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与知识产权法院现代化建设——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实践与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院近十年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专门法院建设的相关部署要求,坚持专业立院,不断推进审判机制改革,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审判能力,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深化对外交流,在知识产权法院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实践与探索。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审判应当进一步转变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更加注重保护规则的国际化,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以更加优质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赋能,为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国知识产权法院设置问题论证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大量的知识产权民事一审和二审案件,近年来以著作权和商标案件尤为突出。在北京设置统一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为必要且可行,它应属高级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来自专利复审委员会等涉及专利等工业产权确权的行政诉讼案件以及全国范围内的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二审案件,而商标和著作权等非技术类的知识产权案件仍应由现有的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庭负责审理。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对现有知识产权司法体系及司法秩序造成的侵扰程度最低,可有助于我国以较小的制度成本达到建设统一的知识产权法院之目标。近期付诸实施的知识产权法院设置方案并非优选。

论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规划设计

知识产权审判面临事实查明难度大,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领域之间缺乏沟通,确权纠纷解决程序设计不合理等现实问题。世界范围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改革业已形成较为一致的趋势和做法,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规划设计应当合理借鉴比较法经验,秉持战略思维、国情思维、改革思维和治理思维,按照四级两审、交错并行的纵向架构,均衡分布、两区分离的横向布局,在案件管辖上实行民事、刑事和行政纠纷的三审合一与技术类纠纷的集中管辖,通过准确的程序定位与有效的程序衔接提高确权争议解决的效率,以多元设计的程序规则和增设序列的队伍配备保障知识产权法院的有效运行。

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就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日本总结其原因后提出了"信息创新时代,知识产权立国"的建设方针。知识产权施法改革也是日本知识产权立国的重要内容。2005年4月1日日本成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上诉案件,优化司法复审资源配置,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高等法院,它属于东京高等法院;但是它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有自己的法院院长,有独立的法官和独立的专门委员。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置有其自己特色,如专门委员制度、大合议制度,管辖分为技术型案件和非技术型案件。结合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特点和我国知识产权法院发展的情况来看,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模式对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及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研究

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设立是日本"知识产权立国"政策最大的亮点,其主要目的是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二审的专门法院,并设立了大合议、法院调查员和专门委员制度。由于特许厅在专利的数量控制上占优势,故特许厅的审判前置在确保专门性这一点上仍具有独立的价值。另一方面,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为实现多元集中化进行了各种尝试,然而该尝试时常受到大合议的干扰,因此需要避免大合议过早干预,同时须处理好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与最高法院的关系,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

论技术调查官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针对因技术调查官角色定位不明确带来的"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困境,通过微观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上的制度变迁观点,运用比较分析法对比了域外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知识产权审判技术事实认定中辅助角色定位的优劣,并结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运行数据,同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述中国技术调查官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角色定位。技术调查官应定位于法官的"技术助手",在各项具体职责中恪守"有限参与"原则,止于技术事实认定边界。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视阈下知识产权法院的实践与完善

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是司法改革推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参与知识产权国际治理的现实需要。包括知识产权法院在内的知识产权司法体系实践成果丰硕,案件集中管辖为确保国家知识产权政策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专门化审判改革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提供了必要条件,裁判规则输出和专门职能发挥为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并培养了一批专业化职业化的知识产权司法人才队伍。但同时,知识产权法院建设还面临资源保障不足、专门程序缺乏、管理体制不合理、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改革造成的结果,而是改革不充分不到位的表现,应通过进一步改革破局,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为目标,坚持知识产权保护司法主导理念,健全专门审判体系,探索专门诉讼制度,创立专门管理机制,加强源头治理,提升司法能力,发挥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的职能作用。

科技创新体系中知识产权司法的守正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事业取得丰硕成果,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司法改革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质效、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服务和保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使命,要求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这对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科技创新体系中知识产权司法事业要实现长足发展,必须走守正创新之路,在坚持党对知识产权司法事业的全面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前提下,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系统观念,强化国际视野,从真正制约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建设的体制机制性问题着眼,用改革创新精神破局开路,推动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特色机制及对我国的借鉴

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以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做法是当今国际主流,然而我国自拥有知识产权制度以来,便始终处于面向"三审合一"模式的缓慢衍进之中。我国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体系随着《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的施行虽有渐成之势,但是仍未能触及设立全国性知识产权法院的问题。鉴于中美两国知识产权环境的相似性以及密切的贸易关系,我国在知识产权法院的创设问题上可以借鉴"美国模式"的经验。了解围绕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而建立的美国诉讼体系,对解决我国所面临的"司法与行政双轨制""循环诉讼"以及知识产权法官选任等问题具有相当价值。

韩国专利法院

韩国专利法院是在亚洲成立较早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其目的是确保发明专利法、实用新型专利法、外观设计专利法和商标法解释的统一性和可预测性,忠实地执行其任务。而技术审理官制度的成功运作,也确保了法官对技术案件审理的专业性。专利法院过去虽具有高级法院的地位,但只管辖专利和商标的授权确权上诉案件,不管辖专利权和商标权侵权案件;因此,其无法一次性解决专利纠纷,并导致了没有效率的诉讼、判决矛盾或相互抵触等许多问题。现在韩国政府不断地促进专利法院的改革,其中有个重要的进步,就是专利法院从2016年1月1日正式开始管辖专利权和商标权的侵权二审案件,此举值得中国关注。

我国知识产权法院运行中的若干问题

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无论在我国司法保护史上还是在法院史上都是一件大事,是我国深化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以后,需要合理划分知识产权法院和普通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从实际出发处理好三年过渡期内客观存在的相关问题。

超越“飞跃”: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的变革与完善

建立并完善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是我国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揭牌成立,标志着这项改革进入到实质推进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飞跃上诉制度。但由于飞跃上诉审级的特殊变化,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人案矛盾突出、当事人上诉成本提高等问题逐渐显现。深化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改革,应设立高院层级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统一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厘清四级法院的职能定位,并在全国范围设立5—8个巡回法庭,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同时,应注重以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建设为引领,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专门化改革,完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探索专利无效抗辩制度,健全统一法律适用的保障体系,推动形成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