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存空间与客观秩序——对康德“反驳唯心论”的斯特劳森式误读的辨正

康德在“反驳唯心论”中提出一个致力于抗衡对外部世界现实性的怀疑的论证。斯特劳森在《感觉的界限》中引入了“空间是持存的”这一命题来理解康德的论证。斯特劳森的这一解读影响深远,也成了康德解释界的惯有模式,并构成英美学界诸多争论中的主要议题。通过论证分析和概念分析表明,斯特劳森对“空间是持存的”这一命题的理解中隐秘地包含了对外部世界对象之现实性的假定,因此将这一命题引入“反驳唯心论”的论证之中的做法将使得整个论证变成循环。“空间”在康德本人的“反驳唯心论”论证中只是一个附加的描述词,不能充当充足的论据的角色。

行动者因果性、能动性与合理性——一种康德式回答

自由行动包括能动性与合理性两大要素。有两种解释自由行动的理论:理由因果主义与行动者因果性。相较于理由因果主义,行动者因果性能更好地说明能动性。解释自由行动,不仅需要说明能动性与合理性,还需要阐述二者的关系,然而,最有代表性的两类行动者因果性模型都无法调和二者。克拉克的行动者因果性模型会削弱能动性,奥康纳的行动者因果性模型会遭遇理由二难质疑,无法说明合理性,二者的共同缺陷在于预设了行动者的能动作用与理由相分离。一种康德式行动者因果性主张,为行动提供合理化解释的基本理由根植于行动者的本性,因此行动者施展能动作用的同时,也在提供理由。康德式行动者因果性可以有效调和能动性与合理性,从而解释自由行动。

儒家“乡愿”批判的再审视——兼以康德“道德哲学”为视角的探讨

通过对传统儒家“乡愿”内涵与外延的深入剖析,可以发现儒家无法由外而内地判断“他者”乡愿之“实”,且在儒家家本位视角下,“愿”者之种种表现往往被冠以孝悌之名,但扩大到“乡”之范围却变成了众矢之的,这其中所折射的是儒家的道德哲学问题。从康德的“自由意志”与“定言命令”观照,可以发现其对于乡愿的判断是由“自我”出发的,而如果乡愿不能推广到普遍的“乡”中,那么不能也不应该在“家”的小范围中践行。此外,康德的道德哲学洞见了“根本恶”的存在,并为“第三种”乡愿提供了存在论的辩护,而儒家则显然缺少对“本心”“本性”自明性问题的反思。

道德生物增强的康德伦理学辩护及其困境

道德生物增强(moral bioenhancement,MBE)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可以干预、修复人类的道德心理、道德认知、道德情感,从而增强人的道德动机和道德能力。MBE通过消除人性之恶和增强人性之善达成自我完善,这与康德伦理学不谋而合。在康德伦理学视域中,MBE作为一种不完全义务之自我完善的自由选择,它不但没有损害人的尊严和自由,相反,MBE增强了人的理性行动能力,为道德行动者借助MBE从情感和认知弱点的支配中解放出来提供了辩护空间。但与此同时,MBE康德伦理学辩护也存在四个困境:道德生物增强的还原论困境,道德生物增强的自由悖论,道德生物增强对自我同一性的威胁,道德生物增强自我家长主义独断。在此基础上,通过MBE康德伦理学的实践场景想象,进而分析康德伦理学能否为体育竞赛增强和基因美德工程进行辩护,探讨超级生化运动员和制造更加具有德性后代的伦理复杂性。

康德对优美与崇高的双重规定及其根据

康德对优美与崇高的理论考察,具体体现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和《判断力批判》的理论建构之中。通过实用人类学与批判哲学的考察方式,康德前期与后期美学思想关于优美与崇高概念的规定显示了内在的区别。这种对优美与崇高的不同规定,深刻地表现了基于经验论原则的“价值论规定”与基于先验论原则的“知识论规定”之间的思想差异。康德对优美与崇高的不同规定,揭示了优美与崇高概念既对民族文化生活的审美价值判断具有积极意义,又对美学的纯粹理论建构以及审美关系的探索具有规范意义,因此,他启示美学必须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持久的理论关注。

