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比例原则:同态报应量刑原则的法理根基与实践意义

德国公法中的比例原则并不是刑罚的内在道德原则,而是外在于罪刑均衡的补充性政治原则。在预防性刑法时代,单凭比例原则无法对预防刑的扩张风险形成有效约束,而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点”或“幅”量刑限制理论都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回归同态报应原则是捍卫古典罪刑均衡理念、防止重刑化趋势的可操作方案,实质是从“量”的思维转向“质”的思维。以同态报应作为量刑原则,不需要预设不合理的刑罚证成理论,也不必然导致不人道或无法操作的刑罚方式。同态报应的本质是罪犯角色的转换,将罪犯从试图脱离法秩序的优势地位转为受到法律强制力约束的弱势地位,从而否定罪犯的不法宣称,恢复法秩序的公信力。根据同态报应原则,社区矫正可以被视作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刑罚,而不仅仅是对监禁刑的边缘补充。

《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研究——兼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相关问题

《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是马克思逝世后经恩格斯校阅过的第一个德文版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以高度凝练的语言重申并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对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序言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于恩格斯着眼于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以鲜明而透彻的语言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观、政治观和历史观,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性质。这对于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认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和规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德布林和庄子

在符合德布林原意的《王伦三跃记》完整手稿中,德布林从头至尾依次吸纳了出自中国道家经典《庄子》的多则谈话和寓言。德布林对它们加以不同程度的运用转化,使之巧妙融入小说文本,创生出新奇独特的文学意境和艺术风貌。德布林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懂汉语,对庄子思想和意象的借鉴以"精神漫游"为主,即尽可能多地研读相关西文译介。通过对《庄子》当时在西欧和德国译介情况的梳理以及将其中代表作与德布林借用《庄子》所生成的文本进行多角度比对分析,可以确定德布林研习《庄子》途径多样,而此前为学界普遍所看重的卫礼贤《庄子》德译本不仅译者操纵色彩浓厚,对德布林创作这部"中国小说"所起的作用也有被高估之嫌。

《圣经》译作评述

马丁·路德孜孜不倦地从事《圣经》翻译工作。他的德文《圣经》版本最终成为权威性版本。路德的德译 《圣经》工作,促进了德意志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在德语的统一规范乃至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林小发德译《西游记》的底本不是善本

林小发德译本《西游记》的出版发行在海外掀起一股中国文化热潮,以此为阐述对象,肯定了译者付出的辛劳,为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德译本《西游记》存在的缺陷。结合《西游记》学术史研究认为,德译本《西游记》的底本为《西游证道书》,并非最佳选择,因为它不是一部《西游记》的善本;以《西游证道书》的思想立意欠准确,不能全面、准确反映《西游记》的"丰富性、多样性"文化内容;德译本《西游记》的作者署名无名氏值得商榷,因为"佚名"是一种混沌状态,标志着《西游记》文学主体性的失落,德译本重新退回混沌状态,等于抹去了以往百年的《西游记》研究成果,同时割裂了与中国读者普遍认同的联系。

卫礼贤的汉学成就及其《论语》德译本

卫礼贤是20世纪初期德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他在中国生活了25年之久,先后翻译了多部中国先秦典籍。除了广为人知的《易经》德译本,他还翻译了《老子》、《论语》、《孟子》、《列子》等典籍,其中,卫礼贤的《论语》译本不仅对后来诸多《论语》德译本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被誉为范本的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论语》英译本。

《道德经》四种德文译本翻译中的文化传真

老子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对德国从哲学到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均产生了较大影响。这里选取《道德经》二战后东西德汉学界代表人物德博和施瓦茨的经典译本以及当代中国学者侯才和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最新德文译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四译本文体风格、语义内涵、文化意象等方面较为系统的对比分析,映射不同时代、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德国专业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在翻译过程中展现的共性和个性特点,他们致力于共同的翻译理念:最大限度保留德译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塑造并完成中国文化形象传真的译者使命。

