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语词程式研究

胡仁·乌力格尔是口头演述的艺术形式,胡尔奇需要耗费十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十个小时来创编一部完整的胡仁·乌力格尔。他们在演述胡仁·乌力格尔时,常常会使用一些固定语词或词组创编诗行。这里提到的反复出现的固定语词或词组指程式。胡尔奇布仁巴雅尔在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同样使用各类程式,本文从他演述的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中选取与人物、器物和行为相关的程式,对其展开较为精密的分析,以揭示布仁巴雅尔的演述技巧,以及归纳他使用程式的规律和风格。

浅谈甘珠尔胡尔奇说书的胡仁·乌力格尔中的程式与主题

诸多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包括英雄史诗在内的世界多民族口头史诗和古代诗歌中,帕里—洛德理论提出的“程式”“主题/典型场景”“故事范型”等结构单元作为史诗家、叙事者进行故事记忆、表述、创作的重要工具。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流传的胡仁·乌力格尔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叙事单元,这些单元由于胡仁·乌力格尔文本的样式结构、表述方式的传承而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该文应用“帕里—洛德理论”(口头程式理论)对内蒙古兴安盟图什业图胡尔奇甘珠尔说书的胡仁·乌力格尔“薛仁贵东征”文本的情节转移程式与故事开篇主题进行分析论述。

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胡仁·乌力格尔”的载体胡尔奇研究——以“毛依罕杯”胡仁·乌力格尔大赛实况分析为例

2006年中国曲艺家协会等单位在毛依罕的家乡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举办了“纪念曲艺大师毛依罕诞辰100周年活动暨中国.内蒙古乌力格尔艺术节”。此次艺术节云集了众多民间艺人,他们在地区分布、年龄结构、演唱内容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

国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概况

胡仁·乌力格尔在东部蒙古地区产生并广泛传唱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 ,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只有 80年的历史。最早着手研究胡仁·乌力格尔的是国外学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古国的学者们 ,前苏联、德国、匈牙利、英国、日本国学者也很注重胡仁·乌力格尔研究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探析蒙古族曲艺艺术“胡仁·乌力格尔”面临的危机

蒙古族具有丰富的口头文化遗产,蒙古说书艺术"胡仁·鸟力格尔"(胡仁·乌力格尔是说书艺人用低音或中音四胡边拉边唱古今中外故事的一种曲艺形式)是其中的一朵奇葩。但是,如今,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胡仁·乌力格尔"艺术,由于多种原因失去往日的辉煌,濒临消亡的境地。1."胡仁·乌力格尔"艺术正不断失去赖以生存的听众;2."胡仁·乌力格尔"的载体胡尔奇(说书艺人)日益减少;3.胡尔奇演唱"胡仁·乌力格尔"的地域范围越来越缩小;4.胡尔奇演唱的"胡仁·乌力格尔"之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东蒙古本子故事表演中的汉族说书赋赞和戏曲影响——以护背旗、虎头靴、绣龙蟒袍为例

蒙古本子故事的表演传统是在蒙古英雄史诗口头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但在形成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汉族说书口头传统和戏曲表演传统的影响。蒙古本子故事表演文本的英雄整装披甲母题的程式化诗歌段落或者套语和汉族说书赋赞之间具有对应的关联,并且和汉族戏曲表演传统之间潜在着一种发生学关系。汉族戏曲艺术形象为东蒙古本子故事说唱艺人提供了借助想象和塑造中原王朝英雄形象——中原王朝历史主体的模式。而汉族说书口头传统是蒙古本子故事表演传统和汉族戏曲表演传统之间产生关联的重要中介。

论蒙古族民间说唱艺人对汉文书面文学人物心理的重塑——以《封神演义》为例

蒙古族民间说唱艺人——胡尔奇将汉文古典小说作为底本进行说唱时,在勾勒人物心理的过程中,进行从无到有或在原有情节基础上的深度渲染等诸多重塑,使人物形象更加贴近生活,从而使说唱文本更适合口头传唱的特点,最终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胡仁·乌力格尔音乐的传承与传播

胡仁·乌力格尔音乐主要是通过“口传心授”和“即兴编创”的方式来进行传承的 ,一般包括师徒关系、家庭关系、艺术教育等几种途径。胡仁·乌力格尔音乐的社会传播通过寺院、流浪艺人、王宫府邸、民俗。

试论胡仁乌力格尔《封神演义》在蒙古族地区的影响

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通过蒙古族民众喜闻乐见的胡仁乌力格尔形式在蒙古族地区广为流传,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蒙古族民间信仰、蒙古族民间文学以及蒙古族民众的历史观等方面。

