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匈奴政权特点

十六国时期,匈奴在北方建立了四个政权,该期匈奴政权的建设具有自身特点。在职官制度上,尽量沿袭魏晋制度,同时,又保留了胡制体系。在政权形式上实行胡汉联合专政,在职能分配与权力分配上采取胡武汉文、胡重汉轻的做法,以确保匈奴贵族的支配地位。在封建礼仪上,效仿汉族政权祭天祀祖,修城池宫观,以表明其正统形象。

十六国时期铁弗匈奴的自我认同

铁弗匈奴是十六国时期活跃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新种族,曾在朔方地区建立"夏"政权。此种族之先祖自刘猛时改姓汉朝宗室的"刘"姓;刘虎时始以"胡父鲜卑母"之意的"铁弗"为号;至勃勃时建立政权,因史书记载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而以"夏"为国号,后在筑都统万的同时将汉朝宗室之"刘"改为胡族特征凸显的"赫连"氏。这一变化反映了铁弗匈奴民族意识变化及自我认同中的矛盾与反复,同时也是铁弗匈奴代表人物对华夏族的历史、当时的政治时局以及人心向背的深刻把握。

简论两汉时期匈奴归降的三次浪潮及安置措施

两汉时期,匈奴是雄踞北方的重要民族。在这一时期曾出现了三次匈奴归降的浪潮,汉王朝审时度势,正确决策,采取设立五属国、度辽营、使匈奴中郎将等措施安置和治理归附的匈奴民族。这些措施是汉朝最终战胜匈奴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促进了汉、匈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

唐代西州家庭中的胡奴婢

奴婢是唐代西州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老、丁、中、小、黄各色皆有。包括突厥奴婢在内的胡奴婢广泛存在于唐代西州社会,而且有相当数量。战功赏赐与奴隶买卖是胡奴婢进入西州家庭的重要渠道。在汉人家庭中,胡奴婢地位卑贱,除了承担各种家庭差使之外,他们还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论战国之“胡”为匈奴专称

通过对"匈奴驱驰楼烦之下"等史料记载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至迟在公元前270年时,秦、赵、燕三国都已经与匈奴相邻,没有理由质疑"三国边于匈奴";"匈奴"称谓出现前,以"胡"称在北方崭露头角,所以,匈奴与中原发生关系可以上溯至公元前4世纪或者更早。

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对阴山地区的争夺

阴山地区作为农牧交错带和民族聚集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与匈奴争夺的焦点地区。中原政权依靠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和整体的力量,在争夺中占据了优势,并通过军事推进、郡县设置、城镇建设、交通建设、农业开发等综合方式,将农耕生产方式稳步推进到阴山地区。在双方反复争夺、激烈较量的过程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阴山地区碰撞交融,相互学习,为以后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关系的处理奠定了多样化、可借鉴的模式。

“气象浑然”与宋代诗学的“言”、“意”观

宋代诗学追求"气象浑然"的境界,体现在诗歌语言结构的"言""意"关系中。宋人认为过度的语言雕琢妨碍"意"的畅达,从而也伤害了"气"的浑然。但对于过分忽略语言的张力从而表"意"过于直露的情况,宋人也进行了反思,同样认为"气象"不够浑然。宋人理想的语言结构是"言意相会",即两者达到平衡和交融,即"气象浑然"。

十六国时期的匈奴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匈奴,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力量大为削弱。但是,当时社会的急剧变化,西晋王朝的日益腐败,匈奴人的不断内迁,给匈奴的再次兴起创造了条件。西晋后,匈奴在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柞伯鼎铭文补释及其年代再考

柞伯鼎铭文中的“共”当读为“供”,意为以下奉上、供其职事,引申为辅佐、有所奉献。“用昏无殳”的“殳”当为动词,即“以杸殊人”,是说昏国在南方以殳这种兵器为害一方,即蛮横用兵、侵扰边境,“无殳”一词和多友鼎中的“放(方)兴”、应侯视工鼎中的“非良”意思近同,近出铜器兒方彝铭文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广伐南国”的主语是“昏”,并不指周公南征。铭文中的“蔡侯”当为传世文献中的“蔡武侯”,这为确定器物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综合分析柞伯鼎的器型纹饰、字体、人物关系以及相关历史背景,将其年代定在西周晚期的厉王时期较为合适。通过对相关铭文体例和文献的分析,并不能排除周公南征的可能,铭文内容仍隐约透露周公曾南征的事迹。

山西蒲县曹家庄墓地随葬动物研究

曹家庄墓地位于山西蒲县蒲城镇曹家庄村,时代介于战国中期至新莽时期。通过对该墓地随葬动物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随葬动物以羊为主,次为猪和鸡,鸡在汉墓中的使用频率较高;随葬动物的组合方式反映出其半牧半农的经济类型;多以牲肉随葬,所使用的部位主要为前肢,不用头、蹄;战国墓葬中随葬牲肉的性质可能与文献记载的“苞牲”有关;西汉武帝后期墓葬的用牲方式与匈奴墓随葬头、蹄的习俗有明显区别,应是对原有土著习俗的因袭,若其族群确为匈奴人,那么用牲方式的变化应是其汉化的重要表现。

关于柞伯鼎关键问题质疑解难

柞伯鼎记载伐南国、伐昏两次战争。"广伐南国"的不是周公,而是昏国。主持伐昏决战的是虢仲,而非柞伯。"南国"为西周南畿国土,而与"南夷"有别。昏与柞、蔡相近,皆在淮河流域内外。昏原为东夷,后被周征伐,不断南迁淮上,与淮夷共处,成为淮夷。为扩展土地、返居故地及报复周,而"广伐南国"。

国号与“国人”——石勒的政治取向与胡人地位的法制化

十六国时期羯人石勒建立政权时,顺应中国传统文化选择"赵"为国号,既体现了石勒的政治取向,也表明了与刘曜前"赵"政权决裂并与之争正统的意图与决心,但在民族身份的选择上,石勒等人却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点。与内迁民族大多攀附华夏远祖不同,他非常高调地自名为"胡",下令号胡人为具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国人",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胡人的政治地位制度化;与此同时,也重禁胡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勒对胡、汉双方的约束,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刘渊、石勒等内迁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胡人不能为帝王"的藩篱,但内迁胡族的社会地位仍旧不高,贬抑胡人的现象普遍存在,故而石氏对于有污名化倾向的"胡"之称谓又刻意回避,将胡物改名,从而有了史书"讳胡尤峻"的记载。

China和Cathay词源考证

本文从词源和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英语中China一词起源于春秋时期 (公元前 770— 4 76年 )的秦国国名“秦” ,而非秦朝 (公元前 2 2 1— 2 0 6年 )的“秦”。“秦”字首先进入波斯语成为Chin ,再经波斯语进入梵语成为Cina和Chinasthana ,最后经梵语进入英语成为China。英语中Cathay一词则是音译自 10世纪至 13世纪期间我国北方契丹国 (辽 )的国名“契丹” ,经阿拉伯语而进入英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