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留法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与城市书写——以徐仲年文艺作品为例

徐仲年作为中法文教交流合作下培养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既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经验,又受到法国文化启蒙精神的熏陶,形成了汇通中西的学思观。他是里昂中法大学第一批留法学生,在完成知识分子身份建构、实践社会责任的同时,留下了丰富的原创作品。不同于参与赴法勤工俭学的社会改革人才,徐仲年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其作品具备明显的写实主义、自叙传风格以及“双城”书写特点,其文本内容和交往行为体现出他追求社会启蒙和文艺自由的理念,以及他因对异国文化、道德、文艺的高敏感性而始终承受的情感和精神焦虑。徐仲年在法国完成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这期间他利用文艺创作和沙龙活动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法兰西文明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培养了他崇尚实干的精神。归国后他继续通过城市书写寄托情感,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一方面传播文艺和科技领域的新成果,另一方面批评现代城市文化的荒凉,反对新文艺的功利化。一·二八事变后,徐仲年以写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参与抗战文艺动员,以批判性视角记录了上海、重庆等地的城市生活与文化细节。抗战胜利后他投身于上海文化界重建中。徐仲年的城市书写体现出其对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强烈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中法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为观察民国留法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范例。

鼻咽癌放疗前、中、后SOD和MT的动态变化及其意义初探

背景与目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和羟自由基(OH·)在肿瘤放射治疗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dismutase,SOD)和金属硫蛋白(metallothionein,MT)是和OH·的主要清除酶。目前有关鼻咽癌(nasophary-ngealcarcinoma,NPC)与SOD和MT关系的研究报道极少。本研究旨在了解NPC放疗过程中患者血清SOD活性和肿瘤组织MT表达的动态变化及意义。方法:从2000年12月至2002年1月,分别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和免疫组化法检测46例NPC患者放疗前、中、后外周静脉血T-SOD活性及肿瘤组织MT表达的动态变化。取26例确诊未患癌症者作为正常检测对照。结果:32例患者完成了3次T-SOD动态检测,放疗前T-SOD活性为(83.9±19.6)UN/ml,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的(96.8±23.6)UN/ml(P<0.05)。放疗前、中、后血清T-SOD活性变化:早期(Ⅰ期)患者分别为(77.6±19.1)UN/ml、(87.1±18.6)UN/ml和(96.3±31.6)UN/ml(P>0.05);晚期(Ⅳ期)为(80.1±15.0)UN/ml、(78.0±35.4)UN/ml和(110.6±72.0)UN/ml(P>0.05);放疗近期疗效达CR患者为(79.8±18.2)UN/ml、(87.2±31.7)UN/ml和(94.8±36.3)UN/ml(P>0.05);PR为(98.5±18.6)UN/ml、(62.9±35.3)UN/ml和(79.2±27.3)UN/ml(P>0.05)。其中,27例NPC患者完成了3次MT检测,放疗前NPC组织MT表达率为(39.

2种安全剂减轻烟嘧磺隆残留对高粱药害的作用

以高粱晋糯3号为材料,采用室内生物测定方法,研究安全剂奈安和环丙磺酰胺减轻烟嘧磺隆残留对高粱的药害作用。结果表明,随着土壤中烟嘧磺隆浓度的增大,高粱的生长受到抑制,喷施环丙磺酰胺和奈安后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烟嘧磺隆对高粱生长的影响;当土壤中烟嘧磺隆有效成分残留量为4 g/hm^2时,环丙磺酰胺喷施量为8 mg/kg、奈安喷施量为10~15 g/kg时,药害症状缓解,解毒效果最好。

