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棉花生产——2014年ICAC第73次大会报告

1 引言 棉花是印度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对维持约580万棉农和从事棉花加工和贸易的4000万~5000万人口的生计起重要作用。印度纺织企业消耗多种纤维和纱线,其中棉花与人造纤维和长丝的比例为59∶41。纺织业产值对其GDP贡献达4%,占工业品的14%、国家出口创汇的17%。

巴西棉花生产——2014年ICAC第73次大会报告

2013/2014年度巴西植棉110万hm2,总产为170万t,单产皮棉为1546kg·hm-2,这是世界上雨养棉田的最高单产水平。本年度,巴西出口棉花60万t,成为全球第五大棉花出口国,主要出口市场（国家或地区）为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大陆）、越南、中国台湾。

乍得棉花生产——2014年ICAC第73次大会报告

百年来,棉花是乍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支撑,它影响以棉花为主要经济来源的300万以上人口（约占总人口25%）的日常生活,对该国GDP、贸易平衡和食品安全做出巨大贡献。正因如此,乍得不遗余力地支持该产业。

巴基斯坦棉花生产——2014年ICAC第73次大会报告(节选)

棉花是巴基斯坦一种主要经济作物,是其经济支柱。它对GDP的贡献率达1.4%,占农业产值的6.9%。巴基斯坦是全球第四大棉花生产国、第三大消费国和第二大棉纱出口国。棉花和纺织品出口额占巴基斯坦全部出口额的54%。其棉花生产涉及130万棉农和310万hm2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15%）。2013/2014年度,其棉花产量达1270万包（每包170kg,下同,折合215.9万t）,

美国陆地棉生产形势与2014/2015年度展望——2014年ICAC第73次大会报告(节选)

1 2013/2014年度美国陆地棉生产与2014/2015年度展望 1.1面积与产量 2014/2015棉花年度（8月―翌年7月,下同）美国陆地棉产量预计为1596万包（1包=480磅≈217.724kg,约合347.5万t）,比2013/2014年度多30%,高于近5年平均产量（1460万包,约合318万t）。2014/2015年度种植面积为438万hm^2,同比增6%。收获面积为390万hm2（弃收率10%）。

从土地到品牌强化棉花产业链——澳大利亚2014年ICAC第73次大会报告

1引言 棉花生产是澳大利亚（简称＂澳＂）东部许多乡镇的一项最重要的经济活动。2013/2014生产年度,1200位棉花种植者分布在南纬22.5°~35°的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昆士兰州（Queensland）,根据季节和市场情况,雇工大约为8000人。澳大利亚棉花农场是典型的混合耕作,包括灌溉、旱作或放牧。

2014―2018年美国政府对棉花的支持政策——2014年ICAC第73次大会报告(节选)

1 陆地棉计划（项目） 现行陆地棉计划是2014年2月7日签署的《2014农业法案》（Agricultural act of 2014）所授权。该法案新增农场与作物保险计划、营养计划、贸易、信贷、能源和林业计划（2014―2018年）,淘汰了所有主要产品的直接与反周期支付补贴和平均作物收益选择计划。

2013/2014年度美国超长绒棉和有机棉生产与2014/2015年展望——2014年ICAC第73次大会报告(节选)

1超长绒棉（ELS棉） 1.1面积与产量 2014/2015年度美国超长绒棉产量预计57.8万包（约合12.58万t;每包=480磅≈217.724kg）,同比下降9%;种植面积为7.77万hm2,同比下降4%;平均单产预计1643kg·hm-2,同比下降4%。2013/2014年度收获面积预计7.66万hm2,弃收率不足2%。加利福尼亚州仍为ELS棉生产的优势区。

香港廉政公署(ICAC)今昔

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前,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Corruption)是香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的简称,成立于1974年2月,直属于港督(British Hong Kong Governor),是一个独立的反贪污贿赂的机构,它与行政事务申诉专员公署及核数署(Commission of Audit,现改为审计署)一起构成香港监察系统的核心。廉政公署只对港督一人负责,只有港督一人有权向它发号施令。

ICAC:全球棉纤维消耗增速放缓

美国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ICAC)已经对2015/2016年度预测的全球棉纤维消耗量从最开始预测的2 440万t进行了向下修正,即相比2014/2015年度减少1%(表1)。尽管2014/2015年度伊始聚酯纤维与棉纤维的价格差距不断缩小,并且中国国内棉纤维价格不断下降,但是自2013/2014年度中国棉纤维消耗量达750万t以来,中国棉纤维消耗量依然维持不变。

廉政公署专业化建设经验与启示

专业是反腐败机构有效履职的重要条件之一。香港廉政公署反腐队伍的高度专业化主要得益于其基于“专业本位”理念的一套人事管理制度。第一,廉署多达四分之三的人员都隶属专业序列。第二,廉署内设机构依职能而设置。第三,人员招聘与晋升注重专业能力评价与考核。第四,建立分类又分级的专业培训制度。第五,实行与专业职级序列挂钩的薪酬制度。第六,授予专业人员应有的专业权限。内地建立国家监察官制度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应积极借鉴廉署经验,以切实促进监察官专业化发展。

