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保留法律效果新论——以我国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所作保留为例

多边条约的缔约国作出保留的目的在于摒除或更改条约中的若干规定对其适用的法律效果。我国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所作出的两项保留正体现了保留摒除、更改条约义务的作用。只有正确理解保留的法律效果,才能在是否要提出或撤销保留问题上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国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保留问题

我国在批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时作了两项保留书面保留、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保留。应该说这两项保留在当时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中国合同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国际贸易实践不断发展的现在是否有必要保持这些保留呢?笔者以为,在书面保留问题上,现在已没有必要在合同形式上规定过多的限制,因而可撤销此项保留;而由于不是用缔约国法而适用公约对于当事人权利义务也并不会对当事人产生太大的影响,因而也可撤销此项保留。

《华盛顿公约》第25条适用之新探——以ICSID管辖权的发展为切入点

《华盛顿公约》第25条作出了关于确定ICSID仲裁管辖权的主体、客体和主观要件的规定,但这些模糊的措辞只有在ICSID管辖权的实践运用中才能被明确和细化。通过考察ICSID管辖权的最新发展,可以真实地把握《华盛顿公约》第25条的具体适用以及在适用方法上的最新变化。

中国加入《ICSID公约》所作通知的性质及效力

ICSID法律制度是当今最为重要的外国投资争端国际性解决机制。中国加入《ICSID公约》时根据其第25(4)条向ICSID发送了一份通知,通知的原意是要限制ICSID对涉中国案件的管辖权。通知作出后至今未改变,其性质和效力在学界具有很大争议,需要予以厘清和辨析。该通知性质和效力的明确对中国完善投资条约的涉ICSID管辖权条款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撤销我国政府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书面保留”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府加入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时作出的"书面保留",在当前新形势下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与我国现行《合同法》相互冲突。我国政府应尽快撤销该保留,以理顺有关问题的关系。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公正审判权的保留问题探析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执行机构人权事务委员会从提出保留的限制条件、保留是否有效的判断机关以及无效保留的法律后果等三个方面对公约的保留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为了不至于违反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在批准公约时,有些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公正审判权提出了保留。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在批准公约时,应当对公正审判权的适用范围和得益于较轻刑罚的权利提出保留。

论中国应该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采取的保留形式

中国已经着手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工作,批准该公约的前提条件是在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解决该公约与我国国内法的冲突问题,而保留就是一种有效解决此类法律冲突的方式。采取恰当的保留形式对于中国提出保留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据此,中国应该对公约采取保留的方式、解释性声明的方式和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方式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应该注意其他相关的保留形式问题,包括采用书面形式提出保留,最好采用书面形式提出解释性声明;尽可能说明保留的理由;定期审查保留功用,以便及时撤回保留。

论我国对《联合国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1条保留的效力

保留是国际条约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但其效力影响到条约中某些条款的具体适用,因此又需要在国际私法中讨论其法律冲突问题。在分析国际条约法中的保留规则的基础上,对于我国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第11条所作的声明保留,从国际私法的角度进行探讨,并提出法律冲突的解决途径,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ICSID投资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以《华盛顿公约》第42条的理解与适用为中心

国际混合仲裁作为介于公法仲裁与商事仲裁之间的第三类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其法律适用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路径。1965年《华盛顿公约》项下的ICSID投资仲裁发展相对成熟,公约第42条针对仲裁法律适用加以专门规范。投资仲裁中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受到选法对象、稳定条款等方面的限制。当意思自治缺位时,如何调和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适用顺位及可适用性的判定,不同案件的仲裁庭存在分歧。公约同时确立禁止拒绝裁判原则及友好仲裁,确保投资争议得以顺利解决。此外,法律适用方面的错误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判定为"仲裁庭明显越权",进而通过撤销程序对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值得反思。

论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克减条款的保留

克减条款是人权公约的"基石",对克减条款的保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针对人权公约的特点以及克减条款的重要性,结合国际人权机构的实践,如何判断对克减条款的保留是否符合人权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的具体标准进行了阐述,并结合人权公约的特点、克减条款的重要性来解决克减条款的保留问题。

论我国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两项保留

我国在核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时,对该公约提出了两项重要的保留——国际私法规则保留和合同形式保留。多年来理论界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一、对公约第1条第1款(b)项“依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法律”的不同理解;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新合同法”)生效后,对合同形式保留应否撤回的不同理解。朱榄叶老师曾在《法学》1999年第7期上撰文指出:“我国《合同法》与我国对《公约》保留并无冲突”,犤1犦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现就这两个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保留,抑或撤回?──评我国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1条的保留

