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史学与科举评价——以《科举史》为中心

作为日本科举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宫崎市定通过确立东方"朴素主义民族"与西方"文明主义社会"对抗转换的观念,强调要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国家"来加以认识,认为科举制度的崩溃是中国文明走向衰败的一大标志。与此同时,宫崎市定亦站在建构"世界文明史"的立场,批判西方历史哲学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指出要以科举研究为突破口来研究世界文明大势下的中国社会。宫崎市定的科举评价尽管强调要还原到中国自身的立场,且必须公正地评价科举制度,但是亦潜藏了以中国为工具来论述现代日本的合理性的根本意图。

魏晋仕途与门第——宫崎市定贵族乡品论探究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以独具特色的六朝贵族制论享誉国际汉学界,乡品论乃其核心环节。乡品原本是魏晋中正为士人划定的资格等级,门阀社会固化后变为昭示家世门第的标志,并对仕途人生起到制约作用,进而成为维护贵族流品秩序的体制保障。宫崎全面系统地梳理乡品与仕进层级的比例对应关系,提出乡品比起家官品高四等的著名论断,迄今仍为学界津津乐道。他又指出乡品的授予遵循汉代任子精神,以实现父辈资源的等位传递和既有身份体系的再复制,从而揭示贵族制世袭性的本质特征。他还格外强调乡品对仕进前景的预期功能,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宫崎市定中国史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论”

本文梳理宫崎市定著述活动早期提出的“素朴民族”和“文明社会”二元对立框架的基本内容和逻辑思路,用实证的方法证明该学说渊源自伊斯兰历史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论著,并将此说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阐明该学说在学术外衣下隐藏着合理化侵略战争的思想实质。

宫崎市定“去寇化”倭寇观及其反历史倾向

“东洋史学”的代表人物宫崎市定从日本国家主义立场出发,试图从根本上为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倭寇”张目和“正名”,从而对倭寇之“寇”的属性进行了一系列“去寇化”的界定与论述。他歪曲明朝与日本之间朝贡贸易的本质,以“和平贸易”来定义倭寇的武装走私甚至劫掠行为,并将倭寇在明朝国土上的杀掠以及与明政府的对抗,说成是为了明朝贸易伙伴的“侠义之举”,又援引亲日明人郑舜功《日本一鉴》中对日本与倭寇的相关记述,论证了倭寇的“良善”,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宫崎市定这一“去寇化”的倭寇观,是基于国家主义立场而对历史的背离,是一种反历史的表现,它不仅影响到了后来的历史学家,更影响到了日本普通民众的倭寇认识乃至他们对中日关系的理解。

宫崎市定的学术谱系研究

宫崎市定是日本东洋史学界继内藤湖南、桑原隲藏等之后的代表性学者,考察其学术的形成及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一考察,不仅需要关注来自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史学研究群体各自不同的刺激和影响,更需要站在较为宽阔的比较文化和思想史的立场,注意辨析和认知宫崎市定的史学研究所受到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而把握以宫崎市定的学术研究为代表的日本东洋史学所具有的共通性特征。

从《中国史通论》《宫崎市定中国史》看京都学派中国中世史研究的“新陈代谢”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方法和唐宋变革论是京都学派(“内藤学派”)重要的理论支柱。宫崎市定发展了内藤湖南中国中世史研究的理论:历史分期方面,以内藤湖南的三分法为基础,提出四分法;政治史方面,补充说明选官制度的演变及对贵族门阀形成的作用;经济史方面,探究庄园制度的性质和赋税制度的演变。

“宋朝近世论”与中国历史的逻辑把握

宫崎市定"宋朝近世论"是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理论,部分学者以其为基础探讨宋代的问题。与此同时,思想史学者批判这一理论是欧洲近代化言说的亚洲版。那么,该理论与欧洲近代之间究竟有何关联?本文从宫崎的时代区分论入手,探讨其理论框架的特点以及"宋朝近世论"提出的意义为何。迄今为止的历史理论,都是预设一个"他者",然后将其相对化,借此强调自身言说的正当性,但这种思路正是欧洲中心观的反映。宫崎的中国史论基于世界史的立场,重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与其他地域的文化交流,而诞生于宋代的中国近世文化就是这种文化交流的结晶。在这里没有相对化的"他者",有的是覆盖地域间文化距离的文化传播和相互影响。在这种重视地域平等和交流的史观之下,中国历史的逻辑把握也就有了新的可能。

清谈与猎官——对《九品官人法研究》的一个商榷

宫崎市定所著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可谓魏晋制度史研究著作中的经典之作,但他在这本书中对魏晋时代的清谈风气与选官制度的理解显然存在偏差。宫崎认为选官的乡品与官品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因此魏晋时代官员候选人会通过清谈来取得较高的乡品以期获得更高的起家官品。但宫崎的这一说法实际是存在问题的,他在证明其观点之时所用的卫玠的例子,也并不能支持这一结论。

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的世界史观

宫崎市定(1901—1995)是20世纪日本东洋史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但通观中日学界,对其学术的研究总体上仍显不足,且鲜有涉及其世界史观及成因的研究。本文集中考察宫崎市定的世界史观的构成及形成,并分析其世界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之关联。

宮崎市定东洋史观的形成——青壮年期的经历及其影响

宫崎市定(Miyazaki Ichisada,1901—1995)是战后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东洋史学者和京都东洋史学派的第二代核心人物。宫崎早年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隲藏和羽田亨等东洋史巨擘,这对他日后的史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拟通过爬梳宫崎壮年时期前的经历,明晰影响其史学思想形成的诸多因子,勾勒出其历史观形成的轨迹。

宫崎市定史学中的民族主义

宫崎市定是日本"京都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也是日本东洋史学研究领域内的权威学者,中日学界对其史学著述中的民族主义问题尚未有专门的论述,本文尝试在史学方法论的立场下,对宫崎市定史学中所展现的民族主义观念和立场,以"二战"前与"二战"后为界,分阶段论之。

宫崎市定“大运河”研究述论

大运河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东洋史学巨擘宫崎市定对大运河进行了深入研究:既斥责大运河的开凿者隋炀帝为“暴君”,又不否定其开凿大运河的历史功绩,并基于大运河在后世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径称中国宋至清末为“大运河时代”。同时,宫崎市定指出大运河作为世界道路交通的重要一环,具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带动沿岸城市繁荣、利于商品流通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运力有限、劳力耗费、破坏自然水系导致洪水泛滥等诸多弊端。宫崎市定对大运河的相关评说,对于现今把握运河交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三者的平衡,亦不乏一定的警示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