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mPACT等式的人类活动环境影响分析——以甘肃省虚拟水消费为例

应用ImPACT等式,分析了甘肃省1990—2003年虚拟水消费中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1990—1995年,1996—2000年和2001—2003年甘肃省收入显著提高,而使用强度(单位GDP的农产品消费量)和效率(单位农产品消耗的虚拟水量)大幅度改善,对环境影响(虚拟水消费量)起到了调节作用.收入弹性分析表明,收入增加1%将引起人均农产品消费量增加0.13%,使用强度下降0.87%,而环境影响增加0.14%.2000年甘肃省城镇和农村虚拟水消费对比分析表明,农村的虚拟水强度(0.706 m3.元-1)显著高于城镇(0.051 m3.元-1),合理改善消费结构能降低虚拟水强度从而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应用ImPACT等式设置环境目标并检验其可行性,结果表明:在1990—2003年的基础上,使用强度降低1.5倍,效率提高1倍,能够保障经济的增长,并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28 a)实现虚拟水消费量减少到2003年的50%,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方案.

基于ImPACT等式的人类活动对草原环境的影响——以甘南州草原牧区为例

运用ImPACT等式,以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牧区为例,对人类活动草原环境压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85-2020年,经济每增长1%,会引起草原环境压力相应地发生15.79%的变化,其中人口（P）和人均GDP（A）的增长对草原环境压力产生正效应,而草原资源利用效率（T）的提高和畜产品使用强度（C）的降低有利于抑制环境压力的上升; 不同时期人类活动对草原环境的压力不同,且整体呈现出＂U＂型曲线,并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观点; 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项目的实施,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草原环境压力,但要切实实现草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然要动用当地另一重要资源即社会资源。利用ImPACTS等式测算得到,若考虑社会资源,则经济每增长1%,对草原环境的压力相应发生6.2%的变化,较不动用社会资源时下降了9.6%,社会资源的动用极大地减轻了草原环境压力。

IMPACTS框架下西北典型生态经济问题研究综述

与传统学科界限鲜明不同,生态经济学强调跨学科交叉研究,注重让问题来决定研究工具集,而不是由研究工具来决定合适的对象。由于生态经济问题涉及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研究对象属性多样、关系复杂,既有采用传统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学方法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等方法,也包括生活质量、生计途径、消费评估等社会学方法。因此,采取关注学科主要方法发展演化的思路,难以系统地总结生态经济研究进展。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无疑是生态经济研究的"天然典型实验场",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遵循从研究对象出发的思路,采用经典的ImPACTS等式框架,以更宽泛的视野和系统的思维框架综述了西北地区典型生态经济实证研究的思路,即:采用等级层次分析方法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某个或多个结构性成分及其关系,再用实际结果检验其正确性。综述重要进展包括:可持续性衡量从物质、能量和信息角度开展了水资源承载力、生态足迹、能值与上升性的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开展了条件估值和选择模型,以及环境经济账户、物质流等集成核算工作;人类福利状况评价开展了幸福及生活质量核算工作;开展了生态补偿全流程的实证研究工作;集成模拟模型开展了空间建模环境的构建及简单自然过程的模拟,以LUCC和生态补偿为例进行了较好的自然过程和人文因素相耦合的集成模拟研究;以社会适应性能力作为整体性指标研究了社会资源对水资源的适应作用,将社会资源解耦为文化类型、社会资本和制度三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开展研究的建议。

基于生态足迹的资源节约型发展初探——以杭州市为例

文章论述了生态足迹与资源节约型发展的关系。应用生态足迹理论和方法,深入分析了杭州市消费足迹、生态承载力以及生态赤字的动态变化趋势、资源消费结构和资源利用集约度,并与全球及中国不同发展阶段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总结出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结论:在现有资源利用模式下,经济越发展,资源消费需求越大,资源集约利用程度越高,要求对生态系统的补偿越多。实行资源节约型发展是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资源瓶颈制约的必然选择。文章最后针对杭州市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特征的发展趋势,以生态足迹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可持续评价的ImPACTS等式,提出了杭州市实行资源节约型发展的应对措施。

祁连山北麓牧区人地关系演变及脱钩效应

为揭示祁连山北麓牧区人地关系演变与脱钩效应,本试验构建了草原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脱钩分析的ImGCT模型和脱钩效应分解模型,以肃南县为例实证研究了草原牧区人地关系演变规律与阶段特征,揭示演变的驱动因素及作用效应。结果表明:1995—2019年25年期间,牧区人地关系仅1997—1998年和2014—2017年两个时段表现为脱钩状态,其余时段均未脱钩,体现出整体未脱钩局部脱钩的时序演变特征;人地关系是人口效应、经济效应、技术效应与资源强度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与经济增长对草原资源消耗与环境压力具有增量效应,平均效应分别为0.2653和4.7421,经济增长是最重要驱动因子;资源强度和技术以减量效应为主,多年平均效应分别为—3.0228和—0.9847,技术进步的减量作用较小,以畜牧业转型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资源利用强度的降低是实现脱钩的有效路径。

人为驱动力和环境压力影响模型应用研究进展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环境压力和经济发展之间呈倒U形关系,研究证实二者之间除了倒U形关系,还出现了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N形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能全面反映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的量化关系。IPAT等式表示环境压力的影响是人口、富裕度、技术的共同作用,而ImPACT等式表示环境压力的影响是人口、富裕度、使用强度和技术的乘积。IPAT等式和ImPACT等式表示环境压力的影响与人为驱动力间均成等比例变化关系。STIRPAT模型是一个随机模型,STIRPAT模型和弹性系数的应用,解决了实证分析中如何检验各驱动力变化对环境变化的影响。STIRPAT模型可以分析各种类型人文驱动因子对环境压力的影响。

建设用地资源空间集聚对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机制

空间集聚是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研究建设用地资源空间集聚对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为省级政府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提供地理学方案。本文首先构建了以建设用地空间集聚为核心的Kaya恒等式与ImPACT恒等式,作为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借鉴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测算了减污降碳协同水平,并用赫芬达尔指数等识别省域建设用地空间集聚,借助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两者的关系。研究发现:(1)建设用地规模对减污降碳产生负向协同效应,但其空间集聚有助于产生减污降碳正向协同效应。(2)建设用地空间集聚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减污,另一方面通过能源节约降碳;而技术创新在建设用地空间集聚促进降碳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遮掩效应。(3)建设用地空间集聚对减污、降碳及减污降碳协同分别呈“U”型、倒“U”型和“U”型的驱动过程,但促进作用占主导,当建设用地空间集聚达到一定水平,将产生减污降碳正向协同效应。(4)建设用地空间集聚对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在东中部地区有助于降碳,但未实现减污,进而未产生减污降碳正向协同效应,西部地区有助于减污和降碳,并产生了减污降碳正向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