马克思论剥削:基于康德视角的分析

尽管研究卡尔·马克思的学者们对剥削概念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但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最佳概念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本文试图借助康德的伦理学理论来推动这场争论,其目的是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者提供康德伦理学的基础,以解释他们何以本能地相信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正义性。除了使用目的公式本身来发展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康德式表述(这反过来又与学者们在马克思理论中发现的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三个主要概念进行了比较),本文还提出了反等级制的慈善资本家的概念,他们虽然缺乏超越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动机,但仍然愿意放弃一些不利于工人的收益并倾听工人们的意见。

正义的和平如何可能?——康德《永久和平论》与罗尔斯《万民法》的批判性解读

本文从政治伦理的视角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罗尔斯的《万民法》这两篇重要的文本作了批评性的解读和比较,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即,只有平等的人权真正优先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人类世界之正义的和平才有可能。就此而言,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虽然过于理想化,却比罗尔斯的《万民法》更具有普世意义,因为后者对自由国家甚至是自由政体的过度偏执,妨碍了其对民族文化差异与国家政治差异的宽容。尽管罗尔斯本人宣称《万民法》仍然遵循着《永久和平论》的思想理路,实际上却是康德立场的退却。

追求理性尊严与独立价值的技术实践——康德技术实践思想研究

为了澄清人们对实践的误解,康德划分并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实践,并用"道德地实践"统摄"技术地实践",使技术实践成为理性的体现和人类追求"至善"的活动。康德在理性的旗帜下,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将重心从自然转向了人,强调人在技术活动中的能动性,完成了认识论领域的转换,"将颠倒的东西又颠倒了过来"。在他的目的论之下,在自然与理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沟通了此岸与彼岸世界。尽管康德对技术实践的见解仍有缺陷,但他的理性精神对其后的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德和杜威教育思想比较——从哲学到教育或从教育到哲学?

18世纪末,从哲学视角出发,康德以深刻的哲学思辨为"教育学"这门学科赢得了三尺讲坛。高瞻哲学俯瞰教育,康德不仅仅成了一位举世瞩目的哲学家,也成了一位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家。20世纪初,扎根教育面朝哲学,杜威成为进步主义教育的奠基人,也成为美国本土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文章试图从教育视角、教育理想、教育起源、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育阶段以及道德教育等方面来解读康德和杜威的教育思想。深入分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从哲学到教育、从教育到哲学,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康德和杜威教育思想,有助于我们透过种种现象看清教育前进的方向,更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教育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试辨康德界定审美活动的偏误

康德从其人学研究的总体出发定位审美活动,虽然拓开了超越前人的新视界,但是他对第三《批判》究竟是作为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合题还是作为中介环节自己也长期存有犹疑。由于康德首先关注的是体系的建构而不是研究对象本身,专心一意要沟通自然与自由、知性与理性等对立领域,将诸范畴之间的平行关系与层次关系混合为一体,因而造成其论述的某些偏误。审美学必须从康德走向黑格尔,真正以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才有可能顺理成章地解决康德美学遗留下来的系列问题。

目的论与自由:论康德的政治哲学

康德的政治哲学以目的论为基础,即"人是目的",大自然隐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普遍法治下的公民社会,实现人的尊严和自由。康德政治哲学具体表现在"政治自由主义"和"理想的世界主义"两方面,这是其目的论在政治法律层面的落实。康德政治哲学是近代启蒙政治思想的总结和展望,其纯正的自由主义精神和普遍法治下世界公民的理想,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泉。