胡仁·乌力格尔《隋唐演义》对《说唐演义全传》的因革

布仁巴雅尔《隋唐演义》的原型是清中叶时期的《说唐演义全传》写定本。布仁巴雅尔对《说唐演义全传》展开加工与再创造,对它进行不同程度的口头化与蒙古化,使它成为具有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特色的口头文学作品。

论明清小说在胡仁乌力格尔中的传播

"胡仁乌力格尔"也就是蒙语说书,其最初演唱底本主要来源于明清小说。胡仁乌力格尔是对明清小说的传播,其传播形式多样、传播内容丰富,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变化,使胡仁乌力格尔这种艺术形式成为蒙汉文化交融的典型例证,展现了蒙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实。

论胡仁乌力格尔对明清小说的改编

胡仁乌力格尔即蒙语说书,是蒙古族民间活态艺术形式,其故事的最早底本主要是明清汉文小说。胡仁乌力格尔对明清小说的改编主要有因袭、截取和杂糅3种方式。3种改编方式既各具特色,也不免留有遗憾。胡仁乌力格尔作为弥足珍贵的口头文化现象,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在碰撞和交流中产生的,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

论历史演义类胡仁乌力格尔叙述模式的基本特征

历史演义类胡仁乌力格尔,表演历史悠久,自清代以来久唱不衰,足见其在叙述艺术上的成就。其叙述话语由散体的道白和韵语的唱词两部分构成,用以叙人、叙事、叙情、叙景;胡尔奇采用全知的叙述视角,控制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作品的主题思想;胡仁乌力格尔作品中设置的时空往往是非常自由的,具有主观想象的、虚拟的特点。

故事·表演·文本——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宝迪嘎拉巴可汗》探微

《宝迪嘎拉巴可汗》是内蒙古科尔沁地区蒙古族民众中广为流传的一部著名蟒古思因.乌力格尔。蟒古思因.乌力格尔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故事类型,其表演按照既定的程式进行,文本是表演的结果,同时它是反观故事、考察表演过程的参照。

胡仁乌力格尔与鼓词比较研究

胡仁乌力格尔与鼓词的兴盛时期同为清代中后期,这两个分属不同民族的说唱文学的关系如何,是本文考察的重点。本文从说唱体制、题材内容、流行时间及地域三个方面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这两种说唱文学确实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胡仁乌力格尔”研究述评

国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而国内研究从1955年起步,"文革"之后进入高峰期。胡仁乌力格尔是蒙汉文化关系史上罕见的、富有历史意义的文化现象,是蒙汉文化艺术交流的结晶。研究它可以揭示蒙汉文化相互影响的特点,可以勾勒出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交流、吸纳、认同的历史轨迹,这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正确描述蒙汉文化的互动共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对推动祖国56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保持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富有借鉴意义。八十余年的胡仁乌力格尔研究,从一般的介绍性、资料性、单一性研究逐渐发展为多学科交叉整合研究,进而成为世界性的专门学科。

外来佛教本土化的滥觞——吴地魂瓶上的佛像、胡人形象

文章从吴地魂瓶上的佛像和胡人形象入手,透视佛教初传吴地时的本土化特征,从而揭示了: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兴盛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本土化是佛教初传时被迫的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

钢琴组曲《乌力格尔叙事》的演奏诠释

钢琴曲《乌力格尔叙事》采用了传统"乌力格尔"的程式化叙事结构,吸纳了战争题材中最有代表性的几个场景,以组曲的形式,用《开篇》《报信》《征战》《祭奠》《凯旋》作为每篇的标题,使宏大的战争故事浓缩后呈现在我们面前。以五个特定场景为前提,挖掘音型、和声、织体、节奏等音乐语言背后的秘密——渗透其中的蒙古族音乐韵味。

蒙古族本子故事《契僻传》与胡仁乌力格尔故事情节比较

蒙古族本子故事《契僻传》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胡仁乌力格尔说唱本是在蒙古族本子故事《契僻传》的基础上进行演述的,说书艺人结合自身的修养和能力对本子故事进行了适当地改编。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探析蒙古族本子故事《契僻传》到胡仁乌力格尔说唱本在故事情节上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能体现当代蒙古族民间艺人在说唱艺术上的创造能力,而且能彰显蒙古族胡仁乌力格尔独特的艺术魅力。

蒙古族说唱艺术——乌力格尔在科尔沁右翼中旗发展渊源探析

乌力格尔传统口传艺术在内蒙古科右中旗的发展历史尤为悠久。众多的乌力格尔曲(书)目在科右中旗境内创作和流传,促进了当地乌力格尔艺术的发展;乌力格尔演出场馆在科右中旗的建立,使乌力格尔艺人有了固定的场所,极大地促进当地乌力格尔艺术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