政治精英眼中的廉政公署——基于香港区议员的调查

在治理腐败过程中,腐败治理机构作为重要的制度载体,其能否有效地执行和落实,有赖于民众的观念支持。个人观念的改变是通过接受制度的象征性资源来获得,而非直接感知到抽象的制度本身。民众对于制度的评价实际反映的是其观念的变化。因此,重视民众的评价,重视民众评价背后的观念变化,对于维持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持续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试图通过一手调查数据来描述香港区议员,如何看待其专业反腐机构廉政公署(ICAC)的。研究发现,香港区议员对于廉政公署(ICAC)的执法有效性评价高于独立性评价;但其观感受年龄和政党派别的影响较为显著;与此同时,区议员对于廉政公署的评价呈现分化态势。对于数据的深入分析表明,在腐败治理过程中,重视主观测量,不仅需要着眼于社会民众的整体观感,而且还需要重视政治精英的观念、态度等主观感受,因为他们对民众的观念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进而能够间接影响到腐败制度的执行与落实。

澳门地区廉政公署与内地监察委员会比较研究——兼论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廉政协同合作

澳门廉政公署是负责澳门特区反腐倡廉的机构,内地的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产物,后者将内地反贪腐资源全面整合,行使国家监察权。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两地廉政机关应加强廉政协同合作,共同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本文从廉政公署与监察委员会的性质、职能、运作、监督制约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便为更有效地打击跨境贪腐、搭建畅通的合作桥梁提出对策建议。

我国内地反贪局运行的法律制度思考——通过分析香港廉政公署的制度运行特点展开

香港廉政公署的制度设计和机构设置的法治性、适合性和有效性,使其在反腐败犯罪中取得了明显效果;而我国内地反贪局的法律制度及其运行存在着独立性、透明性、制约性和权威性等方面的不足,使其作用的发挥未能达到人们预期的期望。因此,提升我国内地反贪局的独立地位、加强反贪工作运行的法治化、重视民众的参与,是我国反腐败犯罪的制度基础。

香港反腐败历程中“局部特赦”原因探析

香港反腐败历程当中戏剧性地颁布"局部特赦令",一般都归因于警务人员对廉政公署反腐败执法的反弹。但警、廉冲突只是直接原因和具体表象,局部特赦的根本原因在于对零容忍原则下强力反腐所激起的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来自警察系统尤其是基层警务人员,还包含其他部门的基层公务员、工商界甚至普通市民,不仅涉及腐败行为,更是直接挑战传统腐败习俗。局部特赦实质上是对政府与社会当中既往各种小腐败、普遍盛行的习惯性腐败行为一体惩处的划断性了结,而非对于严重腐败罪行的妥协与退让。

中国反腐败机构改革研究——基于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间的比较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突破,反腐败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要想把惩治腐败"进行到底",做到"不敢腐",就必须要把反腐败机构及体制改革到位,以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中国香港廉政公署是卓越反腐败机构的样板,其许多经验值得内地反腐败机构借鉴。通过对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反腐败机构的比较研究,明确内地在反腐败机构体制方面存在着一些的问题,指出卓越反腐败机构应当具备独立、权威、廉洁、专业四大特征。具备这四大特征是中国内地反腐败机构改革的终极目标,而进行整合型改革、职业化改革、组织结构改革是当前内地反腐败机构改革的三项重要任务。

论香港廉政公署咨询委员会之监督职能

咨询委员会是香港廉政公署监察与制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在维护公众对廉政公署的信心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在廉政公署监督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由社会人士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承担监督廉政公署的职能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现实的需要。廉署咨询委员会以维护公众信心为核心调整监督重点,在充分发挥咨询参谋、桥梁纽带、舆论引导作用的基础之上,令非强制性的监督得以落到实处。借鉴香港廉政公署咨询委员会之经验,国家监察委特约监察员工作中应注重维护公众信心,协同发挥特约监察员监督、咨询、联结、引导的多元功能,以技术性的咨询、联结、引导功能促进监督功能的实现。可将特约监察员划分成若干功能小组,根据各功能小组的需要选拔具备公信力、专业性及代表性的公信人士担任小组委员,有利于强化特约监察员对监察机关的监督,防止“灯下黑”。

内地与香港廉政建设责任制比较研究

作为腐败预防的重要举措,香港自1970年代开始探索廉政建设责任制问题,大陆则从1998年开始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通过对两地廉政建设责任制责任内容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异同。将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责任主体的廉洁诚信纳入责任制的首要内容,并适当限制或削减责任主体在腐败行为调查与惩处方面的责任,可以使廉政建设责任制更好地发挥效能。

内地与香港反腐运行机制比较研究

宪法修正案在"国家机构"一章中确定了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地位。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实现了国家监察职能的有效整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机构。与监察委员会职能类似的香港廉政公署,因其成熟的实践运作,使得香港跻身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虽法治背景不同,但并不影响监察机构设置、实践运作中取其精华。本文从实体法、程序法层面,比较内地与香港反腐机制运行的异同,基于可对比性的引进学习与差异性比较进行讨论,对我国的监察法律制度提出完善可行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