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机制与路径

论文通过静态职业选择模型对农户创业选择进行推演分析,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数字金融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不同类型农户创业行为均具有促进作用,数字金融能通过提升农户经营能力、缓解农户融资约束等路径支持农户创业;在农户创业水平层面,数字金融能显著提高农户创业收入、扩大农户创业规模。最后提出了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农户创业数字金融服务、政策引导数字金融向脱贫地区倾斜、帮助农户增收致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等对策建议。

融资约束、国际质量标准与企业创新——基于世界银行跨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标准与创新的关系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但鲜有学者将标准与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三者相联系,从而忽视了标准对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调节作用。通过构建企业融资约束、国际质量标准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计量模型,并采用IV-Probit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采用国际质量标准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的存在显著地抑制了企业创新,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概率就越低。但是国际质量标准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采用国际质量标准的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概率也会更高。进一步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作用会受到国际质量标准的影响,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采用国际质量标准的企业比未采用国际质量标准的企业从事创新的概率更高。因此,在推动我国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质量标准,鼓励企业广泛采用成熟先进的国际质量标准,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经验积累和融资保障。

技术外溢与企业创新——来自企业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

熊彼特奠定了企业创新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虽然学者之后对此框架进行了扩展,但这些扩展忽略了技术外溢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技术外溢分为水平型技术外溢和垂直型技术外溢。实证分析发现,垂直型技术外溢促进企业创新,但水平型技术外溢不影响企业创新。

互联网使用与信贷排斥的缓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

现阶段中国居民的信贷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信贷排斥现象普遍存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及2018年的数据,利用Probit模型估计,可以发现:提高互联网使用强度,能显著缓解居民信贷排斥,人力资本效应、收入效应和健康效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城镇、高收入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三类群体,使用互联网能够更有效地缓解其信贷约束,显著降低信贷排斥的概率。今后宜从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增加乡村教育投入、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入手,提供更多信贷可能,增加居民在信贷市场上的优势。

农村妇女贷款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识别研究——基于福建省的问卷数据

农村妇女贷款行为是其自身的一种自我选择。政府从外部增加对农村妇女的信贷资金供给时,须从需求侧视角对农村妇女的信贷需求状况进行研究,才能实现农村妇女信贷扶持政策的根本目标。鉴于此,本文基于福建省农村妇女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IV-Probit模型分析方法,识别农村妇女贷款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是否担任村官、是否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行为态度强度、正规金融贷款经历、主观规范强度、社会资本强度和家庭资产充裕度对农村妇女贷款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对农村妇女贷款意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西北地区农户调查数据

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劳动力大规模转移造成大量老年人留守农村缺乏照顾。留守老人的健康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利用2013年陕西和甘肃两省农村劳动力转移项目的调查数据,建立Probit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排除内生性偏差,估计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对留守老人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转移带来的非农收入会在一定程度弥补劳动力流失对留守老人健康的负面影响,但在现有的非农收入水平下难以完全弥补。当老年人健康状况恶化时,资金的健康边际效应提高,促使劳动力外出务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凸显和老龄化社会进程加速,未来我国留守老人健康问题将进一步恶化。最后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村妇女贷款需求满足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把握农村妇女贷款需求满足程度的关键决定因素,是优化和创新农村妇女贷款扶持政策的前提条件。论文基于福建省农村妇女的问卷数据,利用IV-Probit模型探讨社会资本强度的内生性问题,识别农村妇女贷款需求满足程度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是否参与农业产业化组织、个人年收入、是否拥有技能、家庭劳动力数量、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行为态度强度、家庭资产充裕度对农村妇女贷款申请获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与最近金融机构的距离对农村妇女贷款申请获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政策启示为:加大扶持"涉农企业+农户"的贷款担保模式;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体系,贷款扶持与创业就业能力培训相结合。

主观幸福感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

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居民幸福感却表现出了非同步性的变化轨迹,大量文献对其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但是,幸福感逆向效应的研究常常被忽视。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城市年意外日照时长作为工具变量,本文评估了幸福感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并初步检验了可能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对居民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幸福感的提升能够增加居民参与环境行为的概率。由此带来的环境关心水平的提高被看作是幸福感影响居民环境行为的主要机制。此外,收入水平的增加还能促进居民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部分环境行为的发生。因此,以改善民生和提高居民幸福感为目的的经济转型,可以看作是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补充医疗保险分散大病风险的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证分析

