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的适用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重要地位。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学界的应有关注,但是其作为ICSID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独立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本身,在适用方面存在一定差异。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管辖权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适用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解决投资争端。中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提出的商事保留和互惠保留对依据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作出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造成阻碍,中国应当主动因应这些问题,适时撤回商事保留和互惠保留。

第三方资助之于仲裁费用担保申请的相关性——基于《ICSID仲裁规则(草案)》第52条的分析

自2016年年底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启动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已历经3年之久,这次以致力于提升争议解决效率并实现国家与投资者间利益平衡的改革,涉及包括第三方资助仲裁、仲裁费用担保等多个领域。第三方资助作为实现当事人通往正义之路的重要举措,由于不受仲裁庭管辖权限制,所产生的程序性问题增强了仲裁程序的不可预测性,其中就包括第三方资助之于仲裁费用担保申请的相关性和权重的问题。尤其是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第三方资助所要维护的被资助方参与仲裁的权利和费用担保所可能遏制仲裁诉请的效果之间的冲突则愈发明显。本文则在分析介绍《ICSID仲裁规则(草案)》关于费用担保条款修订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实践案例,来回答第三方资助仲裁在费用担保申请中的地位以及其之于费用担保授予标准的相关性。

商事化与去商事化间的平衡——对ICSID仲裁规则修改的分析

2022年修改后的ICSID仲裁规则,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国际投资争端利益相关者对ISDS改革的大部分关切,同时使ICSID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解决投资者与国家间的投资争端,如追求整体现代化、以更透明和更便利的方式开展程序,保证每个相关方“被倾听的权利”等。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不但考虑到投资争端中东道国公共利益的特殊性,而且注意给予东道国政府更多的发言权。易言之,ICSID新仲裁规则体现了探求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权利义务微妙平衡的积极意向。通过对新规则的分析可知,这一意向的实现遵循了ISDS改革中探求商事化与去商事化间平衡的两大基本路径,借以弥合既有ISDS机制因过分注重其商事化色彩而带来的适用弊端。但本次ICSID仲裁规则的修改仍存在不圆满之处,这也凸显了平衡实现之艰难和ISDS改革的未竟。

ICSID仲裁庭简易驳回制度研究——以六则ICSID案例为视角

为适应国际投资仲裁的发展,ICSID仲裁规则经修订增设了第41(5)条仲裁庭简易驳回制度,被申请方可据此以仲裁请求'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为由请求仲裁庭快速作出驳回。该制度自2006年4月设立至2013年3月共涉及六则ICSID案例,为深入理解与把握第41(5)条的内在价值和操作要点提供了实证分析的基础。本文通过系统梳理ICSID仲裁实践,厘清仲裁异议驳回制度的具体要求,以期为中国参与ICSID仲裁提供实务参考。

风险、激励与监管:ISDS仲裁员的身份冲突及其化解

ISDS仲裁员具有较为明显的身份特征、地域来源及性别特征。为解决投资仲裁员分布不平衡的问题,ICSID已开始尽量选择女性仲裁员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仲裁员。当事方指定仲裁员的天然争论以及仲裁员多种身份的重复交互,导致了仲裁员之间的感知风险、妥协风险以及偏见风险。扩大仲裁管辖权和维持ISDS体系的利害关系是对仲裁员的两大主要激励路径。不同当事方在ISDS中选择仲裁员时存在不平等信息或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仲裁员信息灰色市场的产生,影响ISDS仲裁程序。仲裁员及时彻底披露其与当事方的关系和潜在的冲突对保障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至关重要。仲裁员的双重身份易产生争论点冲突,从而引发正当程序的问题。披露可能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况并制定仲裁员的行为守则可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冲突。

ISDS机制变革的根源、趋势及中国方案

近年来,以ICSID作为主要裁决机构的ISDS仲裁机制频繁受到指责与挑战,欧盟提出建立一个“类司法化”运行的投资法院,拉美国家主张重新回归国内司法,以CPTPP为代表的区域性投资条约成员方大幅度限缩ISDS的适用范围,UNASUR甚至主张另行设立投资争议解决机制。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逐渐碎片化及ISDS规则变革的态势下,中国应协调对接多元化的投资争端解决途径、树立正确的公私权益平衡理念、提升行政执法与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升级改造我国的双边投资条约体系,构建体现我国司法文化价值观的“一带一路”投资争议解决机制。

国际法庭秩序下恶意诉讼制度的主要规定

恶意诉讼在国内法中拥有相对完善的规制机制,但在国际法中的规制规则并不统一,适用上也存在较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目前,国际法上的恶意诉讼主要体现在国际公法和投资仲裁法律规范之中。欧洲国际人权法庭提出了"四项"认定标准,联合国国际法院以"管辖权"问题规避对"恶意诉讼"的径直审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4条虽然对恶意诉讼作出了规定,但国际海洋法法院至今还未援引此条进行仲裁。针对国际投资领域的恶意诉讼,《ICSID仲裁规则》41(5)条以"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作为驳回恶意诉讼的法定条件,生效至今适用了九次,积累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认定规则,并在今后将其适用性进行拓展,探索非ICSID规则下运用"恶意诉讼"的规制机制。

ICSID仲裁中的早期驳回程序研究——基于2021年《ICSID仲裁规则修订稿草案》第41条的分析

为了提高仲裁效率和遏制滥诉,2006年《ICSID仲裁规则》第41(5)条规定了早期驳回程序。该条款一出现便引起极大争议,不仅因为此前在《ICSID仲裁规则》中从未出现过类似的规定,更是因为该程序打破了仲裁的常规流程,使案件争议的部分甚至是全部在进入实质性审查之前就得到解决。这就引起了公众对早期驳回程序的质疑:这种争议前置的方法是否损害了程序正义,并进一步导致裁决不公。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检验,早期驳回程序在提高仲裁效率、遏制滥诉、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方面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2021年6月15日,ICSID公布了修订《ICSID仲裁规则》的第五份工作文件,确定了早期驳回程序从现行规则第41条“初步反对意见”第5款,拟独立成为第41条“明显缺乏法律根据”,旨在回应早期驳回程序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以早期驳回程序为研究对象,分析早期驳回程序的价值、适用标准以及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围绕正在修订的《ICSID仲裁规则》第41条,讨论早期驳回程序的完善和继续遗留的问题,同时为中国及其海外投资者未来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中灵活运用该程序提出建议。

国际投资仲裁第三方参与问题研究

国际投资仲裁起源于国际商事仲裁,却又因为其往往涉及公共利益而得到更多的第三方关注。在第三方参与呼声日益高涨的同时,国际上出现了比较丰富的实践案例。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在2013年和2014年相继通过《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规则》和《联合国投资人与国家间给予条约仲裁透明度公约》。虽然目前对第三方参与投资仲裁仍有非议,但不可否认其是大势所趋,值得我们梳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