傅斯年的心理学探索及其贡献

傅斯年是被忽视的近代中国心理学人,他与心理学渊源极深,不仅是近代科学心理学思想的学习者、传播者,也是科学心理学思想的践行者。傅斯年学习心理学前后共12年,写有《心理分析导引》专著一部,最早翻译麦独孤的《群体心理学》,另有《性命古训辩证》等哲学著作和多篇文章阐述其心理学观点。傅斯年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包括心理学研究必然走向科学化,做出"科学化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基本判断,将"有群众无社会的无秩序取向""心中无主义的心气薄弱性""万恶之源的家庭教育"作为当时民众心理发展的三大障碍,并倡导民众确定一个健康的、即物穷理的、积极努力和纪律约束并存的人性观。傅斯年参与了"中研院"心理研究所、中山大学和台湾大学心理系的创建,与蔡元培、汪敬熙、唐钺、苏芗雨等心理学人关系密切,共同推动了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早期中国心理学学科建设,其一生中存在一条选择心理学,学习心理学,离开心理学又助推心理学和运用心理学的心灵探索之路。

傅斯年与郭沫若

郭沫若与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两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两者在现实政治中存在很多差异,但他们又在考古学、历史学上有诸多的共同点,如同样重视史料,同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几乎同时想到对殷墟进行发掘等等。此外,他们还彼此称赞对方的学术成就。党派立场、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历史观等方面的不同、甚至对立,并不妨碍在学术上互相交流、评点得失、取长补短,郭沫若和傅斯年这两位学术大师正是我们的表率。

同年关系与北宋“庆历同年党”事件

"庆历同年党"事件是宋仁宗庆历初的宰相吕夷简为排击政敌宋庠等人而精心策划的一起"莫须有"的朋党事件。吕夷简利用了宋庠等人密切的同年关系及仁宗对朋党行为的忌讳心理,将宋庠与几位同年的私交关系指为朋比结党,从而以同年结党的名义将他们逐出朝廷。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

傅斯年与钱穆,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实际上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实证求真学派、新儒家经世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三足鼎立的三大史学流派。因之,从傅、钱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看二者的学术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颇有代表意味的,给予吾人的启示意味深长。

捻军领导层初探

史学界对于捻军性质的认识历来存在两种观点 ,其分歧主要在于对捻军领导层的不同认识。本文利用大量未刊口碑调查资料 ,通过对捻军五旗重要首领家情及田产状况的具体分析 ,对捻军领导层做出重新估价。

进士同年关系与北宋景祐朋党事件

景祐朋党事件即是宋仁宗景祜年间,由宰相吕夷简与知开封府范仲淹之间的个人恩怨演变而成的两个士大夫集团间的政治纷争。在朋党事件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同年关系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范仲淹的支持者利用他们之间的同年、同僚关系联合起来反对吕夷简,才导致这场个人恩怨变为朋党行为,从而开启了北宋朋党政治之先河。

民国佛教的临终关怀团体研究

民国佛教的临终关怀团体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其成员组成和服务对象较为广泛,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于成员的分摊。这些团体的临终助念活动都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程序。为了保证临终关怀的效果,这些团体对其成员进行较为严格的管理,并对临终病人的家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对这些团体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了解民国佛教慈善公益事业的状况,另一方面也能为当代佛教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抗战后傅斯年与蒋介石关系研究(1945—1950)

蒋介石、傅斯年在抗战时期累积的良好关系在战后得以延续、加深。蒋、傅在"一二·一"惨案善后中有密切互动,但他们在处置方式上有明显分歧。傅采取一切办法促使学潮早日结束,令蒋满意。基于共同的反共立场,傅斯年希望蒋介石能实行真正的改革,以维系国民党政权并有效反共,为达此目的,傅坚持不加入政府,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对蒋犯颜直谏。国共战局逆转后,傅之反共立场益加坚定,傅之"反共"始终与"抗俄"紧密联系。因政治上的良好合作,傅、蒋私谊亦日渐加深。

苏轼与李廌师友关系论析

苏轼与李廌之父李?为同榜进士,李廌缘父执之谊与苏轼结交,遂得侧身门下,荐名于"苏门六学士"之列。李廌一生贫困潦倒,而苏轼特以故人之子相待,在生活、仕途、文学等各个方面给予他诸多帮助。苏轼善待李廌,而幼年丧父的李廌也以事父之礼敬事苏轼,奔走师门,于苏门诸学士为最勤。李廌除了与苏轼交往外,还与苏辙及苏轼诸子相交游。