随着全民医保体系的逐步建立,在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通过补充医疗保险对高额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成为未来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基于对成都市的37家医院患者的3年调查数据(2010-2012年),我们分析了成都市补充医疗保险这一较新的政策对对分散大病风险所发挥的作用。采用两阶段Ordered Probit和Probit模型,我们发现,购买补充医疗保险使患者家庭成为医疗负担非常严重的家庭的可能性减低了约5.7%,使医疗负担比较严重的可能性降低了约11.4%,使家庭因病负债的可能性降低了约36.7%。这些发现显示,成都市近几年推行的补充医疗保险在完善该市医疗保障制度和降低患者医疗负担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候鸟式”流动亦或“永久”迁移?--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与人口流迁选择

本文基于近年来中国部分流动人口“流而不迁”的典型事实,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城市特征的匹配数据,构建公共服务可及性综合指数,使用IV-probit和PSM方法,探索迁入地的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降低了“流而不迁”的暂时性迁居概率,且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自选择问题后仍然稳健;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人口迁移效应”因地区差异、城市级别、户口类型、家庭规模而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因流动性质、个体特征而存在显著的个体异质性。进一步研究显示,主观社会融入感在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人口迁移效应”中发挥中介机制作用,公共服务可及性对主观社会融入感具有正向影响,提升了流动个体的永久迁移意愿。基于流动人口福利改进的伦理目标,本文认为:公共部门应兼顾公共服务的地区均等化和类别均等化;注重流动人口多维度、综合性的公共服务可及性水平提升;优化公共信息的传播路径并拓展流动个体对公共服务的表达渠道和参与范围,从而实现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

房价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分析

利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相匹配的城市宏观数据,系统探究房价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采用IV-Probit克服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1)房价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且呈倒“U”型,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表明结果是稳健的;(2)低房价有利于农民工安居乐业,对其留城意愿有正向影响;而房价增加到一定程度后,高房价则会增加农民工生活负担,并推高企业生产成本,减少就业机会,从而使得农民工留城意愿下降;(3)房价对不同技能、收入、流动范围和年龄代际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还存在异质性特征。

农户劳动力迁移程度对林地流转的影响分析

基于江西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项目2011—2016年的连续监测数据,考虑非农就业的内生性,采用IV-Probit模型及其估计方法,分析集体林区农户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对林地流转的影响。结果显示:集体林区农户劳动力迁移程度对林地转入有抑制作用,但对林地转出具有促进作用,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在如何推动农村劳动力实现长期、有效、稳定的非农就业转移这一问题上做出相关努力,以促进农户间的林地流转,最终实现林业规模经营的目的。

家庭住房租购选择之谜——基于主客观社会地位的视角

基于2012年和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家庭微观面板数据,运用Probit、IV Probit模型研究主客观社会地位对家庭住房租购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家庭主观社会地位主要受家庭资产状况的影响,而不是受户主客观社会地位的影响,二者并不总是表现出一致性。(2)当前的和预期的主观社会地位显著正向影响家庭的住房租购选择,主要表现在中西部家庭、农业户口家庭和一套房家庭中。当前主观社会地位每增加一个等级,家庭的住房自有率提高0.5%;而预期的主观社会地位每增加一个等级,家庭的住房自有率提高0.3%。(3)客观社会地位中教育、职业、家庭永久性收入对家庭住房租购选择的影响不一致。

环境教育对农户湿地生态补偿接受意愿的影响效应分析——来自鄱阳湖区的证据

以鄱阳湖区为例,通过实验方法,实证分析环境教育对农户湿地生态补偿接受意愿(WTA)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环境教育能有效降低农户湿地生态补偿接受意愿水平。通过控制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变量,并运用IV-Probit解决内生性变量问题后,研究结果表明:接受环境教育的农户以及湿地功能认知程度越高、先前湿地生态补偿接受水平越高和已婚农户,其WTA减少的可能性越大;湿地保护态度越强、家庭总人数越多、耕地面积越大、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其WTA减少的可能性越小。

