和研究是中国现代哲学在转型时期进行有益探索的一个时代缩影。他对语言与所与、语言与思想、语言与知识的关系的哲辨分析,对“意念”的摹状与规律双重作用的深入探析,对“译意”和“译味”翻译理论的创见阐释,都为探寻中国现代哲学的语言表达作出了不懈努力。尽管学界对这种探索的结果褒贬不一,但中国现代哲学对西方的语言哲学并不是全盘吸收,而是立足中国传统哲学做到了既批判又借鉴,对塑造中国现代哲学提供了有益借鉴。

语言植物研究法的哲学溯源

语言植物研究法产生于二十世纪英美分析哲学中后期,是由牛津日常语言哲学流派开创的一种语言意义与概念分析的理论框架。通过对这一阶段哲学史发展的简要回顾,发现该理论框架是在牛津日常语言学派质疑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理想语言学派的哲学观、意义观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下,牛津日常语言学派提出了关注哲学语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使用,并发现其所表达概念的细微区别与语言使用背后的逻辑的观点。澄清该理论框架的哲学渊源有助于理解当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为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指出方向,具有方法论价值。

哲学范畴观和语言学范畴观的发展与融合

通过梳理哲学范畴的发展脉络,讨论哲学范畴观在语言学中的转向,对语言学范畴观的理论内涵以及相关术语意义再做深入分析,并对“范畴观”在哲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差异及交叉点进行了研究,梳理哲学范畴观对语言学的影响,厘清了语言学领域关于“范畴”相关术语的内涵。

哲学语言转向维度下的法律语言研究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对当代语言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形成了现代语言哲学的研究思潮,开拓了语言学与哲学学科新的研究领域,丰富了语言研究的内容。本文基于哲学语言转向这一理论基础,提出法律语言研究的哲学思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究法律与法律语言的交融关系以及法律语言研究的任务,为法律语言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从“生态语言学”到“生态语言哲学”的拓展及其学术效应——评赵奎英新著《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

赵奎英教授的《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聚焦于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文科各个领域的关系,在以下四方面取得了新的理论进展:第一,初步贯通了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批评;第二,从生态语言学拓展到生态语言哲学;第三,借助“哲学化的生态语言学”这一新兴理论深化了生态文学与文化批评;第四,提出语言学“元批评”并以之为理论参照重新考察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研究领域的“生态”与“环境”之辨,不仅从生态语言学角度分析了“环境”这个概念背后隐含的问题,而且具体探讨了这一争论对于生态观念确立与生态理论话语建构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里的“日常语言”问题

巴赫金基于批判形式主义语言学而将语言的使用视为语言的现实,这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阐释史上有着巨大影响力,却也容易令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像日常语言学派那样简单地肯定语言的日常使用。其实马克思对日常语言的态度并非如此简单,其一方面反对脱离现实生活来看待语言,并批判意义指称论,这的确与日常语言学派接近。但另一方面也揭露了日常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主张对其加以批判与反思而非简单肯定。区分马克思在对待日常语言上与巴赫金、日常语言学派的不同态度对于理解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是一个独特且重要的视角,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维度,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日常话语批判的基本逻辑。

《马氏文通》语言哲学的初衷、架构及理想

《马氏文通》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马建忠基于民族独立自强意识,融合西方语言学成果并批判性反思中国传统小学而著作的第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文法书。马建忠敏锐地意识到传统小学缺乏文法研究,国人将毕生精力用于读书识字,从而影响了对自然之道的探求,导致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因此,马建忠以字类划分、句读理论作为其语言哲学的基本架构,开创性地研究了中国的字类、句读等语法现象,并提示了其中蕴含的语言哲学要义,标志着汉语语法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语言哲学研究的序幕。《马氏文通》基于语言具有“群其意”的普遍性之认识,憧憬着其语言哲学研究能实现吾国“自群”“不为他群所群”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反映了甲午战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民族独立自强意识在语言哲学上的觉醒。

《语言战略研究》2025年第1期“汉语哲学”专题约稿启事

汉语哲学在21世纪的崛起和迅速发展,既表明世界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又表明哲学以反思的方式、专业的精神和兼容的态度重返科学和社会生活现场。在近10年的发展历程中汉语哲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又提出了更多更困难的问题。

