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补税与IPO抑价——影响机制、外部监督及异质效应

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作为上市公司融资的重要渠道,是连接公司和投资者的重要纽带,也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本文基于中国语境下揭示IPO补税对IPO抑价的影响机制与效应。以2010—2018年的沪深A股IPO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发现,IPO补税对IPO抑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在主板市场或承销商声誉低时,IPO补税对IPO抑价的正向作用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得出,IPO公司补税释放良好的业绩预期信号,提升企业价值,导致更高的IPO抑价,同时IPO公司补税不利于商业信用,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IPO上市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导致更高的IPO抑价。研究结论对提高IPO信息披露与定价机制、加速推进证券市场化进程和法治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上市会影响公司的税收筹划行为吗?

上市成本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现有文献更多关注的是上市的直接成本,而较少关注间接成本。企业所得税是公司重要的成本支出,并且会受到税收筹划激进程度的影响,那么上市是否会影响公司的税收筹划激进程度进而影响到税收成本呢?基于上市前后实际税率的差异,本文考察上市对公司税收筹划激进程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哪些因素影响上市后税收筹划行为的变化。研究发现:公司上市以后税收筹划行为明显减少;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上市后税收筹划行为减少得更为明显;债务水平越高,公司上市后税收筹划行为减少得越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税收筹划领域的学术文献,而且也获得了公司上市后所得税成本变化的经验证据。

风险投资参与是否影响企业纳税筹划的积极性?——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1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有风险投资机构持股的上市企业IPO当年及之后两年的数据为样本,对风险投资参与和公司纳税筹划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参与以及风险投资机构持股比例高的企业,纳税筹划积极性更高,说明我国资本市场上风险投资具有的"有效监督说"假设并不成立;将风险投资机构成立时间、管理资本、已投资企业数、已完成IPO个数和IPO金额刻画为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基础上后发现,风险投资机构声誉对抑制被投资上市公司税收筹划具有积极作用。

IPO补税影响IPO抑价吗?——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

本文以1198家中国IPO公司为样本,首次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探索了IPO补税对IPO抑价的影响及其理论解释。研究发现:(1)IPO补税对IPO抑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IPO补税公司比非补税公司的IPO抑价要高7.8%,这相当于平均少融资超过2000万元。(2)基于信号理论、"赢家诅咒"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这三类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检验表明,只有委托代理理论有助于部分解释IPO补税与IPO抑价的正相关关系——IPO补税公司抑价更高可能源于公司管理层对承销商具有更弱的监督动机,而非公司对承销商缺乏有效的报酬激励。进一步研究还发现,IPO补税对IPO抑价的正向影响在承销商声誉较低时以及信息更不透明(如中小板和创业板、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环境中表现更为突出。

中国上市公司IPO过程中补税行为实证研究

税务规范及税收成本是拟上市公司IPO进程中的棘手问题。根据2008年在中小板首次发行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首发前一年用于支付税费的现金支出大幅度增加,补税行为明显,且首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空间越充足、经营活动现金流越充裕,则补税行为越明显;而税收征收方式与审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补税行为的发生。因此,证监会应加强对上市公司税收信息披露的严格审查;中小企业应增强依法纳税意识,规范税务风险管理;地方政府及税务机关开展监管时应增强独立性。

IPO补税:特征、动因与经济后果

本文以2002-2014年在中国沪深A股进行IPO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较为系统地考察了IPO公司补税的特征、动因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近60%的IPO公司在上市前3年存在补税行为,平均补税额约3400万元,补税主要发生在IPO前1-2年。IPO补税的主要动因并非会计处理不当或补缴因现金流紧张引起的欠税,而是盈余管理调节利润所致。IPO补税公司上市后经营业绩和市场表现均更佳,说明导致IPO补税的盈余管理行为更有可能源于业绩释放而非业绩操纵。研究还发现,IPO补税公司上市后财务政策更稳健,成长性更高;这些公司"知错即改",上市后避税水平更低;机构投资者能够识别补税公司质量。总体而言,中国公司IPO补税较为普遍,但其实质更有可能是"好"公司释放业绩的信号传递和纠错行为,而不是"坏"公司操纵业绩实现上市的税收代价。

谁更能识别企业创新:政府还是市场?——基于A股IPO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1997—2016年A股IPO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以发明专利为主的实质性创新和以非发明专利为主的策略性创新的经济后果,以及政府和市场对两种创新的识别能力。研究发现:(1)专利能够为IPO公司带来更多的税收优惠,但是政府无法识别不同专利类型之间的价值差异。(2)市场认可IPO公司拥有的专利数量,可以有效识别不同类型专利之间的价值差异;发明专利越多的公司,IPO后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越高,而其他类型专利对公司的IPO市场表现没有贡献。结果表明,在识别专利价值和激励上市公司专利产出上,市场优于政府。

企业上市与税收规避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回归研究方法,利用2002-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IPO企业为样本,研究IPO企业的避税问题。结果发现:相比IPO前,企业IPO后避税程度显著降低,且主要表现在非国有企业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中。保荐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IPO前的避税行为,甚至使IPO前后的避税差异出现逆转。从避税路径看,IPO企业会动态调整避税策略,即在IPO前主要采用账税差异避税,在IPO后更多采用账税一致避税。从经济后果看,企业IPO前的避税行为有助于上市后获得较好的短期股票市场表现,但部分证据表明IPO前的避税行为会对企业长期会计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企业上市后业绩下滑。本文为理解企业IPO过程中的避税行为提供新视角,也为深化IPO监管和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提供政策启示。

我国企业境外上市的税收策略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一直颇受资本市场关注,而企业境外上市由于涉及不同国家,操作过程更加复杂。虽然企业境外上市的相关研究很多,但是有关企业境外上市税收策略的研究却很少。事实上,企业境外上市过程中不论是跨境重组还是境外减持都涉及税收问题,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本文从企业境外上市的流程角度,在梳理我国并购重组税收政策的基础上分析企业境外上市的税收策略。

股票发行上市与税务筹划激进度——基于中国银行业的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银行业的数据,考察了股票公开发行上市对银行税务筹划行为的影响。公开发行上市改变了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使得公司管理层需要重新权衡税务筹划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影响公司的税务筹划激进程度。本文基于中国2001-2018年银行业数据研究发现:银行上市后税务筹划激进程度显著提高;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公开上市对税务筹划的影响在大型内资银行和加杠杆周期中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银行上市后更高的税务筹划程度是由于管理层专注于改善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缓解盈利压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