唐宋进士同年会述略

同年会即指隋唐以来同榜及第者的聚会活动,包括朝廷在发榜后组织的由全体新及第者参加的庆祝活动及各种私人聚会。由于进士科乃科举时代最重要的科目,同年会主要指同榜进士间的聚会。同年会既是新科进士建立交往关系的开始,也是他们日后加强交往、增进友情的主要平台,因而是古代士流社会中一种十分重要的人际交往方式。

由《性命古训辨证》看傅斯年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处在"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时期的傅斯年,既继承传统学术中积极的一面,又汲取"西洋学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及其同时代人治学思想中优长之处,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与方法。《性命古训辨证》为傅氏代表作之一,"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是其特色,是其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经典表现。

“凡事在人”——论1949年前史语所夏商周考古“一家独大”局面的形成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的发掘（1928～1937年），奠定了其在1949年以前夏商周考古工作中“一家独大”的霸主地位。以往学者多将这种局面的形成归功于史语所经费充足、工作顺利，但其实不然。本文通过对史语所及其创立者傅斯年的分析，将这一局面的形成归功于傅斯年的个人魅力，正如傅斯年所说：“凡事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五四”时期傅斯年文论中的论述策略及文学革新观

"五四"时期,傅斯年在文论中有意采取面目模糊的文学定义,背后隐匿了其新文学观的论述策略,即借助歧义丛生的文学定义,获得"文学革新"的自身合法性,进而阐述文学革新观。傅斯年把现代文学变革放置在中华古典文学演变的大语境内,以历史的变革惯性来论证"文学一物,不容不变";没有割裂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而是利用古典文学内在变革的规律,规训和证明新文学的存在,得出文学的进化与革新是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要求这一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文学革新观的内在特质突显了文学的"时代精神",从而使文学与时代、社会建立紧密联系,未尝不是一种新的"文以载道"。

苏轼与曾巩兄弟交往关系考述——立足于进士同年关系的考察

苏轼与曾巩、曾布兄弟同年考中进士,有同榜之谊,在日后的仕宦生涯中,尽管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关系。苏轼与曾巩在文学上相互推奖,号为文友,而他与"小人"曾布的交往则与北宋后期盛行的"君子"、"小人"不两立的政风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对变法的苏轼与变法派领袖曾布及中立的曾巩能够摆脱政治立场的羁绊相交成友,他们的同年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以姻亲关系为纽带的吕夷简同僚集团探析

吕夷简是北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宰辅,其执政风格保守。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拉拢同僚,以姻亲关系为纽带,辅之以同年、僚友关系等,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姻亲同僚集团。然而,并不是所有姻亲都赞同吕夷简的为政风格,有的甚至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当小说遇到档案——关于郑念形象的文史互证

华人女作家郑念(Nien Cheng,1915-2009)的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她在“文革”期间所受的迫害及平反经历通过其自传体小说《上海生死劫》而广为人知。该小说的书写及传阅不仅使她成功跻身于海外华文文坛,成为伤痕文学、“文革”写作的代表作家,同时也塑造了其几无瑕疵的一代名媛形象。业已解密的英国外交档案则披露了数件与郑念相关的文件,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初郑念在上海生活及社交活动的几个片段:其一是所谓的“郑念情报系统”,英方对其真实身份的怀疑;其二是郑念提交给英方的一份“中国观察报告”,这与其作为一名外企总经理助理的身份不符。笔者以文史互证的方法将这几件外交档案与《上海生死劫》中的相关叙述加以对照,发现了一些令人疑窦丛生的情节,至少是对郑念现有形象的某种颠覆。

简评明代进士同年录

明代进士同年录产生于成化、弘治年间。通常为该科同年进士自行编刊。初刻后,往往还会重刻,甚至三刻以上,以纪实历。它作为古代的一种通讯工具,具有较强的社会功用,是封建社会推行和维护纲常名教的重要手段。与明代进士登科录一样,明代进士同年录也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原始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