法学“是”科学意味着什么?——一种语言哲学的分析

现有关于“法学是否是科学”的研究总是急切聚焦于问题的答案或回应方法,而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分析和考察。换句话说,这些讨论关注的重点仅在什么样的“法学”以及什么样的“科学”之上,而对于两者的联结方式——什么样的“是”、如何“是”——则缺少探研。语言哲学的分析工具正当其用。通过展示“法学是科学”的逻辑结构和模态性质,不难发现,除了“法学具有科学性”这一直陈形式不涉及逻辑谬误外,“法学等于科学”和“法学属于科学”都具有悖谬。而就作为有效语义承诺的“法学具有科学性”的模态意义而言,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法学应当被科学化”主张所面对的主客二元论质疑,可能导致其方法论在差异性现实中失败;法教义学“法学永远是具有科学性的”这一主张,也可能因遭遇历史性和融贯性诘难而失效。这意味着,“法学是科学”命题的逻辑性质决定了它仅具有被证伪的能力而无法在现有认知水平上被证成,且无论是科学性的动态改造抑或超时空的静态肯认,都无法完成“使法学成为一门科学”的任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学是科学”命题本身一定为假。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语言的诗性逻辑、时间哲学与空间建构

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运用独特的“诗性叙事”,开拓出不同于传统戏剧叙事方式的路径,赋予电影以诗歌的鲜活生命力和张力。透过以长镜头为标志的风格化的镜头语言,他在有限的二维空间的屏幕上,成功地使单镜头塑造出现实中复杂多变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以流动性、完整性、真实性为视觉表征的时间观,形成独特的时间哲学。

体认语言学与心智哲学语言研究观的互动关系探究

以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为基础,考察了其核心理论与心智哲学语言研究观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体认语言学的下辖理论,包括体认语法、体认翻译学、体认整合论、体认参照点、体认教学法等,与心智哲学语言研究观所强调的心物随附性、意向性以及涌现-拓扑性等内涵存在多重互动,可表现为体认过程的相对独立性、意向性以及“变化中的不变性”。文章认为,体认语言学与心智哲学语言研究观存在密切联系,能够为说明话语运作的机理互相提供支撑,也能从双方的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以促进两者的交流与融通。

马克思与巴赫金语言哲学的构建逻辑之比较——以形式主义批判为线索

形式主义批判是马克思与巴赫金语言哲学的重要立场,但二者的论证逻辑却有着本质区别。巴赫金将话语意义建构的决定因素归为对话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其理论的本质是以人本主义价值立场构建某种语言学主张,但这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所客观发生的语言形式化问题。马克思则聚焦于社会历史现实,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下的语言形式化现象及其对现实生产关系的掩盖。不同于巴赫金从主观的价值批判出发并致力于树立某种语言学主张,马克思的语言哲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内核,一方面揭示了语言形式化的社会关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打破意识形态里的语言形式化为我们提供一条从话语批判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展现出显著的现实批判意义。

语言哲学视角下中国23省的命名转喻机制研究

语义学是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核心内容,关于意义的理论也一直是语言哲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传统意义的指称论、摹状论和因果论,都存在难以圆说的问题。王寅教授(2012)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框架,语言哲学为落脚点,提出了指称论的新观——命名转喻观,用来解释事物的转喻命名方式。其内涵可以概括为:人们在体验外界客观事物的基础上,认识到它的某一特征,然后用某一词语将所认识到的这个特征固化下来,并以此用转喻之法来指称整个事物。基于命名转喻观的对事物命名方式的解释力,本文将其运用到对中国23省(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台湾)的命名转喻机制探究中,最后得出这23省都是采用部分代整体的命名转喻机制,包括方位转喻省名、自然景物转喻省名、城邑转喻省名、道路转喻省名、府邸转喻省名和民族语转喻省名。

论季羡林先生的语言哲学观

季羡林先生著作等身,被授予“学界泰斗”之桂冠,并在多个研究领域颇有建树。该文梳理了季羡林先生所著的各类文稿,结合他人对其语言及文化等相关研究的评述,发现季羡林的语言哲学思想分别以不同形式体现于他的语言研究、文化研究、翻译研究中,他的著述体现出极富哲学思想的语言学习观、语言研究观和写作观,这为学界认识和挖掘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全面把握季羡林先生的语言哲学观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他的作品,从其经典之作中汲取更多的思想养分。

从语言比较的角度看中西方“家”哲学的异同

语言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哲学世界,同时也极为容易裹挟该民族哲学运思的线性发展。“家”的观念于中西方社会,在具备一定共性的同时,又存有迥异的语言现象。西方“个人–社会”两极语言模式压缩“家”在哲学上的讨论空间,并由宗教语言中的“神家”接管“人家”。但“家”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始终占有中心位置,汉语言中将“家”广泛地交集在个人与社群当中,避免走上被“个体”和“社会”架空的境地,展现着“家”是中国人活动的中心,以及家人一体、家国一体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