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野生动物违法案件频发的治理困境及法治对策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力度不断加强,但野生动物违法案件并未显著减少,且呈现出新的违法犯罪形式、犯罪主体基层化、犯罪动机多样化等特点,在强化依法治国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背景下有必要探寻其原因并积极寻求相应法治化改善对策。针对中国当前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存在个别条文内容科学性和完整性有待强化、监督机制有待加强、协同监管机制有待构建等不足的现状,可考虑采取健全和丰富野生动物保护政策法规、健全监督机制、加强社会共治、优化构建协同监管机制等具体措施予以积极完善。

近年我国海关野生动物走私状况分析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海关总署官方网站公布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的数据,分析研究了近10余年中国野生动物走私的情况,主要包括不同年份走私案件数量变化、走私物种和用途、走私途径和地区等。研究发现,近10余年我国海关野生动物走私呈现出物种和用途多样化、走私地区相对集中及网络走私递增等特点。基于此,我们提出加大非法贸易查处力度、净化网络平台和交易环境、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及加强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研究等建议。

论破坏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

《野生动物保护法》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并规定了管理、保护制度。 1 997年《刑法》新增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从而完善了我国对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体系。本文就两个罪名的法律构成 ,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

对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入罪的思考

文章阐述了《解释》出台的背景和意义,对《解释》相关规定中"非法购买"的理解进行了法理上的解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司法认定作了一定分析,针对保障《解释》实施中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对驯养繁殖、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制品的监督管理、加大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的执法力度、破除饮食陋习,树立文明科学的饮食观等建议。

非法猎杀野生动物犯罪案件特征及防范对策分析

通过开放法律平台所下载的案例,应用自然语言处理等方法对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犯罪案件的中文文本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统计分析了这类案件的特征,包括被告人情况、非法侵害行为、案件发生的时间和地域、所侵害的野生动物等信息。在统计分析和关联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对策,包括根据侵害者的特点进行有重点的防范、对常见案发场所进行有重点的管理和保护、对常见被侵害动物进行有针对性保护、充分应用大数据进行案情研判和综合治理等。

非法偷猎、走私野生动物案件的现场勘查

近年来,面对国内非法偷猎、走私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增幅较大的现状,如何提高案件现场勘查水平是我国森林公安机关必须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由于野生动物案件现场勘查的对象不同,在证据固定的方法上有其特殊性,因此,需要制定必备的技术操作规范。通过对现场勘查、物证提取和保存等关键环节的研究,提出可作为重要参考依据的技术标准。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司法适用研究

完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刑法规制是野生动物保护的必然要求,司法机关往往通过扩大野生动物对象范围、降低入罪标准、加大刑罚适用力度等方式加大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刑法保护范围不明确、制裁措施不健全、主观明知认定难等问题。采用目的解释方法对构成要件要素、追诉标准等进行解读和适用,建立“救济+预防+惩罚”三元刑事制裁体系实现全方位保护野生动物的刑法规制。

野生动物非法狩猎治理机制的构建

由于错误的传统饮食观念的影响,许多人认为野生动物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甚至药用价值,这成为野生动物非法狩猎行为难以治理的原因。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野生动物非法狩猎案件进行统计分析,针对非法狩猎罪中“明知”对象的法律规定模糊、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范围窄以及社区矫正的规制机能难以发挥等问题,应当通过建立非法狩猎工具的协同治理机制、扩大速裁程序的案件覆盖范围以及针对非法狩猎者建立公益劳动制度以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四川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救助案例分析

通过对2011—2020年四川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救助过的野生动物种类、时间、地点、原因、结果等调查和分析,结果发现:①保护区救助的野生动物共计31科69种,155只,以鸟类数量最多,占总救助动物的70.97%;②近年来救助野生动物数量呈激增趋势,时间集中在春秋季,其中10月最多;③救助地点集中在县城及新棉镇内,占总数的47.10%,救助原因主要为受伤和受困,救助后最常用的处置方式为“就地放归”和“迁地放归”。因此,保护区需要加强人员队伍培训,关注重点时间和区域的野生动物救助,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建立完善的野生动物救助体系,进一步提高野生动物保护成效。

