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审判抑或独立没收:以“追赃”为基点的程序选择

在反腐、反恐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严峻形势下,2012年和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两次修改,分别增设了独立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两个程序的相似性,导致实践中办案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时面临程序选择的难题。在明确独立没收程序与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条件、程序性质和证明标准的基础上,通过“三步走”的方案,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而推动我国的追逃追赃工作进一步深入发展。

境外追逃追赃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法治化

我国近年来的反腐工作卓有成效,境外追逃追赃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应当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法治化建设。在立法上,需尽快制定《反腐败法》、《刑事司法协助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完善《引渡法》等相关法律,积极参与国际反腐国际条约的制定,并与更多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层面,应当始终坚持依法追逃追赃,了解、熟悉、尊重并灵活运用被请求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同时高度重视境外追逃追赃中的人权保障。

监察机关参与刑事缺席审判法律问题探析

外逃人员刑事缺席审判是典型的涉外法律制度,站在国际刑事合作的高度,为成功追逃,应充分考量法院域外送达传票成功率,宜明确监察机关锁定外逃人员住址方可缺席移送起送。追赃中,监察机关应该立足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案件类型、适用条件、境外文书送达以及证明标准等方面的差异,权衡利弊得失,作出合理的程序抉择。缺席审判情况下的引渡合作常附加必须重新审理或给予重新审理机会等强制条件,事实上产生了先追后判效果,缺席审判宜作为监察机关追逃"备而不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