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ICSID机制的双重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使中国由传统的资本输入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转变,出现了投资东道国和投资母国双重身份混同的局面。无论是主动提起还是被动应诉,我国已经开启了对ICSID机制的参与和运用,同时面临着在全面参与ICSID机制中由"主动提起"增多和ICSID管辖权扩大适用所带来的双重挑战。应对挑战,应当及时总结我国参与ICSID机制的实例经验,审视ICSID管辖权被扩大适用的具体规则,重视BIT与争端解决机制的关联并加以完善;熟悉并适应ICSID规则,运用更加灵活的方式解决投资争端;推动ICSID规则的改革,完善我国现有投资法律体系。

ECT投资仲裁与ICSID机制比较研究

ICSID机制作为传统投资仲裁机制的代表,赋予东道国三件自卫的法宝:逐案审批同意权、当地救济优先权和东道国法律适用权。ECT是国际能源领域第一个授权投资者直接针对缔约国违反条约义务提请国际投资仲裁的多边条约,其投资仲裁条款完全排除ICSID机制三大法宝的适用,取而代之的是投资者对抗东道国的强制仲裁权、随时仲裁权和国际法排他适用权。作为ECT的观察国,我国应灵活地应对ECT投资仲裁的新趋势。

论中国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创建——以弥补ICSID机制缺陷为视角

ICSID作为世界范围内主要负责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间投资争端的国际机构,在利益保护上不合理地偏向于对投资者私人利益的保护,面临着被加入国用脚投票的风险。同时,包括ICSID在内的当前国际主流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依然被西方话语权所掌握,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严重缺乏关注。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深化区域合作以及中国不断促进外商投资的背景之下,中国已经成为了输出投资和吸引外资的兴业热土。以中国为主导,建立一个能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能输出东方调解经验与智慧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是当前的迫切需求。

关于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适用ICSID机制问题的研究

一、引言 1990年2月,朱启桢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下称“公约”),中国政府并于1992年7月正式批准该公约正式对我国生效。我国可以适用依公约设立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端中心”机制(下称“ICSID机制”或“中心争端机制”)来解决外国投资者与我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

中国-东盟服务贸易争端仲裁解决机制研究——与ICSID对比的视角

自中国加入东盟自贸区以来,双边服务贸易迅猛增长,服务贸易争端的裁决依据与程序方式主要为《服务贸易协议》。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缺陷在于仲裁执行力不足、管辖权不够、法律应用文件适用性不强和监督体系缺乏,因此,鲜少被用于自贸区的争端解决机制。本文结合国际广泛采用、体系成熟的ICSID机制(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从适用范围、监督程序、仲裁庭法律适用性等方面与《服务贸易协议》对比,借鉴前者思路修订并完善后者的内容,使其更好地服务于贸易活动。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

国际投资争端的发展问题是当前国际发展政策制定中的热点议题,其解决机制应遵守简明、适时、有效等原则,常见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有ICSID、WTO、MAI、NAFTA等机制。文章以现存各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为出发点,阐述了ISDS争端解决机制,并提出建议,以期可以构建出理想的仲裁上诉机制。

双边投资条约中“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解释

由于ICSID仲裁基础缺乏一套国际统一的实体法规则,据以裁判的BIT、投资契约及相关缔约资料千差万别,不应对ICSID裁决的不协调性大加挞伐。维护ICSID机制正当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充分考虑各国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及缔约相关资料的前提下,使NPM条款的解释尽可能地展现缔约真意,最大限度地满足投资双方的投资预期。这就需要仲裁庭充分挖掘和利用缔约相关资料,关注条约用语的特殊含义,精细审慎地解释NPM条款,而不是为了追求解释的协调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捷径。

海外投资者的外交保护及困境——以国籍原则为中心

国籍原则是"中心"仲裁机制和外交保护制度的共有原则,但其具体内容和要求存在重大差异。《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17条在投资者外交保护事项上似乎确立了"中心"仲裁机制优先适用的特别法地位。然而,由于《关于解决一国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第27(1)条建立在投资者始终拥有单一国籍的假定前提之下,在多重国籍投资者以及投资者国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此类投资者的外交保护便会面临众多困境;同时,坚持ICSID仲裁机制的优先性将对外交保护制度形成严重冲击。

应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法律措施——以中国在北非、中东地区的投资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与规模不断发展，但投资区域大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所以我国海外投资企业也面临诸多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为防止我国海外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政府和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我国还海外直接投资因政治风险的发生而遭受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