河北省野生动物资源非法利用状况分析及对策

野生动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对人类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2017—2021年河北省非法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判决书进行分析发现,近5年来河北省共发生非法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案件302件,涉及野生动物141种,其中鸟类99种,哺乳类26种,两栖类3种,爬行类12种,蛛类1种。象牙、麻雀、苍鹰是涉案主要对象。涉案人员学历普遍偏低,年龄集中在30~49岁,九成以上是男性。结合河北省非法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现状,建议河北省在贯彻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地方性规章制度;针对法律盲点和重点人群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线上线下监管;形成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

云南走私野生动物及制品犯罪裁判情况研究

通过分析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云南省相关裁判文书,对云南走私野生动物(制品)的情况进行基本的数据刻画,同时发现云南走私野生动物(制品)案件数据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制品)案件数据,两者存在关联关系,主要表现为前一罪名的案件被分流为后一罪名予以处理。案件分流的原因有:司法机关办理案件时证据采信上过度依赖直接证据、现场证据;在涉案野生动物(制品)数量、价值相同的情况下,《刑法》第341条的处刑较第151条重;出现牵连关系时按择一重罪处。

一起不按规定处置病死猪行政处罚案的分析

病死畜禽的随意处置,不仅会对食品安全造成安全隐患,而且威胁畜牧业健康发展,甚至引发疫病传播。本文通过对一起"不按规定处置病死猪"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分析此案所暴露出的问题,提示监管人员应从全面了解辖区内的养殖动态,严格执法程序,积极、迅速办理案件,"处罚、教育"相结合等方面提升执法能力,保证畜产品质量安全和畜牧业健康发展。

中国野生动物市场监管:现状、问题与优化对策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我们充分认识到,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不仅涉及生态保护,而且已经上升到了公共安全的战略高度。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野生动物监管体制的发展历程,并对目前的野生动物市场交易状况和政府监管体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面对复杂庞大的交易市场,我国在体制设计、法律制定和监管执法方面仍存在一系列问题。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从完善立法、理顺体制、强化执法和社会共治四个方面对如何破解野生动物市场监管难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法教义学分析——以深圳“鹦鹉案”为视角

深圳“鹦鹉案”作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涉及对《刑法》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真实含义的准确把握,也映射出当下我国刑事司法的理念和裁判逻辑。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目的性扩张解释应予禁止。基于规范保护目的及预防犯罪的政策需求,只有在是一代驯养繁殖,没有产生明显的基因、形态变异,且种群数量未明显增多并达到相当规模的情况下,才宜将驯养繁殖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以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二所列野生动物解释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出售驯养繁殖的涉案鹦鹉,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管理制度危害较小,不具有实质违法性,属于行政不法性质;应当在区分违法性认识错误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认识错误的基础上,准确判断是否影响故意的成立以及应否非难行为人。应尽快启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更新调整,及时修改完善相关司法解释。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司法适用实务研究

完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刑法规制是野生动物保护的必然要求,司法机关往往通过扩大野生动物对象范围、降低入罪标准、加大刑罚适用力度等方式强化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主观明知认定难、刑法保护范围不明确、制裁措施不健全等问题。采用目的解释方法对构成要件要素、追诉标准等进行解读和适用,建立“修复+惩罚+预防”三元刑事制裁体系实现全方位保护野生动物的刑法规制。

销售野生动物的刑法规制:缘起、现状与检视

野生动物体内通常携带大量传染性病毒,销售野生动物存在传染性病毒扩散和传播风险的安全隐患,严重损害公民个人的身体健康。但是,销售野生动物刑法规制却存在两类“相对空白区”:第一,行为对象“野生动物”作为刑法保护对象范围和食品认定标准和类型的相对空白。第二,销售行为在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序和妨害传染病管理秩序的评价存在相对空白。为化解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体制中突出的现实问题,刑法应当注重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源头治理。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刑法保护范围,确立独立的野生动物食品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有毒、有害食品的直接销售行为模式,并将野生动物的防疫、检疫秩序纳入传染病管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