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雄证——清代“笃信禅师”名号考

“笃信禅师”名号出自于《清实录》,记载的是甘肃卓尼著名藏传佛教高僧棍噶札拉参因调停藏尼冲突有功,清朝中央政府赐予其上师转世三世策墨林“笃信禅师”称号。但棍噶札拉参的个人传记中记录的是棍噶札拉参本人获“笃信禅师”称号。其中所涉两位历史人物:一位是驰骋疆场保卫祖国边疆的“将军喇嘛”一世喇嘛噶绕棍噶札拉参,一位是对西藏政教产生重要影响,维护了祖国统一、西藏地方稳定的摄政三世策墨林。“笃信禅师”名号归属问题,恰恰也反映出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藏传佛教对中央政府的绝对拥护,藏传佛教高僧所拥有的爱国品质是藏传佛教爱国传统的具体表现。因此,本文将就此名号归属问题作相关讨论。

清廷册封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之考证

棍噶扎勒参是清末时期甘肃省卓尼地方的僧侣,为弘扬佛法他远赴漠西蒙古,适逢战乱,奉还律仪、征战疆场,由于其在维护北疆的卓越功绩,清廷册封其呼图克图并赐予印信。但是在清廷册封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以及印信的问题上,清代史料与其传记所载有所不同。文章以此为契入点进行考证分析,为深入了解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提供依据。

《同文韵统》中的梵字读音和汉语官话

根据《同文韵统》中的双语对音可看出,清人对梵语读音的理解与古来的传统有异。用来译音的汉字表明,清代中期汉语官话舌尖音和舌根音的舌面化是不同步的,而当时正处在这一演化的初始阶段,舌面音的读法尚未得到全民的承认。

安钦呼图克图与民国时期汉藏关系研究

民国时期,扎什伦布寺格西安钦呼图克图在内地倡办并参与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前往汉地佛教团体和寺院讲授格鲁派历史与显密经典,后经由汉地僧侣和居士弟子翻译刊行,传承影响至今;与太虚法师共同参与组建佛教同愿会,推进汉藏两地佛学交流研究与文化联系。安钦呼图克图先后两次往返西藏与内地之间商讨九世班禅返藏问题,转告中央政府的涉藏政策及西藏地方政府的意见立场,国民政府封授其“普静禅师”名号。安钦呼图克图以非官方身份弘法讲经沟通汉藏文化,为汉藏双方意见立场的直接表达奔走往返两地之间,成为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共同依托的僧侣使者。

历辈章嘉呼图克图与达赖喇嘛的师徒关系

历史上,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圣"之中,前藏甘丹颇章的达赖喇嘛与后藏喇章坚参吞波的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政教领袖历辈互为师徒较广为人知。事实上,历辈达赖喇嘛与国师章嘉呼图克图之间也拥有互为师徒的关系。根据相关记载,历辈达赖喇嘛与章嘉呼图克图之间的师徒关系始于五世达赖喇嘛认证一世章嘉为其上师帕邦喀巴·班觉伦珠的转世。此后,彼此曾持续在对方灵童之寻访、认证、坐床、授戒、学经、选任摄政……等重要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直到清末,六世章嘉呼图克图圆寂后,嵩祝寺僧人还远道赴藏请示灵童转世事宜。两位大师关系之密切,及其对藏传佛教世界政教事务的影响,并不亚于达赖与班禅。

章嘉呼图克图研究现状评析

历史上,藏传佛教对蒙古地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中,章嘉呼图克图作为“世掌蒙古”的宗教人物,对蒙古地区影响较深。关于章嘉呼图克图的研究,目前相关著作和研究论文数量偏少,仍存在研究写作空间。研究章嘉呼图克图,是基于对历史走向的继续探研,具有历史延续性。同时,也对服务现实和解决问题能有所启示。

清代五台山汉藏混合样式寺院的成立——以镇海寺为例

通过历史资料,解读明清代五台山镇海寺中章嘉呼图克图灵塔的建立。揭示了一座汉藏混合样式寺院的形成过程。通过清代乾隆年间镇海寺的发展,揭示五台山地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相互融合以及相互影响的实态。并认为这样的局面是由宗教的权威与世俗的权力相互作用推动形成的。镇海寺中一组塔院的成立真实地反映了清帝国的宗教政策和皇帝的意志。保留寺院中主要汉传佛教建筑物,在别院中建立藏传佛教灵塔形成塔院是汉藏混合样式寺院的新形式。

三世热振呼图克图若干史实补缀--以敦煌研究院藏下密院铜釜铭文为中心

敦煌研究院藏拉萨下密院铜釜(即僧斋锅)内外皆阳刻藏文铭文,对研究西藏热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重新释读铜釜铭文,判定铭文所涉及的“热振呼图克图”身份及铜釜铸造年代,校正文献中有关“三世热振呼图克图”生平事迹的若干误载,并对前贤研究中的若干疑论加以考订和补述。

诺颜呼图克图案件考述

乾隆五十九年,喀尔喀地方大喇嘛诺颜呼图克图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属喇嘛鼎金发生争执,并将其杀死。此案发生于乾隆帝推行金瓶掣签之初,为了借助诺颜呼图克图杀人事件以达到其整饬藏传佛教流弊,确保金瓶掣签制度在蒙藏地区得到执行的政治目的,乾隆帝以自己的专制权力干预地方官员的司法裁决。此案中,乾隆帝的判决依据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考量而非法律。乾隆帝剥夺了诺颜呼图克图转世之权,这是继沙玛尔巴呼图克图被剥夺活佛转世之权之后的第二起藏传佛教高僧被剥夺转世之权的例子。通过此案,乾隆帝再次向藏传佛教上层、蒙古王公贵族传达了自己整饬藏传佛教的决心。

关帝“护法神”形象在藏传佛教中的建构与显化——以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的著述为中心

关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关公信仰则是儒释道合流的重要体现,围绕其展开的文化、宗教实践和影响深入到汉、藏、满、蒙古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大区域。这一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则是推动这一信仰得到文本支持并被规范化的关键人物。其中,三世土观呼图克图的著作明显表现出树立传承自龙树师徒之正统的意愿,结合相关人物传记中与外道持续交锋的记载,其对关公信仰修供文本的进一步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宣扬教法正统性的辅助措施;而这也是藏传佛教中国化在历史上的一个代表性体现。对于“关公/关帝”这一重要而复杂的文化母题,研究并理解其形象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中的显化与内涵,以及这种建构所扎根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是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期过程和灿烂成果的有力切入点,也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与七世章嘉的关系研究——以“章嘉案”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七世章嘉想借助国民党政府明确其在内蒙古喇嘛教的领袖地位,国民党政府的宗教政策则主张宗教不能干预政治,并且要消除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和对社会的控制,双方政治目标的巨大落差,为彼此的冲突埋下伏笔。七世章嘉自认为地位与达赖、班禅相埒,而蒙藏委员会认为七世章嘉是其属员,这种定位上的错位,最终导致双方在"蒙古会议"代表资格和名额问题上发生冲突。蒙藏委员会利用"章嘉案",建议对七世章嘉进行严厉处罚,最终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对七世章嘉予以回护。"章嘉案"的发生和处理,使得七世章嘉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得到重新规范。从中也反映出国民政府对喇嘛教,特别是对内蒙古喇嘛教的态度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