对高水平建设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浙江科技大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应用型大学是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各国具有丰富的实践,并形成了独特的模式。中国应用型大学发展正面临着重大机遇,同时也处于质量提升的关键阶段。浙江科技学院长期致力于建设一所“德国模式,中国特色”的应用型大学,取得了显著成绩。立足新时代,高水平建设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浙江科技大学,需要开放强校,在应用型人才培养、应用性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方式、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五个维度,打造应用型大学的升级版,全面提升办学水平。

百年西行路:《西游记》德语译介研究

自20世纪初《西游记》德语节译本出版到2016年首部全译本的面世,《西游记》在德语世界的译介历经了百年的嬗变。本文对最具代表性的节译本、转译本以及德语全译本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深度考察了各个译本的翻译特点,以期对《西游记》在德语世界的传播与翻译做出较为全面的评价。本文所列举的四个德语译本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和译者个人风格,《西游记》在德语世界的整体翻译传播历程亦呈现出明显的变化:首先从译介目的上来说,由最初的“中国兴趣”阶段逐步走向深入,译介的焦点也从故事情节的传达转向了深层文化内涵的输出;其次从译者、译本变迁发展的角度而言,完成了经传教士到专业汉学家的转变,德译《西游记》也历经了由神话传说故事到严肃文学地位确立的漫长过程;最后从典籍外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视角来看,《西游记》的德语漫游历程也正可谓是中国文学百年西传史的缩影,而其中汉学家林小发的全译本不仅填补了德语世界的“西游”空缺,更逐步构建了“文化中国”的域外形象。

德国职业教育规模及发展趋势研究

研究十余年来德国接受职业教育人员的数量及发展趋势,以及德国四种类型职业教育的受教育者的数量和比例构成,分析了四类受教育者数量增减的原因。“双元制”职业教育作为德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教育者数量长期保持稳定,教育结构适应经济技术发展需求,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以《红楼梦》库恩德译本为例

谈到文学翻译,人们会立即想到"翻译者,叛逆也"这一说法。由于中西方语言体系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而文学翻译的目的是进行文化传播与信息交流,所以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势必会发挥主观创造性,甚至是叛逆性,对原著进行变通。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作品中普遍存在,对于各民族文化交流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结合《红楼梦》库恩德译本对"创造性叛逆"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探讨其内涵意义以及表现形式。

卫理贤(R.Wilhelm)德译《易经》“吉凶”概念之探讨

“趋吉避凶”是人类共同的天性。《易经》曾一度作为占卜预知吉凶福祸之书，是中华文化对人生问题探讨重要之一环。其中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尤为世界各文化所推崇。德哲卫理贤氏一方面介绍《易经》思想给西方学者，另一方面以其传教士身份，比较中西文化对吉凶概念之异同。译文与注释中多有创见和发挥。其德文译本亦成为西方翻译文字之范本。笔者分由“趋吉避凶”、“吉凶意义”、“吉凶来源”、“幸福论与德性论”四方面，针对译文和注释，对吉凶概念作全面的探讨。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排最新方案

在国际上诸多《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排方案中,《马克思恩格斯年鉴》刊登的手稿编排方案最为合理。在编辑观念上,它忠实地再现出这部未完成作品的原貌,排除了其他编排方案主观性地组织作者写作思路的种种尝试。在编辑手段上,它采用最具学术权威性的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准则与手段,将基础文本同异文两相对照,最为充分地展现出这一非封闭性文本的形成史。

文学变异学视域下的《道德经》德译研究——以“物”为例

《道德经》是德语世界中翻译最多和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本文在文学变异学视域下,以对"物"字的个案翻译研究为例,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变异两个角度,以多义汉字的翻译和译者主体性为切入点,深入考察《道德经》德译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变异现象,对比分析德语译者们在译词选择上的异同和各自的翻译策略。通过个案分析提出,在跨语境翻译活动中源语与目的语的差异是造成变异的重要客观原因,作者和译者的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过滤是造成变异的主观原因,因此中国典籍在德语世界的译介历程中出现的各种变异并不能简单以"错译"一言概之。