《合同法》不区分国内合同和涉外合同而对合同形式作出不拘泥于书面形式的立法规定，与我国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1条的非书面要求的保留声明存在不一致的地方。维持或撤回保留的理由虽各有据，但本文认为还是应该撤回保留为宜。

中国对CISG的保留及该公约在CIETAC仲裁中的适用

本文首先从中国加入该公约时所作的两项重要保留(公约第95条和第96条)入手,从中国法律法条规定的角度,解析中国法与公约的关系。特别是该公约应当在哪些情形下作为适用法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销售合同关系。接着从中国法律实践的角度,通过对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作出的近20个有关适用该公约的仲裁裁决的分析,对该公约在中国实践中的广泛适用作一总结和探讨。最后,本文以积极支持中国参加"全球法学协商"运动,以加深中国法学对世界法学,特别是对世界统一商法学的影响和贡献为结论。

回眸与凝视——重新解读《华盛顿公约》暨探讨我国是否应全面介入ICSID

本文论述《华盛顿公约》、ICSID特色及其与我国的法律冲突;签署《华盛顿公约》的15年后,递交批准文件并通知ICSID:中国仅考虑把由征收和国有化而产生的有关补偿的直接投资争端提交ICSID管辖.12年后的今天,思考中国全面介入ICSID的必要性.

论我国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一条第一款b项的保留

我国在加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时对其第一条第一款b项提出了保留。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我国当时稚嫩的经济,以及增加《涉外经济合同法》的适用;但是,保留却使《公约》在具体应用中产生了争议。文章通过对《公约》第一条第一款的解读以及对因b项保留导致《公约》在具体应用中产生的争议进行分析,建议取消对《公约》第一条第一款b项的保留。

浅析中国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条第(1)款(b)项的保留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88年1月1日正式对我国生效。出于对当时国内经济环境刚从计划经济转型,处于起步阶段的考虑,以及从保护国际贸易的安全性等相关因素出发,我国政府交存核准书中对《公约》中规定的因为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公约做出了保留。这项保留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合理和必要的,但是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国内法律制度的充分完善,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另一缔约国法而适用《公约》的情况不会对当事人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可以撤销此项保留。

《ICSID公约》裁决修改程序中可受理性问题的性质与作用

裁决修改程序是《ICSID公约》下裁决作出后的救济程序,允许仲裁庭在特定条件下对裁决内容作出实质修改。仲裁庭已作出决定的修改申请均因不具有可受理性而未进入是非曲直阶段便被驳回。在国际投资仲裁语境中,对于可受理性的现有研究聚焦于仲裁程序,并未关注修改程序。根据已有实践,修改程序中的可受理性不同于仲裁程序中的可受理性,而与仲裁程序中请求是否显然缺乏法律依据的判断相似,均涉及对是非曲直的审查。但是,仲裁庭遵循的判断要素和判断标准导致可受理性的判断与之后是非曲直的判断存在深度交叉,使《ICSID公约》修改程序中可受理性问题的作用不是过滤掉明显无意义的申请,而是过滤掉不能确定成功的申请。

论中国批准《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声明保留问题

中国政府于2017年9月签署了《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该公约还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方能对我国生效。根据我国批准其他国际公约的经验,在加入该公约时,我国往往会根据法律制度现状及与拟加入公约的差异提出保留,《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也规定了保留条款。中国现行相关法律制度和《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对选择中国法院协议的规范相同,但在选择外国法院协议规定上殊异。我国在批准该公约时,为了维护我国的司法、政治主权,回应我国重大利益关切,应该就《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规定的内国案件外国诉讼保留、特定事项保留以及公约在多法域国家适用范围保留等事项提出声明。

论上诉机制与ICSID公约和UNCITRAL仲裁规则的兼容性

本文详细分析了在投资仲裁中建立上诉机制需考虑的基本问题,重点研究了上诉机制与现有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的不相容性,同时寻求上诉机制与两个主要投资仲裁系统的协调,即与根据ICSID公约和UNCITRAL仲裁规则进行的仲裁的兼容。本文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常设多边的上诉机制,上诉理由应包括由当事人提出,并且是解决争端所必需的明显的法律错误和严重的事实错误。现有撤销程序的功能可以通过将撤销理由纳入上诉理由而被上诉机制代替。上诉机制与现行ISDS系统在制度上的不相容性是可以解决的,可以在多边框架中以选择公约的形式引入常设上诉机制。上诉裁决可以根据《纽约公约》执行,与公共政策无关的拒绝执行的理由可以由当事人放弃,以确保上诉裁决的最大终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