留守会导致亲子关系疏离吗?--来自CEPS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调查数据,本文采用IV-ordered Probit模型探讨了留守对农村儿童与父母之间亲子关系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相对于非留守儿童而言,留守儿童认为与父亲、母亲关系"很亲近"的概率分别低11.7%、16.0%;第二,母外留守导致儿童与父亲、母亲关系"很亲近"的概率低26.7%、40.6%;第三,双外留守对儿童与父母双方的关系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留守儿童与父亲、母亲关系"很亲近"的概率分别降低了14.7%、15.8%。笔者认为应进一步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本文对揭示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完善青少年人格个性的培养具有直接意义,也对进一步促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策略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间接意义。

边境安全对边境农村边民迁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怒江州片马村入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认识村域尺度上边境安全满意度与边民迁居意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边境多民族共生区126份入户调查数据,采用两阶段IV Probit估计方法,分析了边境农村边民迁居意愿与边境安全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边境安全满意度能显著地降低边民的迁居意愿,且降低力度为23%;(2)边境安全满意度具有内生性。用边境毒品疾病等的控制度作为工具变量,得到边境安全满意度对边民迁居意愿的降低力度提高到75%。

农户兼业化、土地细碎化与农机社会化服务——以江西省为例

随着农户兼业化发展,务农劳动力流失效应日趋严重,农机社会化服务急需加强。但我国户均承包的小规模经营方式以及土地肥瘦搭配的细碎化问题又阻滞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其间矛盾亟待解决。基于理性小农理论,利用江西省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兼业化与土地细碎化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探讨其作用机制,并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农户兼业化与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用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已成为大多数农户的选择,82.41%的农户在其农业生产任一环节使用了农机社会化服务,农户在收割和整地两大生产环节的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用比例分别为84.01%和59.53%。矫正内生性后,农户兼业化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采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土地细碎化负向调节农户兼业化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用的积极影响。同时,农机社会化服务满意度、户主年龄、受教育情况、健康状况、家里到县城距离对农户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有显著的影响。据此,提出应抓住高标准农田建设机遇,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加强农机社会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农机社会化服务供需协调;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企业出口参与决定的制度因素分析——来自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新新贸易理论视角切入,综合考虑多维度的政府治理水平及企业异质性特征对企业出口决定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2002~2006年期间对世界152个国家所做的投资环境调查数据,选取了71个我国企业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国家中共计57761家企业,运用IV-probit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1)政府言论自由与政府责任,政府监管质量指标对企业的出口决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其与4个企业异质性指标的互动对于企业的出口决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政府反腐力度指标本身对企业的出口决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与企业异质性指标的互动却对企业选择出口有负向作用,反映了政府反腐力度的提升有利于廉洁行政,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降低企业国内交易成本,使得企业更倾向于国内市场;(3)政府效能与法治水平本身而言对企业的出口决定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考虑到企业异质性,其对于企业出口决定的影响因不同企业的个体差别而有显著差异。

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违约影响的机制分析

本文采用2013年苏鲁两省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角度出发,采用具有异质性的基于工具变量的Probit模型,考察和比较正式和非正式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违约的影响及其差异,并基于还贷意愿和还贷能力角度对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有效解决了以往研究忽略的由于内生性问题和多笔贷款异质性问题引致的估计偏误。研究发现,正式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违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非正式社会资本具有显著激励作用。进一步来看,正式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在于同时提高了农户的还贷能力和还贷意愿,最终降低信贷违约可能性;非正式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在于虽然提高了农户的还贷能力,但却降低了还贷意愿,最终提高了信贷违约可能性。

经济增长是否促进官员晋升?——基于广东省地级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广东省21个地级市(1988-2012)的市委书记、市长个人信息和城市经济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的关系。研究发现,整体上,经济增长促进了官员晋升,但不同职位、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增长对晋升的效应有所差异。市委书记的晋升主要受年龄、性别、政治关系影响;但市长的晋升显著受到经济绩效的影响。经济绩效对发达地区官员晋升至关重要,但对欠发达地区官员晋升的影响并不显著。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前,经济业绩显著影响官员晋升,但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推进,官员晋升的经济锦标赛正逐渐淡出官员治理体制。本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了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的内生性问题,结果仍然支持"增长促进晋升"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