藏族文学典籍《萨迦格言》德译本特征及译介影响

《萨迦格言》在海内外的不同译本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德语译介者身份、译本特征及译介影响展现出藏族格言诗在中德文化交流中的译介动因及发展趋向。《萨迦格言》的翻译与藏学在德国的发展密切相关,因受到译者背景、翻译目的及传播路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节译、全译、直译、转译等多元的翻译现象。这些译介反映藏文化在国外受欢迎的程度,体现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融和文明互鉴,彰显世界多元文化的繁荣共生,印证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优越性,助力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随着中德交流的深入,新时代召唤中德学者、译家的合璧之作。

功能目的论视阈下VOA双语新闻导语的汉译文本

以VOA双语新闻网站中新闻导语的汉译文本就研究对象,以德国功能目的理论为指导,探讨以VOA双语新闻网站为代表的双语网站中汉译文本的语言结构特点。研究过程通过建立新闻导语汉译文本语料库和原创新闻导语语料库,并借助Antconc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VOA双语新闻网站中导语的汉译文本具有用词丰富程度较低,较多使用高频词,代词显化,虚词显化,主要用星期表示时间,动宾短语和介宾短语容量扩展等特点。汉译文本这些特点与译者翻译中考虑到译入语受众并受原文影响有一定关系。双语新闻的英汉翻译亦采用语义翻译方法,不仅立足原文,还应尽量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才能更好实现双语新闻网站的预期目的。

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在中、德两国样本中的测量等值性检验

为探讨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Suzhi Scale-Simplified Version,APSS-SV)在中、德两国中学生群体中的跨文化等值性和潜均值差异,采用APSS-SV对德国黑森州马尔堡市2所中学共609名7~10年级中学生和中国重庆市2所中学共1290名7~9年级中学生进行调查,对中、德两国调查数据进行单组验证性因素分析和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①APSS-SV在中、德两国样本间的形态等值、弱等值、强等值和严格等值模型均可被接受;②中、德两国中学生样本在APSS-SV各因子上的潜均值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认为APSS-SV的双因子结构在中、德两国中学生之间具有测量等值性;APSS-SV可用于中、德两国中学生心理素质的组间差异比较.

华丽的废物——德国人眼中的《围城》

《围城》这一书名是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隐喻,这部情节并不复杂的小说点缀着无数诙谐、精致的比喻,非英雄化的主人公的困顿和磨难构成了小说的主旨。以博闻强记著称的钱锺书,从世界文学中汲取了丰富养料,但他并没有刻意表现当前已成为老生常谈的“文明的冲突”。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藏里有许多钻石,《围城》无疑是最美之一。

《德意志意识形态》原貌的完整呈现——对MEGA^(2)第一部分第五卷的历史性评估

MEGA^(2)第一部分第五卷《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出版,一方面对新时代深入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版本创作、传播接受和编译研究,以及系统梳理和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和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另一方面过于强调文本的细节考证而疏离思想研究,也引发了文本编辑与理论阐释、文献引用和思想宣传等方面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充分吸收和利用它在语文学和文献学上取得的合理成果,坚持文本学解读与思想史阐释相结合,在文本、思想史和意识形态的内在统一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理论争鸣与诗学建构——探微“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论

2011年,罗钢认为王国维“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这一说法引发了学界关于跨文化语境下如何进行中西诗学互鉴的持续争鸣。学界关于此观点的争鸣颇具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争鸣的双方对王国维诗学体系的建构呈现出一正一反即赞同与反对的截然对立的态度,但最终趋向同一目的,即都是为寻求中国文论与诗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和现代转型。争鸣双方通过解构“意境说”的方法论以及回溯论证证据的肇始源头来展开,同时沉潜着一种新的理论意图;从而,在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命题中探讨我国古典诗学范畴“意境”如何在西学理论资源的振荡下激发出其在当代美学和艺术批评中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