康德哲学思想佐证生态女性主义质疑

以凡.普罗姆伍德对二元论特征的描述为参照,考察了威尔逊对康德的评价。威尔逊认为,康德不是一位二元论者。可通过细致分析后可以发现,康德思想中至少体现了人类/自然、人类/动物以及文化/自然这三组对立,应该是一位二元论者。康德的哲学思想与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相去甚远,因为生态女性主义旨在揭露并瓦解二元对立,以康德思想佐证生态女性主义的做法应该属于对经典哲学的滥用。

浪漫主义的哲学根源——康德艺术论及其影响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认为浪漫主义的哲学主要源自康德。阐释康德的人类学艺术观点以及其对艺术分类学观点,试图厘清艺术本质的问题,旨在说明康德关于艺术的观点对19世纪浪漫主义思想与20世纪有关形式主义艺术理论的影响。

行为艺术的边界到底在哪——基于康德审美表象论的探讨

行为艺术以人类的行为作为艺术对象,但行为是人类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凝结了确定的社会、道德意义,天然存在道德认识和审美表现的冲突。康德审美表象论把审美活动与认识活动区分开来,指出审美表象的一般规定性,为界定行为艺术带来启发:就艺术对象来说,行为艺术的对象是行为而不是身体;从情感角度看,行为艺术的行为要出乎常理入乎情理;在内容方面,行为艺术中的刺激和魅力因素只能是次要、辅助性的。三者共同构成行为艺术的限度。

康德“笑论”与喜剧观念的转折

从柏拉图直到霍布斯、笛卡尔,“缺陷—鄙夷”说统治着人们对笑的看法。康德从笑的对象和笑的心理进行研究,颠覆了这种学说,建立起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性—同情”说,引领了西方喜剧观念的转折,对席勒、黑格尔乃至卡西尔等人的喜剧观具有深刻的影响,为人们理解喜剧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康德责任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关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倒序解读

如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位有系统理论体系的道德哲学家一样,关于人的基本看法是康德责任论伦理学的基本出发点,其理论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康德关于人的基本看法的合理性。康德通过强调人是有理性的东西,从类的角度深刻合理地揭示了人有自主能动性这一本质属性。基于这一判断,康德将人的自主能动性,也即人的意志自由作为责任论伦理学的基础。

康德自由主义的卢梭起源

卢梭从善良情感出发,用"社会状态中的自由"观念弥补了洛克的"天赋自由"观念,并在其中注入了平等的要求,这是对17世纪以洛克为首的英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康德则从先验理性出发,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公意理论、平等观念、人民主权等许多方面,秉承卢梭意志,试图消弭卢梭自由主义理论的危机与困境。

康德主体教育思想辨析

康德批判哲学体系的基本精神是理性和自由,其根本目的在于回答"什么是人"的问题。同时,贯穿康德批判哲学体系的主体思想也是康德主体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康德主体教育思想超越了此前的同类思想,具体体现为:教育以培养"成其为人"的人为教育目的;道德教育通过发展理性,遵守自身的道德律,实现自己的自由;以心理学、道德的教育和教育实验为基础的智育培养儿童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康德与施莱尔马赫至善学说评析

至善问题或者说德性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康德和施莱尔马赫伦理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二人对该问题的看法却迥然不同。康德论证了德性和幸福虽然具有不同性质,但是仍然可以作为至善的两个要素达到协调一致。施莱尔马赫严厉地批判了康德把二者联结起来的做法。他认为德性与幸福是相互冲突的,至善只有排除经验性的幸福要素,与道德法则相一致,才能真正有意义。康德和施莱尔马赫的至善学说都既有深刻的洞见,又有明显的缺陷,比较二人观点的得失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德性与幸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自由与权利:康德法哲学的先验线索

针对国外最近对康德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种种议论， 本文指出， 康德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建基在两个相互联系却又不可归约的论据上的， 即自由和权利的原则。尽管康德没有明确论述这两个论据间的内在联系， 但它们确是体现在康德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中的根本原则。因而，